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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学科话语体系论文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自2001年提出以来，已经度过将近十年光景。该问题的提出如同重磅炸弹，振聋发聩,使许多中国哲学学科内的学者不得不深刻反思,前辈们苦心经背的学科正面临着“无根”的窘境。近年来，中国哲学界研究“中竹学”或“中国哲学史”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人人都可以写“中M竹学史”，其中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却屈指可数。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哲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危机。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西方话语阴影下形成的“以西解中”话语方式根深蒂间，中国固有的语境几乎丧失殆尽，有的学者甚至断言离开了W方ff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将会面临失语的尴尬。现如今，我们的学者可谓都是训练有素的中、西、马人才,那么，是否屮国竹学真的积重难返？是否我们要继续这样像鹦鹉一样学舌？正如张立文所希冀的——“自己讲、讲自己”是否可能？本文认为，重建中国哲学学科话语体系关键在于重建“一本 而万殊之学”。
“哲学”一词本不是中国土壤体贴出来的，自古也无“哲学”这一学科。中国人使用的“哲学”一词是由晚清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人中国的，而最先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的是日本学者西周。追本溯源，从这点开来，中国哲学史只有短短的百年时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从未中断，说中国哲学史只有百年时间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思想”和“哲学”者两个概念是需要加以区别的。说中国古代思想自诞生以来，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百花盛开、诸子蜂起，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绵延两千前，恐怕颇有微词。如果一个思想家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哲学”，那么后人又怎么能将西语“哲学”二字强加在先贤头上，变成其不能承受之重呢？
虽然胡适创立了写作中国哲学史的经典范式，但是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的中国哲学学科系统不仅孱弱，而且理论思维创新能力低下。这虽然是学界不愿看到的后果,但是确实不争的事实。我们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学者只会用西学方式讲话，弄出一些玄而又玄长篇累牍的语词来掩盖思想的贫乏，更可怕的是这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风气。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我建议，学者不要再亦步亦趋、像鹦鹉般学舌。中国的语言系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在世界各国中，唯独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有人才辈出的哲人智士，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远不能及的。
我们拥有的思想珣烂的时代完全可以古为今用，是可供学者学习和研究的大宝库。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历史，中国哲学史亦有自己的历史。《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是先秦研究哲学史的重要论文.，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部系统的、断代的哲学史专著,给中国哲学史发展以重大影响，民国初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更可谓系统的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我们从以上的专著可以看到这样的曙光，中国哲学学科完全可以不再囿于西方话语，而走出一条自己的自由之路。虽然古代汉语已经式微，但是正如黄宗羲所说“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成定局,终是受用不得。”
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19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的确，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相比相差甚远,但是论思想火花的绚烂程度，却毫不逊色。建立在这样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上的中国哲学学科，实现“自己讲，讲自己”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哲学界的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觉肩负起使中国哲学话语体系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虽然现象主义大师张祥龙曾坦言我自认为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但是我们相信，如果黄宗羲在“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时代可以写出《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如果谢无量可以在“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之滥觞写出独具中国话语语境的《中国哲学史》，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将华夏的古文献“获得当代的新生命”。求道的路途固然荆棘遍地，然而诚如黄宗羲所说“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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