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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研究札记之文化论文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是一篇重要的关于沈万三及其家族的考证文章。说该文重要，是基于如下的原因：
一该文内容比较全面。从沈万三致富到沈氏家族的“覆败”，从沈万三生卒至沈氏家族一些成员的行事等等，都有涉及。
二发表较早。该文发表于1999年，紧接在苏州发起第一次沈万三研究高潮，出版论文集《江南巨富沈万三》之后。
三作者已故顾诚先生，是著名史学家、南明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为该校历史学科带头人。据他的一位朋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介绍，顾先生治学、撰文十分严谨，文中曾用成语“竭泽而渔”形容顾先生搜罗资料范围之广、功夫之深。
四该文发表于著名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该刊一度曾是晋升教授的“门槛”之一——有高校在评审史学教授职称时，曾规定必须有若干论文发表于该刊——可见该刊学术地位之崇高。顾先生关于沈万三的文章在该刊刊出，就是该文重要性、权威性的一种体现。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较长。全文分四大部分：一为《前言》；二是《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其中又有“沈万三家族的基本情况”、“从相关人士的著作来考察”、“沈万三生卒年均在元代的依据”等三个小标题；三是《沈万三家族的覆败》；四为《余论》，又分成“沈万山家致富的原因”、“有待于继续探讨的问题”两部分。
笔者初读该文印象较深的是《前言》中开头就说“沈万三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近年来，更掀起了一股沈万三热，他住家的地方周庄——今属太仓市，成了旅游胜地。沈万三故居——沈厅（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整修过的）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镇上小店里卖的‘万三蹄子’、‘万三饼’，更使旅游者于大饱眼福之余增添了口福。”
很明显，熟悉周庄旅游文化的人一看就知道，顾先生这三四句话里就有两个错：沈万三家所在的周庄，在昆山市，并不是“今属太仓市”，太仓与昆山并级，都是苏州市管辖下的县级市；说“沈万三故居——沈厅”也是一错。顾先生的这个错，与文化学者余秋雨的完全一样，有人因余秋雨的这个错，特地作文批评。沈厅的确不是沈万三故居，而是沈氏后裔在清乾隆间建造的。笔者曾在沈万三研究札记之八《沈万三居所是沈厅》文中称，这样的小错，不值得特别作文批评，因为这只是一翻书就能解决的事。笔者现今仍持类似看法——顾先生这俩错只是无伤大雅的瑕疵，丝毫不会降低其《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的学术价值。这里仅顺带指出而已。
令笔者印象真正深刻，并引起重视的是该文中关于“史学界连沈万三及其家族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的观点。顾先生这一结论是那么地斩钉截铁、居高临下，让人领略到了顾先生生前那种很有些俯瞰下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学界泰斗风度。因而对顾先生该文再三认真阅读，他文中的主要相关证据是：
1、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六《旧事》有“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而此记载又来自明莫旦撰于弘治元年的《吴江志》；
2、元末明初人王行撰《沈荣甫墓志铭》有“荣父，姓沈氏，讳荣，世为苏之长洲人，考富（即万三——顾注），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顾注）春正月闰之甲申，卒于国朝洪武九年（1376年——顾注）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的记载；
3、沈达卿是沈万三的儿子。等等。
然而，顾先生却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文中开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证明王行所撰《沈荣甫墓志铭》提到的“考富”——沈荣之父沈富，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前，即在他儿子沈荣去世之前即已亡故。其实在这个已经十分清楚、明显的问题上是不值得旁征博引的——该墓志铭中的文字已经明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提到这位沈荣之父时，一称“考富”，二称“先君子”。古时“考妣”一词，可称在世的父母，《尔雅·释亲》：“父曰考，母曰妣。”郭璞注引《苍颉篇》：“考妣延年”，也可称去世的父母，《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而“先君子”一词则专指已去世的父或祖父。现这两个词同时用于文中称呼沈荣之父，不就明白表示沈富死于他儿子沈荣之前？
顾先生的核心观点是“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所以，笔者认为，判断顾先生运用他提出的那么多证据进行的考证是否正确的最重要的“关节点”，是《沈荣甫墓志铭》中所说沈荣之父沈富是否就是周庄的那位字仲荣，号万三公的沈富，也就是笔者曾在沈万三研究札记之一《两个沈富值得关注》中提出的“尹山沈富”与“周庄沈富”是否是同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许多相关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他的核心观点也就成立了，也就令人信服了。
可是，在论证关键的“尹山沈富”与“周庄沈富”是否是同一个人时，顾先生却是相当乏力。一开头，在引王行《沈荣甫墓志铭》时顾先生就已经先入为主，将“尹山沈富”直接视为“沈万三”说：“考富（即万三）……”。其实原文中并无“即万三”的注解，这是顾先生自己加的注。所以，现今笔者在引用顾文时，只好添上“顾注”二字加以说明——“即万三——顾注”（下文凡见“顾注”的，都一样），以免读者误认为该注是墓志铭作者王行的原注。
其实，正如笔者在沈万三研究札记之一《两个沈富值得关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王行本人在他有关沈氏诸文中始终未提到或说明“尹山沈富”就是“周庄沈富”。说“尹山沈富”就是沈万三的，也不是王行本人，而是为王行写传的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苏州画家杜琼，他在《王半轩传》称“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所以，这已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离沈万三之后50年左右的观点了。
由于杜琼《王半轩传》文中说了“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顾先生就“趁热打铁”地提出：“目前我们能确定沈万三至少有三个儿子，即沈荣、沈旺、沈达卿（正名不详）……”
作为一位对资料有“竭泽而渔”好习惯的史学家，顾先生在考证时，当然也运用了现今人们研究沈万三时常用的《故沈伯熙墓志铭》、《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按顾先生自己说，这两篇墓志铭，前者是“可靠史料”，后者“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主要材料又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且前者“印证并且补充了沈玠提供的沈汉杰行状中关于沈家的基本情况”。
于是，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顾先生结论说：“沈富（万三——顾注）的儿子有沈荣、沈旺，但是沈万三的儿子不止两个，他的后裔情况仍然不大清楚。上引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到明朝洪武年间，‘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注：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五六《旧事》）。这里提到的沈茂看来并不是沈荣，因为王行撰《沈荣甫墓志铭》中没有提到他出仕于明，任广积库提举，而且早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那么，沈茂是不是下面说的沈达卿抑或是误传呢？现在还说不准。” 至此，人们有点给顾先生弄迷茫了，沈富究竟有三个还是两个抑或四个儿子？前面说“目前我们能确定沈万三至少有三个儿子，即沈荣、沈旺、沈达卿”，后还强调说“但是沈万三的儿子不止两个”，但紧接着却又声明：“他的后裔情况仍然不大清楚。……这里提到的沈茂看来并不是沈荣，……沈茂是不是下面说的沈达卿抑或是误传呢？现在还说不准”。顾先生作为作者自己都“说不准”的事，读者难道反而倒能说准吗？
所以，尽管顾先生文中引述了相当多的资料，但要将这些资料作为考证“尹山沈富”与“周庄沈富”就是同一个人的证据，显然还是不够的，或称尚有不足之嫌。顾先生勉为其难，虽然多方论证，做得很累，效果还是不理想，且论证过程中还出现了厚此薄彼，“不平等”对待古人的情况。
晚沈万三50余年的明正统年间苏州画家杜琼说“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符合顾先生论证需要，就毫不怀疑地被全盘引用。与沈万三同时期的刘三吾关于沈万三情况的介绍，是同代人说同代人的事，应是很可靠的，且他撰《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还有沈氏后裔提供的“行状”作依据，就应更可靠了。但由于刘文中说了“周庄沈富”与沈贵兄弟俩的行事，不符合顾先生论证自己观点的需要，就批评刘三吾这位翰林学士——“由于入朝较晚，他在侍从时固然可以听到朱元璋夸奖‘吴中沈氏’，但对‘国初’（即洪武初年）的事情就未免隔膜，把沈万三的两个儿子向朱元璋献上大批金银误认作沈万三兄弟并不奇怪。”
在顾先生眼中明初的这位刘三吾先生确实老糊涂了。但据记载，刘三吾入朝虽晚，但入朝前也不是湖南乡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三家村冬烘，而曾是信息灵通的官场中人、文化人，所以他入朝时虽已年过七旬，但对时事一点也不“隔膜”，很“拎得清”，因而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授以官职，且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的“南北榜”案中，这位著名的、时年85岁的“洪武老儒”作为主考官还成了案中主角，是明初有名的“老来青”。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中所说沈万三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根本不会比王行介绍“尹山沈富”逊色，而超过杜琼“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顾先生因之认为沈达卿之父就是“周庄沈富”的说法是理所当然的。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很可能人们会问糊涂的究竟是哪位。
由于顾先生在文中一开头就认为“尹山沈富”就是沈万三，事实上已将之与“周庄沈富”等同起来，而认为这两人就是同一个人无需证明了，因而对于王行所撰沈氏诸文中的一些“要紧言词”也就统统视而不见了。如王行撰《清安堂记》，开篇就说：“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而撰《沈荣甫墓志铭》时，开头则说：“荣父，姓沈氏，讳荣，世为苏之长洲人，考富，妣曾”。沈达卿祖籍“东阳”，沈荣祖籍则为长洲，现顾先生将这两位祖籍不同的人硬要结成亲兄弟，都做“尹山沈富”的儿子，有点吃力、有点不妥，难道不是意料中事？
正如在沈万三研究札记之一《两个沈富值得关注》文中笔者指出的那样——“如何正确判断周庄沈富，字仲荣——沈万三、周庄沈达卿、尹山沈富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两个沈富是否就是同一个人等问题，不仅引人感到兴趣，而且必将成为今后沈万三研究中的课题之一”。所以，在目前资料不足限制的情况下，不必强将“两个沈富”当作一个人，至于“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的说法也可暂且缓行。
顾先生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文中，对“沈万三家族的覆败”、“沈万山家致富的原因”等问题，也有不少精辟、精彩的阐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展开，留待以后另文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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