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论文

时间：2020-12-11 14:01:55 政治我要投稿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论文

　　摘要：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多维的视角与问题域，其中，批判理论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构成马克思思想的灵魂，呈现出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因此，关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研究既是研究其思想整体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入理解辩证法的重要突破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同样是一个整体，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二者处于统一关系中，二者的统一在文本里出现了三次，这三次统一极为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逻辑，以及二者统一的基础。通过对这三次统一的论述，本文尝试探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其思想的整体性与时代性。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论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形而上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处于何种关系？这个问题贯穿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始末。但它并未直接出场，而是内含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中，潜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中，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来表达其自身的在场。马克思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与论证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国民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第二次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批判的形式论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第三次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都获得了完成，其完成也再次表明了二者的统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三次统一体现了马克思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三次统一形成的共同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把握统一的前提、基础、内涵与意义，不仅仅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必要环节，也是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维度的重要前提。

　　本文从马克思这三个文本入手，进一步回答马克思为什么要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二者统一的基础是什么，二者的统一又意味着什么。通过对马克思三个文本、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分析，体现马克思思想内在逻辑的统一性，进而显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生命力。

　　一、对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家立场"的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这就决定了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是统一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说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家立足于同一立场，对二者的批判是如何统一的。要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加以分析，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仅是一个开端。此时，马克思的哲学立场还处于正式形成的黎明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萌发了某种基本特征与基本定向，形而上学批判也还局限在一定的问题视域之内。具体而言，马克思此时关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德国的现实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他要研究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在对德国现实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张力，揭示了私有财产的秘密。这一时期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对矛盾：有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 ……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看，这对矛盾正是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的表达， "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这些冲突都指向了人的异化，异化的发生首先就要归罪于劳动的分裂，即劳动本身的异化，也正是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国民经济学家与黑格尔不谋而合，站到了同一立场上，因此，马克思称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对劳动的抽象理解也正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个错误。

　　如何看待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不妨将黑格尔与亚当·斯密的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亚当·斯密被恩格斯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这位"路德"做了什么事情呢？要言之，他确立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把私有财产确立为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私有财产的规定。他把这种"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确立为劳动。这一思想的提出意味着私有财产不再是人之外的财富。表面上看，这种对私有财产的理解似乎消解了人本身与私有财产外在本质间的外部紧张关系，但实际上却把人本身变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通过私有财产的内化，私有财产真正实现了自身的普遍意义，克服了外在的界限与束缚，这无疑是私有财产的一次"胜利"，但对于人及其劳动来说，却是一次"丧失"。再来看看黑格尔的理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确立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与"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依据这两个基本立场，黑格尔首先把劳动视为精神性的，也就是意识的形式。其次，他认为劳动表达了人的外化，外化是意识实现自身的对象化，因此，外化的劳动或者异化的劳动其实正是人的本质的确证与实现。由此，黑格尔虽然将劳动确立为本质性的东西，但他确立的是异化了的劳动。而马克思要确立的是扬弃了异化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劳动才能表达本质，实现人的自我出场。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第一次统一。首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性意味着两个批判对象的统一性，即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统一立场。"在古典经济学里，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经济规律性，而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则仅只是它们的一般原理的抽象（唯心主义的）反映。"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是德国的现实，而政治经济学是对德国现实的真实描述，形而上学是这一现实的抽象表达。因此，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势必要深入到经济现实中去。经济问题主导了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是德国古典形而上学，对经济现实的分析就不能止于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必须展开德国古典形而上学批判。

　　进一步看，马克思是从范畴批判与方法批判两个方面把握两个批判对象的统一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批判基础是资本、地租、工资、劳动、分工、货币等范畴分立及这一分立所导致的人的分裂。范畴批判的核心涉及到德国古典哲学关于范畴的理解，康德所确立的范畴是理性认识世界的工具，知性范畴在道德哲学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认识"物自体"时所产生的二律背反正是其现实境遇的抽象表达，康德的解决方案是，为理性划界，让范畴在知性的范围内运转。黑格尔则强调概念的现实性，现实既是实存又是本质，这为理解政治经济学范畴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黑格尔将概念的现实最终归到了理性、绝对精神之中，视理性为事物与概念的本质，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实现，黑格尔这种做法看似在调和概念与现实，但实则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关于方法问题，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采取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这构成其体系的硬伤，马克思通过方法的批判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深入到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中，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

　　其次，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批判遵循着社会—历史原则。社会—历史原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他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自然的、天然的、永恒的社会理想，也没有将一系列经济范畴看作是自然的、天然的、永恒的存在，马克思始终以社会—历史原则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价值。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往往不去考察其体系的前提，仅仅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探讨财富的增加与资本的积累。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型，认为可以在资本自身内部调节、缓和甚至克服自身的局限，而没有意识到在人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一样，不过是历史的一环，其发展过程自身就包含了毁灭的、革命的力量，当这一力量成长起来时，历史就会翻开新的一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基于这样的立场。

　　马克思在形而上学批判中同样运用社会—历史原则彻底洞穿了意识的内在性，摧毁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建制是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分离和对立，超感性世界的神话统治着人以及人的世界，其中，人并不是真正的主体，只是理性和上帝的傀儡。在超感性世界中并没有所谓的历史，历史不过是神或理性的自我实现。黑格尔虽然试图用运动和历史来表达这一过程，但他仍然采取了抽象的、思辨的、逻辑的表达方式。马克思要确立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他最先要做的正是确立历史的真正的、现实的主体———现实的人，这一确立意味着历史真正被赋予了活的灵魂，人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构成了一个变动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历史和人得以同时生成。正是有了历史的维度，马克思才超越了形而上学，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有着相同的旨归，即构建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一定要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共产主义不是教义，不是某种既定的、固有的社会形态，而是不断生成的历史运动，因此，共产主义并不是某种空想乌托邦，它的现实性恰恰在现实的历史与现实的人中。马克思区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第一种是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它倡导的平均主义只不过是"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种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 "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因此依然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第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也正是马克思所赞同的共产主义，即"私有财产（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并且，它知道自己就是诸多矛盾与历史之谜的解答，其中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的和解，也包含了人的自我确证。马克思解决矛盾的武器正是批判，既是对私有财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形而上学）的批判。

　　二、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何谓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运用正—反—合的方法来调和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但在蒲鲁东那里，这种调和是抽象的、无内容的、非历史的，一方面，其确立的抽象理念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原则高度，相反，恰恰丧失了黑格尔通过批判主观主义而实现的形式与内容、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维度；另一方面，其提出的构成价值概念并没有超越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提出的构成价值不过就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李嘉图的功绩是确立了经验事实的科学公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构成价值不过是这一公式最为抽象的表达和解释， "是对蒲鲁东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马克思直接针对蒲鲁东的非批判的主观主义立场，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其价值的二律背反，并基于此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马克思的"统一"与蒲鲁东的"和解"存在着本质差别，蒲鲁东对二者的和解是，先机械地划分好与坏的方面，然后做加减法来形成合题。马克思的批判则是深入到历史中去构建两者的统一，并在《哲学的贫困》中重新表述了价值的二律背反问题，从而揭示了价值问题的本质。

　　从总体来看，价值的二律背反被马克思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关系。马克思对蒲鲁东价值理论的批判体现了第二次融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努力，二者的统一性突出体现在方法之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大程度上是对斯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反思，尤其是对其实证方法的反思。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从经验事实出发，用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确定价值标准与价值规律的自然性与永恒性，以克服斯密的矛盾。与此相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遵循的也正是实证主义的立场。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相同立场使二者的调和似乎成为可能，但所谓"调和"不是蒲鲁东采取的非批判的中间道路，蒲鲁东的价值的二律背反的理论集中体现为主观主义与外部反思的缺陷。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实现了对二者的批判的统一。

　　首先，价值是一个经验的、历史的概念，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此概念两个核心内容，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以及二者的关系不是某种神秘的循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逻辑怪圈在于，其起点是先验的，他由一个起点出发，渐次展开一系列范畴，对于这个先验的假定他没有给出任何的说明和论证，而这个起点却被用来说明和论证一切。以交换价值为例，从历史的视角看，交换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剩余品交换时期、一切产品的交换时期和全面交换时期，最后所实现的是三次方的交换价值"。蒲鲁东关于交换的历史论述是从需要的先验假设开始的，他"对于交换的发生是本着18世纪唯理论的精神加以解释的；把交换说成是有意识协商的结果"，在他看来，交换的每一次发生都是出于先验假设的个人与需要，而范畴由此就被赋予了现实性和历史性，历史就获得了阐释。这种先验方法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反复批判的主观主义。这种方法力图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抛弃了所有的内容并扼杀了历史，只是带着形式的空壳到处游荡。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有了历史原则的介入，正是要实现范畴的去蔽，恢复现实的范畴与范畴的历史。范畴才能停止抽象的游荡，而真正地落到现实的土壤之中。因此，对价值范畴的批判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批判的第一个环节。

　　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恢复现实的社会关系。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看来，社会关系呈现为物的关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虽然将物的关系抽象为概念与精神，但并未揭示物与精神的背后实则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因此，价值的二律背反以及解决二律背反，既不是概念的转换，也不是关于物的公式的确立，而是透过价值去理解其背后的本质力量———劳动。蒲鲁东通过小麦的例子，已正确描述了使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所有者和需求者，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者和需求者并不自由，他们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而且，蒲鲁东已关注到生产带来贫困的现象，但他没有揭示这种现象不是出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而是出于劳动的异化，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从根本意义上看，生产应意味着财富的积累，但现实表明，工人生产的越多，他就越贫穷，这就是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不是二律背反造成了现实的矛盾，而是二律背反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解决二律背反问题不是在抽象的合题中，而是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

　　第三，在揭示了物背后的人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重新处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面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现实矛盾，构成价值的传统解决方案行不通，它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就是劳动价值论的不完整表达，构成价值的核心是要通过价值的构成和比例的平衡来让价格符合价值，但这一提法却是对现实的颠倒。范畴的颠倒与排列不能够改变现实，范畴是现实的反映，价值范畴内部的二律背反不是以构成价值的出场可以解决的，构成价值自身不过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科学公式表达，即劳动决定价值、价值在劳动中构成。但从本质上看，这一论述并没有为事实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因此，解决价值的二律背反问题实质是真正改变现实的问题。改变现实，就需要立足于人的现实活动。

　　通过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再次融合在一起，并体现为方法上的统一，即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马克思对构成价值的批判，既包括了对价值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包含了对构成价值之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正是将两者统一起来，才真正实现了对构成价值的彻底批判。因此，《哲学的贫困》有着两个明显的批判对象：德国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书中贯穿了对二者的批判的统一，具体形式是对蒲鲁东的经济范畴与方法的批判。于是这一时期无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形而上学批判，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二者的完成奠定了基础，成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的起点。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张力

　　经历了《巴黎手稿》时期对经济哲学的介入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范畴的重新确立，二是方法的日益成熟。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以完成，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也得以实现第三次统一。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线，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息息相关，二者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张力，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现促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完成。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是两条明晰的主线，始终统一在一起，并构成马克思批判理论及其思想的整体性与先进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第三次统一首先体现在相同的问题意识中，二者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是始终和其哲学思考、社会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目标从来不是单独去研究某一方面，也不是确立一个宏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的研究是在面向现实问题并努力探寻方法过程中展开的。通过批判的三次统一，马克思得到了一个主要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在这段表述中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定，阐释了社会经济结构，也论述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部矛盾的重复出现，而是关涉到整个社会变革的要素。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遵循着特定的相互关联，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同哲学、历史、社会现实的研究相结合。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切中社会存在的批判，这种批判势必延伸到意识领域，即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这二者本身又是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揭示的正是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的反思。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第三次统一体现在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理解中，在重新理解生产概念时，马克思运用了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使生产概念获得了丰富性、现实性与历史性。以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为例，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研究的第一个经济学范畴就是生产。为什么要重新研究生产？因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问题的抽象而一般的分析困境，导致在这种分析视野中，生产失去了历史维度，成为了单一的、抽象的、僵死的范畴。马克思的生产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具体的生产，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始终是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其次，我们不能否认生产一般，因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马克思采取了具体—总体的研究方式，即"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应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既是具体的，又是总体的，并体现在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才能恢复现实的、历史的生产，构成一种整体性认识。

　　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往往从某个生动的环节开始，然后试图通过分析去寻找某种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进而利用这种抽象去确立某种经济学体系。而马克思却要重新确立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具体，它是现实的起点，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但是在思维中，它却表现为结果。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讲，抽象在思维中再现具体，但此时的具体已经不是起初那个单薄的表象，而是具有了丰富内涵的具体。同时，生产也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即便是抽象的生产，它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内才能具有适用性。因此，马克思此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重新确立经济范畴，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形而上学批判的第三次统一。

　　最后，第三次统一在《资本论》中达到了完成。《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货币、资本等范畴的考察基本上延续和遵循着具体—总体的方法论，呈现出的是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重新定位。以此为基础，《资本论》确立商品这一起点展开深入分析，较之于一系列经济笔记、手稿，在形式上、内容上较为完整，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仅是经济学着作，也是哲学着作，它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专着，它所呈现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历史理论的统一。与以往的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是从商品出发展开分析的，这既是出于表述的方便，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是万事开头难，商品也不例外，它是最难理解的部分；也体现出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因为价值要透过商品来理解，商品是经济的细胞形式，也是最为直观、具象的事物。关于商品，马克思都讲了哪些内容呢？这里其实还是在解答价值的问题，使用价值和价值被当作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被附加在感性的商品上，于是，商品就具有了具体性、历史性和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遵循的原则之一。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其辩证法的"实验园"，呈现出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所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剖析和批判。何谓马克思的辩证法？简言之，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正是这样一种辩证法，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始终，同样也是他完成形而上学批判的法宝。概言之，《资本论》运用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的解剖，揭示了其在经济上的秘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限度与危机，进而在这些庞大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非历史性的批判，这里，其批判的武器正是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并在分析过程之中，看到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交汇与价值。

　　马克思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三次统一，理清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逻辑，也梳理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实现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呈现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以及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全面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更有助于用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理论活的灵魂，唯此，才能让马克思思想真正地活在当下，真正成为批判的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5]蒲鲁东。贫困的哲学[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6]卢卡奇。青年黑格尔[M]。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7]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60。

　　注释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50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2页。

　　（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