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研究文化论文
后现代主义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术界尚无一致的意见。不过，在不同的解释和定义中，还是可以提取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即对现行的一切抱着一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如果现行的是制度，那么它就要冲破制度；如果现行的是规范，那么它就要颠覆规范；如果现行的是结构，那么它就要解析结构。总之，它对现实提出了最彻底、最严峻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判，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颠覆”。现行的各种历史学的概念、术语，如进步、发展、理性，各种历史的价值评判，如工业革命的意义、文明的价值等，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都需要全盘推翻、重新来过。不过，实践的历史学家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在从事历史研究。虽然实践的史学家们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但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著述则获得他们的欢迎和好评，如福柯、金兹伯格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史学著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史学著作，也并非是在歪曲史实、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疯癫”、“疾病”和历史的微观细节的探索，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过，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本质的怀疑和否定，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驳，这可以伊格尔斯的商榷文章为代表。[1]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论述是夸张的，甚至是“挑衅”性的。如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仪式性的运作”，他所声称的“忠实性”和“客观性”，只与那种渊博的学术研究惯例有关。撇开这些偏激、挑衅性的词句，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他们对历史学的叙事问题的研究，为史学理论研究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历史学的叙事问题，最早只是把它看作是史书编撰的形式问题。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屈维廉曾说，历史学的第三种任务和步骤是整理研究结果，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称这一部分的工作具有艺术性。[2]一般说来，史学家们很乐意承认历史编撰形式的艺术性，所谓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是将形式与内容两分，将形式归于修辞学、或编撰学，形式上的艺术性并不会妨碍内容的科学性。套用赫克斯特的说法，历史学的修辞只是蛋糕的糖衣，它的存在并不影响蛋糕本身的质量。然而，后现代主义（赫克斯特）的研究表明，历史的糖衣已经融入了历史的蛋糕之中，糖衣不仅影响历史的外表形式，而且也影响历史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并不总是相辅相成的，它还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形式和内容并非能截然两分，它们还常常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历史学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编撰的问题，还与历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数学之类的学科不同，历史的内容并不能对其表现形式起到一种制约或限定，相反，只要是人的主题，天然地适宜于一种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样，形式就会溶入内容，从而影响内容。修辞不仅是让读者赏心悦目，布局、谋篇和风格，也不只是技术或技巧，它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倾向，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牵涉到价值评判，而其背后又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等因素相关。叙事的顺序、章节的结构，文字的风格，作为形式都会渗入到内容之中，并对内容的性质发生影响。特别是形式一旦程式化，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制约、限制的因素，甚至强物就我，用形式来虚构内容。蛋糕与糖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糖衣融入蛋糕之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换言之，历史学的形式与内容问题，并非像以前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辨析思考，做出新的解释。
海登·怀特的研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海登·怀特的研究主题也是历史学的叙事，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历史叙述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历史叙事在本质上与文学叙事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虚构。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的“历史的想象”一节中曾讨论过历史学里的一种想象。[3]他以“恺撒自罗马到高卢旅行”为例，恺撒前一天在罗马，后一天在高卢，至于自罗马到高卢的旅行，材料则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史学家加入他的推理想象，进行一点连接虚构，即由“A”到“B”之间的连接想象或虚构。海登·怀特所讨论的是历史的建构性的想象虚构。经过历史学的初步研究，历史学家获得了A、B、C、D、E等一系列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由点连成线，再进而组成平面、甚至立体空间时，这就需要加入历史学家的想象，或者称之为一种建构性的虚构。虽然你使用的砖头、石料、水泥——历史事实，完全是科学的产品，但是将这些砖头、石料、水泥连接起来，建筑成历史的大厦，就离不开你的设计，这种设计具有艺术建构的性质。与上面柯林武德所说的虚构不同，连接性的建构自由度较小，受到制约的程度较大，与文学的虚构不可同日而语；[4]建构性的建构自由度较大，受到制约的程度较小，与文学的虚构在本质上相差无几。虽然你的材料是给定的，但你设计的历史大厦却可以有各种风格，如（1）A、b、c、d、e，（2）a、B、c、d、e，（3）a、b、C、d、e，（4）a、b、c、D、e，这还是由点到线的变化，在平面或空间上更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组合。所以他说：尽管小说家可能只与想象中的事件打交道，而史学家则只与真实的事件打交道，但把想象与真实事件溶为可理解的整体，并使其成为表述客体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历史”充满了证实事件发生的各种文献，因而有可能用几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几种有关“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叙述性记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历史学家可以在给定的事实的范围里，在不违背学科研究准则的前提下，写成的几种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史，它们可以是正剧、也可以是悲剧、喜剧、甚至是闹剧。显然，这是想象、构建的结果。
大多数历史学者恐怕都不会赞同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的本质是虚构”的结论，但海登·怀特所揭示的问题确实存在，且难以否认。这就给史学理论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在哪里呢？局部的、个别的真能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历史学是不是仅仅只是在事实考订的层面上能得到一种真实性，而一旦由单个事实上升到完整的历史叙述，就只能如同小说一样，或者说具有诗的特性呢？如果说“恺撒旅行”式的推理想象还受到一种外在“过硬”东西的制约的话，历史学家在构建历史大厦的时候，他依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受到什么制约？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制约？历史构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还是道德观念、社会地位或政治立场？历史究竟应该是正剧，还是悲剧、或喜剧，甚至闹剧呢？对于不同“版本”、不同“风格”的法国大革命史，我们能否按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论来分辨其是非正误，或检验其真实性呢？这里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区分呢？抑或只能重新界定我们的真实性的含义？伊格尔斯曾驳斥过海登·怀特的观点，但在他反驳文章里，似乎并没有真正回应海登·怀特的问题。[5]
雷蒙·阿隆曾批评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没能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说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学科里的问题，[6]我们甚至还在沿用数十年前的老观念来谈论“历史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我以为，进入到21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不能老关注自己的学术项目或科研“工程”，要研究、回应世界性的学术课题，至少不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或漠视回避。延续他们的思路，思考他们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接受他们的观点，更不是要抛弃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的、安身立命之地。从表面上看，“颠覆”过的历史学，被弄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但这也正是重建的大好契机，借助后现代主义带出的一系列问题，正好作为我们进一步思索、探讨的出发点，中国的史学理论界，应该对新的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发表我们的看法或意见。 注释：
[1]有关伊格尔斯对海登·怀特的批评，以及海登·怀特的答复，参见乔治·伊格尔斯的《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和海登·怀特的《答伊格斯尔》，二文均刊于《历史：理论与批判》第二期。
[2]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2－273页。
[4]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要服从三种方法的规则，而小说家或艺术家一般说来却不受它们的约束”（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9页），其实，对“恺撒旅行”的想象并不具有实证性。
[5]在讨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叙事虚构”问题时，伊格尔斯多次强调历史学有着自己的批评标准，历史学家有其共同遵循的学科准则。（参见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60页。）但对于海登·怀特来说，既然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大相径庭的，那么，遵循共同的准则只能是仪式性的，历史学的想象与文学艺术的虚构只能是一回事。
[6]雷蒙·阿隆著、冯学俊译：《论治史》，三联书店，2003年，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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