传播中国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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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初，美国本土汉学家费诺罗萨发表关于汉字的长文，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对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同一观点先后两次作出态度迥异的评判。刘若愚与费诺罗萨的“汉字”邂逅显现出刘若愚汉学研究注重深层次对话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学术诉求，对此一学案的清理与细绎对当下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均具重要启示。
关键词：刘若愚；费诺罗萨；汉字；海外的汉学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
海外汉学，作为国外学者研治中国文化的一门学问，因与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有着共通之研究对象，故可视为中外文化交通、中国文化海外传布的重要路径。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观瞩较早如莫东寅之《汉学发达史》，然系统与规模性的爬梳与研治则当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文献译介始，而后步入学术史梳理阶段，进而在坚守“本土意识”基础上初步尝试与海外汉学展开对话。但如何有效地进行对话，继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下推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此无疑是当下海外汉学研究所亟须回应的问题。藉于此，本文尝试以刘若愚与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二度邂逅”为个案，揭橥这一学案对于国内的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某些启示。
一、二度邂逅的过程描述
刘若愚（JamesLiu，一九二六—一九八六），美国华裔学者，早年负笈海外，后寓留美国高校任教；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一八五三—一九○八），美国本土汉学家、东方学者。二者同为二十世纪知名汉学家，但生命轨迹并无交叠，此处“二度邂逅”是指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文中所提出的关涉汉字的同一汉学观点先后两次态度迥异的评断。费诺罗萨长期旅居东瀛，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以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与英国文学。与此期间，亦致力于探究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并曾在日本汉学家森槐南（KainanMori）指导下研习汉语与汉诗，希冀为西方文学艺术寻得某些东方资源。正如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Pound）所言，“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了东西艺术之间异同的比较。对其而说，异国的东西总是颇有裨益。他盼望见到一个美国的文艺复兴”。①费诺罗萨通过对东方文艺差异性现象的观照，试图探寻一种诉诸于视觉的形象语言，抑或说是一种视觉诗，从而使得读者可以自由体验艺术家的独特匠心。在费诺罗萨观来，艺术需要的是综合思维，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维。综合性思维不需要抽象语言，而是需要一种包孕性的语言；一些富于趣味、意义隽永的语词，其中心充荷着丰富的意义，一如原子之核，爆发后向广袤无垠的的四周放射光辉。在费诺罗萨看来，西方的拼音文字由于受制于语法、逻辑等要素，故而过多地重于分析与抽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有一个栩栩如生、可触可见的感性世界，本身即是一首天然的诗。于是在临终前不久，费氏写下了题为《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TheChineseWrittenCharacterasaMediumforPoetry）一文，对汉字的所谓“形象化”大加称道，指出“汉字的表记远不仅仅是任意的符号，其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shorthandpicture）”②，自然是不断运动的，因此汉字呈现的是自然物体运动的图画。费氏进一步举例说，意为“说话”的表意字“言”，是“一张嘴”，有一个“二”字和一团火从中飞出；而意为“困难地生长”的表意字“芚”，是“一棵草带着盘曲的根”。尤其是，当我们从单纯的起始性的图画进到复合字时，这种存在于大自然和汉字中的动词品质，便更为引人注目，更加富于诗意。在这种复合中，两个事物叠加并不产生第三物，而是暗示两者之间一种根本性的关系。例如，意为“集体用餐伙伴”的表意字“伙”是一个人加一堆火；“春”字的字形显示了太阳底下万物萌发；“東”表示太阳的符号绞缠在树枝中。“男”是“稻田”加上“力”；“洀”是“船”加上“水”，水波。
费诺罗萨此文及其他一些手稿后由其遗孀交付诗人庞德整理，发表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评论》上；一九三六年，庞德又在此文前附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将之以单行本形式刊行。经庞德大力扇之，费氏这篇文章成为蛮声文坛的名文。经由诗人庞德的介绍和推广，费氏的观点对英美诗人和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如华裔汉学家刘若愚。汉字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的构词原则和句法结构，从而影响到汉语的表达方式，鉴于汉字在汉语乃至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诗学》（TheArtofChinesePoetry）一书中，刘若愚指出以东方学者费诺罗萨和诗人庞德为首的西人对中国汉字的认知存在着严重误读。他说，汉语使用的是方块字，而非字母组合成的单词，这的确是汉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形成了汉字皆为象形的，抑或是表意的成见。这一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费诺罗萨和庞德的影响。
为批驳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舛误，刘若愚考察了汉字结构的规律。传统的汉字构成有六条原则，即所谓的“六书”（thesixgraphicprinciples）。刘若愚指出，在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中，最后两条原则“转注和假借”是已有汉字的扩展使用，而不关乎新字的构成。这样，事实上，有关汉字结构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条基本原则。因之，与此相应地亦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纯粹象形字、纯粹表意字、复合表意字以及复合表音字。属于前两种类别的汉字为数不多，但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或者为普通的物体（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类似数字、上、中、下等），故而易给西方人以错觉，似乎它们不在少数。其实，汉字的绝大部分属于带有音符的最后一类。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据象形原则所造之字，大多数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征，它们现在的字形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处已所剩无几。据此，刘若愚指出，费诺罗萨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①即是说，将汉字视为自然运动的速记式图画的观点是对汉字的严重误读，因为大部分汉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然而吊诡的是，在时隔二十五年后的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Paradox—Poetics）一书中，刘若愚却陡然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并为费诺罗萨“翻案”。刘氏说，中国古代“人文（文字或文学）对应于自然之文（图文、结构，包括星座、地形构造、动物之皮毛花纹），二者皆为宇宙之道的显现”②。在该书中，他以为中西语言之间泾渭分明，并反而盛赞费诺罗萨直觉到汉字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与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将写作视为对口语的模仿，故而也就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剥离开来。
刘氏认为中国作家通常并不着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即便区分亦是倾向于后者。与西方存在的“语音中心主义”相比，中国对于文字的偏好或许可称为“书写中心论”（graphocentrism）。刘氏本人亦意识到这一评判与其早前对费诺罗萨的诘难大相径庭，但其坚持认为这与其在《中国诗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矛盾，只不过“由于情况的改变，我的重点有所转移。我当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数汉字都包含着一个语音因素；而我现在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包含着语音因素，人们可以不知其读音而知其意”。③
二、二度邂逅的时代动因与理论启示
刘若愚对费诺罗萨评判态度的逆转以其自己的话说即是“由于情况的改变”，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么“彼时”与“此时”又分别是何时，又是何种时代动因驱动刘若愚学术注意力的迁移？对这一问题的解析之于寻绎与海外汉学有效对话的相关策略，进而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颇具启发意义。
第一，通晓学术史是展开对话的前提，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第一次批判即是在西方汉学史坐标系中进行的。尽管西人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MarcoPolo）于十三世纪便已经到过中国，并留下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其他西方旅行家亦曾有过另外的游记作品，但此仅可称之为前汉学时期；一般还是应将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等的入华视为西方汉学的一个正式的起点，距今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而若是将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正式设立汉学教授的席位，看作是专业汉学或曰学院汉学之标志，则由最早之一八一四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席算起，汉学也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开展海外汉学研究，断章取义或者见木不见林，单作孤立的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熟稔几百年来的西方汉学史，以之为立论与评判的坐标系。刘若愚对费诺罗萨关于汉字形象说的第一次批判即是在西方汉学史语境中展开的。
西人对汉字特征的观瞩较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时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迥异于拼音字母的中国语言文字。耶酥会士利玛窦便断定“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④“模棱两可”性使得来华西士沉迷而困惑不解，将汉字视为“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⑤、“数不尽的丑陋的图形”⑥。美国汉学家何天爵（ChesterHolcombe）在《真正的中国佬》中所言更为详致：“随便解剖一个这样的汉字，你就会发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已经包含了它们组合之后所要表达的思想概念。那些古代中国的发明者们虽然成功地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具体‘化’进了这些合成字当中，然而这些字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很笼统，不够准确，甚至难以让人理解，荒诞可笑。”①
以上撮其大旨，不外乎是“像所有其他同‘不开化的中国人’有联系的事物一样，他们的语言也是落后的”。②可以说，在费诺罗萨之前，西方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即与记录声音的西方拼音文字相对的中国文字，由于不表现个人的声音而只是以符号再现观念本身，于是便成了发育不全的语言的典型。“正是这种外在的语言形式用它那不透明的外在性遮蔽了声音，遮蔽了内在的言说，遮蔽了‘纯粹的自我’，而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就是这种有缺陷的书面文字的范例”。③
同是对于汉字的象形与会意，尽管费诺罗萨一反西方汉学界的流行观点，由贬斥转为赞美，但对汉学史了然于胸的刘若愚担心费诺罗萨的观点为持汉字低劣论者所挟持，反而以之为进一步攻击和丑化汉字乃至中国文化的口实，故此其极力批驳费诺罗萨。而当时间年轮转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汉字观进行第二次审视时，西方思想界正盛行解构主义思潮，而费诺罗萨对汉字的解读成为西方学界反思“语音中心主义”的支援性资源。刘若愚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则体现出与海外汉学对话的另一基点与诉求：密切追踪西方文化思潮，借“西风”以传播中国文化。
海外汉学研究，译介与介述绝非终极诉求。反观目前我们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处于翻译与介述层面，④如王元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以及李学勤、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等相继翻译与介绍了大量海外汉学研究名著；国内几本专业性汉学研究刊物，如《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亦刊登了大量译介类文章。如前所述，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系统关注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短短三十余年内，整个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资料的整理与译介，简易可行的描述与概括非但必要，也是研究所无法规避的一个阶段。可以说，这些实绩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泯灭。但为推进海外汉学研究，相关学者亟待由译介者和综述者上升为研究者与对话者，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从终极目标观来，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担负着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绍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但在目前西强我弱的形势下，“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问题，亦非一厢情愿的简单推介，而必须要对国际接受者的兴趣、爱好、习惯与需求进行一番细致而全面的考量，要重视域外不同时期的文化接受语境，以便于充分地相时而动，乘势而行。刘若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而对费氏观点加以肯定与赞赏，便是在当时西方盛行的解构主义文化思潮下，意欲借“西风”以传播中国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于七十年代中期传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其后风靡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解构主义致力于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比如德里达（JacquesDerrida）便提出了“书写”理论，并在《论文字学》一书中，认为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文字造就并丰富了语言。文字并不是语言的附属品，相反，是语言的创造者，进而宣称“一切皆是书写”（alliswriting）。⑤依照德里达的说法，西方拼音文字作为对生动声音的完整复制，镌刻着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赋予言说以高于文字的特权，把逻各斯的真理视为“声音和意义在语音中的纯粹统一。相对于此种统一，书写文字始终是衍生的、偶然的、特殊的、外在的，是对能指的复写。诸如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所言，是‘符号的符号’。”①而在非拼音文字的中国汉字中，德里达发现了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的强大文明运动的明证，而赋予德里达灵感与启迪的思想原动力正是费诺罗萨和庞德对中国象形字和会意字的独特解读。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良愿，此时刘若愚转而大力褒扬费诺罗萨，希望藉汉字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差异性来扭转汉字乃至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西方的劣势，提升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让西方人意识到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可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甚至更具某些优越性的！刘若愚作为旅美华裔学者，与中国文化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其汉学研究始终围绕着构建中国正面形象和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而进行。
就美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史而言，旅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与具有西方文化血统的本土汉学家构成了辉映与激荡的学术景观。同样，他们也担负起了汉学研究的学术使命。不同于本土汉学家，华裔汉学家身处中西文化的交界地带，虽饱受“西风美雨”之培育，但其文化之根却扎在中国，这使得他们的海外汉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本土情怀，在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汉字认知前后态度的转变中很明显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笔者所目及，其他著名的美国华裔学者，如以抒情说对举西方叙事传统的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以道家美学对抗西方文化的叶维廉，提出“汉学主义”以使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保持警醒的顾明栋，编纂汉学文献而嘉惠学林的张海惠等等，莫不如是。反之考察一下我们目前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汉学“已经被提升到一门独立学科的高度”②。然而近些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大声疾呼为海外汉学“落户”，但实际情况是海外汉学尚未被设立为一门学科。毫无疑问，某项学问学科化有利于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更为系统而完善地培养相关人才。而且，若“海外汉学”可作为学科建制和教育，必然可以更好地植入民族意识与本土情怀这一价值核心。总之，海外汉学，作为学术研究抑或一门学科，其终极使命不能缺少深层次的对话意识与对本国文化命运前途的关怀，这是一个价值立场。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海外汉学开展对话，是为了藉此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我们回顾刘若愚与费诺罗萨的汉学学案所得出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三、“海外的汉学研究”概念的引出
由上述个案可细绎出三个相关性概念，即“海外汉学”、“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的汉学研究”，对于后两者尤需在此做一厘清。“海外汉学”如前文所言，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一说法目前国内学界基本达成一致，似毋庸喋述。而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有学者认为指的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层面”③。此处“我们”显然是对中国国内学者而言，如此即所谓“海外汉学研究”是中国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在此一界认中，因将研究主体囿于“我们”，故恐失之周全，因其忽略了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另一支重要构成部分——“海外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史表明，“海外汉学研究”以地理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块即所谓的“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即“国内的汉学研究”；另一块即海外以汉学家和国外其他相关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群对汉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我们可称之为“海外的汉学研究”，这是一份目前尚不为我们所关注或者说国内学界尚未清晰意识到的重要学术资源。事实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历史久远，成果丰赡。可以说，海外汉学一经诞生，其后便在海外出现了汉学研究。具体言来，海外汉学家在同行间常开展以书评、论著或论战为形式的学术互评。某一观点被提出后，会在海外汉学界内部引发赞同、反对或修正的声音，此方面的例子甚夥，自不待一一枚举。①单以文学研究领域观之，名盛者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围绕后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展开的论争；名不甚彰但意义亦重大者如本文所论之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汉字解读的批判。汉学家具备相关学科的深厚学殖，游弋于西学与中学间，且兼具独特的外语优势，而这些学术品格正是我们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者所匮乏或欠缺的，故而他们的汉学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之于目前国内同行在成熟度与有效度方面颇能胜出一筹。这可由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批判窥得一斑，而其中所体现出的深度对话意识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价值诉求，尤其值得国内汉学研究者引为借镜。总之，海外的汉学研究、国内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三者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实际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对应于海外汉学，在地域上可大致划分为英美、欧陆、东亚、苏俄、澳洲等五大板块，细考各板块内部或各板块之间汉学家或相关学者围绕汉学成果所展开的学术批评，非但可以提升当前国内的汉学研究水准，进而可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寻得可行性策略与方法，此无疑应引起当前国内汉学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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