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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与人格重塑的论文
摘 要：从深层意义上讲，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是在重塑人格。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精神蕴涵上的差异，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哲学渊源。在不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人们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特征，以消除文化交流中的障碍，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人格重塑；语言
任何一种语言，都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所谓“工具性”，是说语言作为一种声音和意义结合的自然代码，可以用来承载信息，表达思想。所谓“人文性”，是说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惟一框架，是一种文化代码。
一、中西人格差异的文化哲学渊源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讲，“人格”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和行为倾向；二是一个人内在的，真实的自我。也就是说，人格是人的特点的一种组织，是个体实际和潜在的行为模式的总和，是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变化的系统。它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在个体的整个生命中不断发展完善。
中西方的人格差异非常明显。中国人一般趋于内向（introvert）——自谦，较少言语，保持虚静；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般趋于外向（extrovert）——直言，敢言，自我肯定。中国人强调群体和谐，尊重权威。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更注重个体与竞争。这种人格差异的形成存在于中西文化的内涵，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哲学背景。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注重“修身”，即指人的自我内心修养。所谓“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还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强调内在精神世界的开发。这一内向探求的精神，导致中国人传统内向的性格。另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维持群体利益是一个重要的规范。与此同时，尊卑之序在中国社会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德标准。如《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说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社会秩序的强大压力驱使个人就范于传统道德文化[1]。这也说明中国学生的谦和，沉默及不愿突出自我的人格特征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哲学背景的。
此外，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和一”为最高境界。纵观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以讨论“天人和一”为中心课题，致使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对事物不甚讲究分析，而是更多的进行直接的描述。因此说中国的文化哲学是内倾性的。
与中国文化哲学相比，西方文化哲学更注重外在的物质世界。在西方文化哲学中，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只有在不断地向外探求，不断地认识和了解外在世界，人才能有从自足的存在转化为自足的存在。而达到人的自足完善则需要借助知识、逻辑、科学以及法律等手段，因而西方文化哲学具有发达的知识论和逻辑学，且科学实证论精神和法治精神贯穿始终。所以在西方文化哲学中，“人”处于中心地位，自然应为人类所用，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精神，同时也造就了英国民族的外向性格。这种人格意识已渗透到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积淀为其民族性的心理内涵的重要部分[2]。与此相对应，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并使之成为其中心。他们鼓励主动性，强调对自我的忠诚和个人责任感，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在西方哲学发展中，自然是人类的认知对象。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其主流无一不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可以说西方的哲学观主要是二元论，而非整体论。这种把自然置于人的对立面的哲学思想使得西方的知识论特别发达，形成分析型的思维习惯[3]。
因而中西文化中人格差异现象在中西方课堂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极少向老师提问，而对待老师的提问，也大多不主动回答。即便被点名提问，他们回答也力求简单；习惯于用“Yes”和“No”这类句式；大多数学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讲话，而是更习惯于听。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课堂气氛通常比较热烈，学生更倾向于积极参与整个教学过程或在授课时随意提问甚至插话。
正鉴于中西文化哲学中的这种人格特征的差异，我们在跨文化交际和教学中有必要对中西文化进行系统的比较、评价和综合，取其精华，洋为中用，通过跨文化交际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更适应新形势。
二、跨文化交际与人格重塑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aslow阐述到：在足够的深度上，发现人的共性和发现人的个性是一致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以上两种过程同时进行。我们了解自己是谁，了解如何成为自己，了解自己的潜能何在，了解自己的风格、节奏、趣味及价值，一句话，了解我们和他人的差异和共性[4]。这说明，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的过程会逐渐培养自己突出的扬弃贯通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展，而且对整体人格的完善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文化交融和理解是一种认识能力，更是一种感情能力，一种“共情”（empathy）能力，即一种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看待和感觉世界的能力。而共情能力也恰恰是现代人格的重要特点。
我们不妨引用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双向性”。“双向性”被视为人格健康的标志。该术语本来是针对性别倾向而言的。指那些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都比较突出的人，普遍比一般人健康。这是因为它们有更丰富的内部资源来应付和驾驭环境。如果将“双向性”这一概念引申至文化领域，那么我们可以假设那些具有多种异语文化的人会拥有更积极的人格特征。大量事实证明“最佳外语学习者大都在文化因素的比较、评价和综合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文化的评价和批判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引起激烈冲突和人格分裂。在他们身上，不同的文化因素达到某种惬意的整合。”[5] 由此可见一个具有健康的人格特征的现代人应当思想开放，对自我和世界都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并能够积极地与外界环境交流，不断发掘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Jaynes(1976)、Lakoff和Johnson（1980，马塞勒，1988）等当代学者从隐喻的角度解释了语言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思想的基本特征。隐喻的本质变是通过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通过已有经验来理解新经验。隐喻与文化环境有密切联系，即母语文化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在心理学领域，隐喻常用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并通过它来改变人的行为，重新塑造人格。人们掌握不同于母语的语言并最终跨越了母语的藩篱，也就掌握了另一种隐喻建构经验，获得了开启新世界的钥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从原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新的语言将有助于人们解释新的经验，重新认识已有的经验，从而调整现有经验格式塔的结构。从这种意义上讲，掌握另一种语言意味着个人潜能的增长。这会有助于人们拓宽视野，培养多元思维方式和积极互动的“生产性人格”（productive personality）[6]。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表层的语言障碍经过学习可以克服，但思维方式上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深层障碍在跨文化交际中解决起来却有一定难度。因为“自我中心”（egocentric）意识为核心的“本土文化主义”（ethnocentric perception）的影响根深蒂固。权衡利弊，我们对于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应采取宽容的态度：
1.克服自我中心意识；
2.克服本土文化中心意识；
3.消除公式化概念；
4.对异文化采取理解和同情的态度；
5.对于多样性采取积极态度；
6.对变化采取建设性态度；
7.对歧义模糊采取冷静态度；
8.对文化冲突现象采取理解和谅解态度[7]。
正如梁漱溟所言：“两眼向外看，则所遇为静的物质，为空间，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恰最适用之地。转回来看自己，则所遇为动的生命，为时间，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不便适用之地。”[8] 基于这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我们就能客观地评价上文所谈及的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种种不同的表现。一方面应理解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去选择他们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容忍这些行为在目的语国家出现。
三、结语
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既不是简单的完全认同，也不是彻底的差异，而是同与异的统一。一个文化如果缺乏自身的凝聚力，在与较为强大的文化进行接触时又不能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新的诠释，那么这个文化很可能会被完全外化，最终导致自身文化的中断。但如果一个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的文化总是怀着被吞并的焦虑而处于一种消极退守的态势，为维护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对外来文化一味拒绝，也是不可取的；不能及时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点，最终将永远失去更新和发展的机会。一种文化只有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的凝聚力，并注意吸收他文化中的精华，就一定可以使自身的语言文化得到提升。对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来说，跨文化意识、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技能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世界，观察世界，从而更深刻地洞察自我，并学会融合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重塑自我的人格结构。毋庸质疑，只有当我们的社会文化能力比较完善时，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起。良好的外国语言环境和优质的跨文化教学配制无疑会提高国民素质，有助于塑造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格。那么我们的文化不但不会遭到外化，而且会走向新的辉煌，从而丰富我们的精神财富和理论思想。
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67.
[2] 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
[3] 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9.
[4] 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32.
[5] L．R．帕默儿.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97.
[6] 谭载喜.文化对比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5,(5).
[7] 董乐山.文化的误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
[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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