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译者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论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力的日益强盛，对外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中国翻译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汉译外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对外尽可能准确译介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以达到让外国读者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目的。文章试图通过中国一古诗词中“东风”一词的翻译处理方式来阐述这一问题。
论文关键词：文化译介；译者的责任；文化交流与融合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日益便利，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要融人他族文化，使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就少不了译介活动。而作为译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翻译工作者，对此有着首当其冲的责任，即翻译中对文化传播的责任。翻译研究经常会遇到诸如艺术与科学，形式与内容，创作与模仿，作者与译者的矛盾。愈来愈多的翻译研究者发现这些矛盾的解决，仅从语言学理论，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是不够的。这在涉及到文学翻译，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内涵时就显得尤为突出。近二、三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如法国的亨利梅肖尼克、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我国的王克非、刘宓庆等，开始注重对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进行研究。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与翻译文化观的逐步建立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转向”。如刘宓庆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翻译中不可能不存在文化的障碍。”于是语际间跨文化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换、民族问相互冲突的文化习俗的译介处理等问题近年来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下文将以李煜的词《虞美人》中“东风”一词的两种不同翻译处理方式为例来谈翻译中文化传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然后就此论述中国译者在翻译活动汉译外的重要性和其对中华民族文化译出的责任。
二、“东风”二译法的.原因
很多译者曾经翻译过李煜的词《虞美人》，其中对“小楼昨夜又东风”一句中“东风”一词的翻译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就翻译处理方式而言，徐中杰先生和许渊冲先生都采取了意译的手段。两位译者都没有将“东风”直译为eastwind，而是采用了相应的变通手段。前者将其译为springbreezes后者译为velTlalwind，均为“春风”之意，读来也似乎美雅。
为什么词的“东风”在英译时变成了“春风”了，而没被直译为eastwind呢?究其原因，不难看出这不过是译者考虑到东西文化差异，不想给译文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麻烦罢了。
众所周知，东西方地域有别。中国大陆东面大海，西依崇山高原，于是东面来风自然和煦温暖，而西面来风则萧杀寒冷；在欧洲大陆，情形则恰恰相反，西面来得是海风，给欧洲大陆以清凉与润泽万物的雨水，东风则来自欧洲内陆的高山大川，多令人生寒生畏。
地域的差别自然会在各自的文化中体现出来，于是相应地在中国文化里，东风象征着“春天”、“温暖”，故有“东风报春”之说，也常见“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之类褒颂东风的诗句。在西方文化里，常受人赞誉的则是西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名诗《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就是明证。
西风之于英国人是暖风，预示着生命的到来。而它之于中国人来说则成了寒风，有诗为证：“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昨夜西风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有趣的是，中国人眼中和煦的东风，在英国人的笔下却成了bitingeastwind(Sam—uelButler)，apiercingeastwind(Kirkup)，akeeneastwind(JamesJoyce)．
以上所述体现出东西文化问的迥然差异，所以中国的译者在译介李煜词的时候，便不敢把东风直译成eastwind。他们唯恐惊吓了译文读者，生怕给外国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译者的用心可谓良苦。
三、对于文化漏译的思考
中国文化色彩浓厚的“东风”在向外译介时变通成了“春风”，是中国译者虑及了外国读者的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困难。可有人不禁要问，当雪莱的诗OdetotheWestWind向中国译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把诗名译为“东风颂”或者“和风颂”了呢?为什么我们中国读者能接受与我们文化本不相符的说法呢?其实，雪莱的OdetotheWestWind之所以被直接译为《西风颂》而未作变通处理，李煜词中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中的“东风”之所以被译为springbreezes或vernalwind，笔者认为其间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因素也跟中国译者的委曲求全的态度有关。
浙江兰溪有一座济公纪念馆，里面有段记录济公的文字写道“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民爱戴。”其旁边的英译文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有人认为这样的译法好，好就好在把中国的济公比作英国文学中的罗宾汉，从而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我却不以为然，济公就是济公，罗宾汉就是罗宾汉。姑且不论他们年龄国籍和肤色的差异，光就二者的形象来说，他们相差得也实在太远了。说罗宾汉同有些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相似可能勉强凑合，但把喜剧形象丰满、大智若愚、于嘻笑间惩奸除霸的济公比作罗宾汉只能让了解其详的中国人哭笑不得，让不明就里的外国读者无缘了解真正的济公进而误读了中国文化。 另外，据说一次周总理陪同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见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明白故事的内容，便提示翻译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于是外国客人马上明白了。为此，人们都称赞周总理机智过人，可我却似乎能感受到周总理机智背后的遗憾与无可奈何。为什么许多中国人了解谁是“罗米欧与朱丽叶”，而中国经典爱情故事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却不为外人所知?为什么在有现场表演帮助理解剧情的情况下，翻译还得借助外国人名作比较才能让国外友人明白?这不正说明了中国灿烂文化的不为人所知，或少为人所知吗。
中国很多的读者不仅知道夏洛克，还知道普罗米修斯；不仅知道伊甸园，而且知道诺亚方舟，这是件好事。可令人遗憾的是有人竟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成Thewisdomofhtemassesexceedsthatofthewisestindividual，把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句子译得面目全非，对中国智者象征的诸葛亮竟然只字不提。好在终于有具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译者，小心翼翼的采取了直译加注的办法将其译为hT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ZhugeLiang，htemastermind．但愿终于有一天，这后面的注不加外国朋友也能领悟其中意义，就像我们一目了然meetone’SWaterlo(遭遇滑铁卢)所指为何一样。
四、中国译者的责任
其实东风就是东风，西风就是西风。译者有译者的责任，读者有读者的义务，谁都不可越俎代庖。那种咀嚼再三的译文事实上是对原文的背叛，也是对读者的不忠。译文读者的习惯当然要顾及，但不要过分，不可忘记译者对源语文化的责任。况且读者也是有知情权的。
细究起来，在汉译英或者说汉译外的译介活动中，很多中国译员之所以显得谨小慎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归化痕迹太重，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已经向外译介的实在是太少了。当然造成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西方人不够重视东方文化的原因(不过该局面正在慢慢改观)，也有中国人妄自菲薄，自己顾虑过头的原因。前者姑且不论，中国有句俗话“人先自重而后人重之”，故此，我们中国译者得承担起向外译介中国文化的责任，翻译的重点应该实现从外译中到中译外的转变。第二点原因就是语言与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存在及“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历史原因决定的。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即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东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也随之成为可能。与之相应地，我们中国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活动中，尤其是在中译外活动中，应该从传统的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大量大胆地向外输出中国文化，努力去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另外，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强盛，必然要求中国的文化输出跟上节拍以让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少一点委屈求全和缩手缩脚，多一点坦诚与率直。东风就是东风，是eastwind而非vernalwind或者其他。即便外国读者开始可能有迷惑，我们也没有必要太多的左右为难，毕竟读者也有自己的义务。这正如当我们不明白什么是vanityfair(名利场)时，也会追根究底的道理是一样的。尽可能完整地译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译者的责任，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无容置疑。
五、结语
巴斯柰特曾提出文化翻译观，他认为翻译应该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该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以文化为单位，才可能在翻译过程中使源语文化在目标语文化里发挥跟在源语文化里一样的功能。如果只注重字面意义而不分析其深层含义，特别是其文化内涵，那么就可能导致文化的缺失，也就无法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如果说巴斯奈特关注的是文化的交流翻译中重要性的话，那么我国译界的有识之士如王宁等关注的更多的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译出问题。他曾指出“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逐步认识到另一种文化(东方文化)的价值和精深内涵，因而弘扬东方文化并使之与西方文化得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已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应该承认我们都期望着当我们直接说出最能体现我们中国文化的“东风”“粱山伯与祝英台”“济公”“诸葛亮”等字眼时，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也能同外国朋友顺畅地交流。而这需要我们译者的共同努力，更多地关注汉译外工作，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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