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意义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建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呢?
《中国的文学理论》是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著作。
不同于中国学界一般按照历史分期来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发展流变过程的写法，刘若愚先生另辟蹊径，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把相关要素分为作品、艺术家、宇宙、观众的基础上，从文学本论的层次上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和实用的理论六部分。
“这种做法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方法，将零散的评论作综合，排除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与西方文论更有可比性。
”本文不打算就此书所取得的成就与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赘述，而是要对刘先生在导论中提出的写本书的三个目的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论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有别于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独特存在。
但其材料分散在各个朝代的文学、哲学、史学作品甚至朋友书信、史传碑志中，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料的杂糅性、分散性;同时中国人直观感悟与直觉体验的思维习惯也赋予了古代文论含蓄精炼、模糊多义的特点。
这些特点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发现与研究。
甚至，在“研究目的”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明确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何在，是进行中国文学理论一切研究的基础。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提出“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当下的价值。
刘若愚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导论”中写到，“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第二个目的“是为学习中国文学和批评的人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念较之目前更为充分的融合，铺出一条道路。”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刘若愚写这本书不仅是为了中国读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批评观念的融合。
四十多年过去了，刘先生当年提出的三个目的是否已经实现，这恐怕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参考刘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我认為，建立中国的而文学理论，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目的：
一、使中国传统文论摆脱“失语”状态，平等地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
“失语症”是中国学者曹顺庆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发展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不是照搬俄苏文论，就是被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所淹没，而偏偏没有自己的理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样一个文论哑巴当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文论界提出自己的观点、占据一席之地的。
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尴尬处境，给中国学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们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与印度文学理论、欧美文学理论相比，不但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思维方法、认识方式、表达方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命题和范畴体系，是具有强烈民族个性和特色的文学理论。”由此可见，发现、整理、建立有效且独特的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因为越来越全球化的语境要求世界各国彻底消除闭塞的、狭隘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全面的交流和互补。
中国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论资源，又拿什么去和别国进行对话呢?即使引用、借鉴再多的“舶来品”，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他者的声音淹没，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
这种悲哀的结果是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并与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
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
由于历史、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由泛政治化批评到泛文化批评的阶段，而唯独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偏离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从“五四”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以“启蒙”“救亡”“反封”等词语为关键词，文学批评成了众位仁人志士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工具，现实主义是其主题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评家选择了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选择了批评家，而现实主义又成为社会政治的首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包括审美主义等，由于它们与现代性整体宏大叙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纷纷落选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结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对前一阶段批评主流的逆反心理与另辟蹊径的考虑，批评家们开始在广泛的世界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中批评文学，试图从哲学的、美学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来发现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热”。
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政治历史环境有关，与俄苏文论、西方文论的冲击有关，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独有的丰富的文论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
而零散的、经验式的古代文论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论的一套话语模式，它蕴藉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对其进行创造性地阐释和生发，再运用到现代文学批评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情感体验?是不是比所谓“舶来品”运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建立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寻找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支撑的必经之路。
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论毕竟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话语表征形态，她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号象征。”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丰厚土壤中孕育产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几乎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从作者所在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及身世经历着手来“评头论足”，强调文学在社会政治与人格修养中的作用;注重文学创作和阅读中心灵的虚静，关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又是道家文化的虚静观的体现;再者，中国古代文化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境界”“灵感”等词语，本身就是佛家用语。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几乎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因此，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彻的了解，使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全面、更彻底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许是这项工作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意义。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现，研究专著、文章及学术会议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模糊之处得到澄清。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危机。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地建立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将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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