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帝王旅游活动的政治色彩论文

论唐代帝王旅游活动的政治色彩论文

　　唐代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旅游活动不可能完全与政治脱离，旅游时仍然要处理繁忙的政务，因而帝王旅游活动往往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鉴于此，本文从唐代帝王众多旅游活动中选取狩猎游、古迹游、封禅游这三个倍受帝王喜爱的旅游活动略加论述，以期对唐代帝王旅游活动的内涵和历史意义有所认识。

　　一、狩猎游

　　唐代帝王在狩猎时不仅专注于娱乐身心，而且带有政治目的，使得狩猎活动的影响和意义更加扩大。如贞观五年(631年)正月癸酉，太宗带领蕃夷君长到昆明池狩猎，并意味深长的对即将离唐返国的高昌王麹文泰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纵禽，明当欢宴耳。”(《唐会要》卷二八《蒐狩》)太宗不仅将狩猎作为处理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复杂关系的手段，而且作为居安思危，不忘军事训练、加强国家武备的重要举措。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曾在《出猎》中云：“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辕嵩。”(《全唐诗》卷一)展现了一代帝王驰骋于天地间的雄心，以及对文治武功的追求向往。玄宗东封泰山行至嘉会顿时，“引颉利发及诸蕃酋长入仗，仍与之弓箭。时有兔起于御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便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若天上则不知，人间无也。’上因令问饥否。对曰：‘仰观圣武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旧唐书·突厥传上》)玄宗通过狩猎活动向周边民族首领展示了唐皇的神武以及大唐的强盛武力，从而达到宣扬国威、臣服各族、稳定边疆的政治目的。

　　二、古迹游

　　唐代帝王旅游活动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游览古迹时，帝王以史为鉴，警示自我。武德六年(623年)二月，唐高祖游幸骊山温汤时，经过秦始皇陵，对身边的封伦说道：“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对帝王盛行的厚葬之风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能清醒认识到其弊端，进而有所作为，“从今之后，宜自上导下，悉为薄葬。”(《旧唐书·封伦传》)太宗特别重视对历代兴亡教训的总结，“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诫。”(《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巡幸洛阳，在沿途祭拜汉文帝和汉太尉杨震墓之后，颇有感触，说道：“昔朕在隋朝，数数经此，买飱而食，赁舍而宿。自平定祸乱，君临四海，越十余载，不涉此途。今者出关，六军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祗惧”;又吸取隋亡教训引以自戒：“炀帝上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止两京去来，岂至倾败?乃不顾万姓，行役无休，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帝祚长短，委以先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同时表明要学习汉文帝虚怀纳谏的美德：“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我闻卿等言，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量，终择善而用。”(《唐会要》卷二七《巡幸》)同年三月，太宗与群臣泛舟于洛阳宫西苑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建造的亭台楼阁，便自我警醒：“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十一年，唐高宗游览古长安城，对其历史旧闻比较感兴趣，“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又追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并且“令敬宗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旧唐书·许敬宗传》)高宗对历史古迹的悉心询问，体现着帝王对王朝兴衰的反思。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丁酉，玄宗幸温泉宫“仍于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难诸儒”(《旧唐书·玄宗纪》)，也反映了玄宗吸取历史教训，用以警示自我的政治思想。

　　三、封禅游

　　最能体现帝王旅游活动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是封禅活动。有唐一代，共进行过三次封禅活动，高宗、武后、玄宗朝各一次。就其政治意义来说，一方面对内而言，高宗封禅是为了阐明李唐君临天下的合理与合法性;武氏封禅，是企图给自己的新政权一个神圣性的解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外关系上的怀柔策略，魏徵就曾形容封禅是“万国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可见封禅对外的影响也是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唐高宗在封禅前几个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馀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资治通鉴》卷二○一麟德二年)高宗以封禅活动为契机，协调了周边国家的关系。“高宗东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逻禄社利等首领三十余人，并扈从至岳下，勒名于封禅之碑。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旧唐书·突厥传上》)通过封禅活动达到同周边国家、民族改善关系，友好相处的目的。唐玄宗封禅前，面对朝野上下“大驾东巡，京师空虚，恐夷狄乘间窃发，议欲加兵守边，以备不虞”的忧虑，裴光庭发表了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诸蕃之国，突厥为大，贽币往来，愿修恩好有年矣。今兹遣一使征其大臣赴会，必欣然应命。突厥受诏，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虽偃旗息鼓，高枕有余矣。”(《旧唐书·裴光庭传》)不仅巧妙化解了难题，而且道出了封禅的怀柔功能。契丹经过政变新立首领邵固在玄宗东封时，“诣行在所，因从至岳下，拜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妻之。”(《旧唐书·契丹传》)玄宗通过封禅、封官、联姻等手段恩威并施，确立了大唐王朝对契丹的领导地位。玄宗封禅不仅有境内的民族代表，而且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及地区几乎都派人员参与。从而形成“东封太山，西戎扈跸，开元之代，继踵来降”(《旧唐书·突厥传下》)的盛世局面。总之，邀请藩国参加封禅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既强化了唐王朝政权的神圣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又向各少数民族和周边藩国展示了天朝大国的声威，实现了怀柔外交的目的。

　　总之，唐代帝王虽然积极参与并热心提倡旅游活动，但是在封建集权统治之下，其旅游活动首先是为政治服务，其次才是追求游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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