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德启蒙哲学的理性自由及实践理性的论文
摘要：在整个哲学体系中，启蒙是其基本特征，而在对于启蒙的理解中则必然要论及康德，如果要理解康德哲学理论的奥妙，启蒙则是责无旁贷的“密钥”。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提出自己的启蒙观，这也是康德哲学的起点与归宿，在其哲学理论的内核中，精髓要义即为：个体的自我启蒙，并且康德还论及了自由运用知性和理性，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思想调和，完成了哲学理念下的思维范式转换，由此可见，自由是康德启蒙哲学的核心。然而，康德的启蒙很难真正得到实践，也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现代和后代思想家对其深剖、积极补充，这也是对康德启蒙哲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本文试图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寻求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探究康德启蒙哲学的理性自由和实践限度，并借用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慧眼”提出新的看法，开启启蒙的新定义。
关键词：康德；启蒙哲学；自由；福柯；尺度限度
在“启蒙”的世界里，历来启蒙思想家对于启蒙的经典定义，即为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我们对于康德哲学奥妙的理解起点和归宿则是：启蒙，它从认识、道德、宗教三个方面，实现了对精神自由层面的最彻底、最全面的引领。启蒙思想除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也涉及了哲学、宗教、文学、政治等诸多社会领域，在经过康德等人的反思之后，启蒙思想还促进了知性和理性的运用，在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审视的同时，对康德的启蒙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开创了社会新格局。
一、康德个体启蒙的自由诠释
启蒙运动其宗旨在于弘扬人类公正的、理性的精神之光，康德的“启蒙定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界定，也是对绝对权威神话的挑战和替代，它用理性的启蒙哲学显示了其革命性的逆判：首先，康德的启蒙哲学颠覆了传统权威的外在宣教，而是立足于理性能力，它与教化权威的区别在于，它体现出个体的自我启蒙观念，同时，也强调个人自律性启蒙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打破了绝对权威的神话。其次，康德的启蒙界定涵盖了理性原则和公共性原则，将宗教信仰归结于私人自律的范畴。再次，康德启蒙观念认为启蒙是过程而绝不是终点，它是在长期的思考与评判中自我重塑和再造的过程，具有持久性和艰巨性的要义。最后，康德启蒙将自由定义为启蒙的内核宗旨，并对“人是什么”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诠释，确定了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康德的启蒙界定阐述了对知性和理性的运用，它将启蒙的必要性归结在要进入成熟状态，而其定义的“未成年状态”是指由懒惰和怯懦而造成的不愿意摆脱监护人保护的知性无能的状态。因而，康德从个体知性的角度，呼唤知性思维能力下的个体自我启蒙，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知性思维下的个体自我启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提出了其理性的自由观念，也是知性向理性过渡的症结所在。康德认为：首先，理性的自由内核是个体自我启蒙的前提和条件，但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它必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不能呈现出非理性的泛滥。其次，个体对于理性自由的运用也必然是有区别的。再有，启蒙是公民神圣不可放弃的权利。最后，最高统治层的立法权威要建立在与公民的全体意志相统一的基础之上。从上述对康德启蒙哲学的命题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对于知性和理性的运用，然而，在其哲学框架下，康德启蒙哲学并未能实现知性向理性转换的途径，并通过知性思维向理性自由转换的形态是否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个体思维，这些是需要对康德哲学进行跨越的哲学命题。
二、康德启蒙由理性化归为实践的思考及超越
康德启蒙哲学中的启蒙必要性和理性运用思想，得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回应，在摩西门德尔松的思考中，认为康德的启蒙之论虽然有理性的重要作用，然而其理性的自由是否会与公共秩序相违悖？又如何保证对理性自由能够施以具体控制，而使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呢？康德倡导人们脱离“未成年状态”，要用知性的思维来摆脱依赖于监护人保护的状态，然而，康德启蒙中的个体思维的理性能力又从何而来呢？换言之，个体思维的理性之光的源头从哪儿可以追溯呢？康德的个体启蒙哲学对此并没有一个答案，只是一个笼统性的概念和定义，它并不能具体指出知性向理性转换的实践如何解决，这就使康德启蒙思想陷于质疑和难题之中。对于启蒙，人们或迷信、或盲从、或曲解，而在康德启蒙思想之后，它对于理性的运用被赋予“实践理性”，即：启蒙的理性是可实践化的，实践化的理性最高法则即是个人的理性意志或准则被认为是共同存在着的普遍立法准则。然而，在这一论述之下，对于康德的“实践理性”观点便有一个质疑：这种实践理性之下的普遍性共同体的逻辑性何在？现实的具体操作性又如何体现？在康德的启蒙思想中，它以道德的界定作为自由的含义阐述，并将他所倡导的“实践理性”与自由相提并论，即：在实践理性之下运用的是普遍的、共同的政治法则，在自由的涵义之中，是遵循道德法则的。康德将这两者都限定于同一原则之下，这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强调的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具有目的方面的自主性相违背。由上可以看出，康德关于启蒙的思想论述具有静态的表面合理性，然而在动态变化的现实实践中，无法使两者实现调和，用“彼此相互回溯”的解释却无法让人信服。
三、现代社会对于启蒙的思考及福柯的启蒙
康德的启蒙思想观无疑是革命性的，在其之后的思想家中有继承者和追随者，乃至批判者也不在少数。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下，也有诸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激烈批判，在对康德的个体自由、共同理性的评判中，他们认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理性和技术的重构阶段，康德启蒙中的个体的自由已经消失殆尽，消失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尽头。而相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对康德的激烈批判，福柯则用其特殊的慧眼，对康德的'启蒙思想论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剖析，他在《何谓启蒙》一书中，对现代问题的独到而执着的思考和他对于康德的启蒙的现代化思考，既没有全盘接受，也没有全盘否认，福柯将康德的启蒙谓为“现代性”态度，一种注重个人塑造自身责任和义务的态度，这从福柯的论述中可以显现：“康德用一种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式来界定启蒙，视之为‘Ausgang’，即‘出口‘’出路’……”首先，福柯将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相联结，他不否认康德的“未成年状态”，也不否认康德认为个体可以通过理性的自由完成其转化。但是，福柯并不认可康德启蒙的运动特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启蒙应当是一种与后现代特点相符的精神气质和哲学化生活状态。其次，福柯还注重启蒙与人文主体的价值辨析。他对启蒙的特质有更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启蒙是涵盖了复杂事件的历史进程的概括性总论，它可以包括社会不同层面的因素、体制类型、知识技术形式等，而人文主义则在历史进程中以不同的变化面目示人，这是由于它是不同于启蒙的，是以不同的、多样的主题而构成的整体，因此，人文主义必然以不同价值判断而相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再次，康德是以普遍恒常的原则来对待理性实践自由，而福柯则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康德的理性实践自由忽略了边缘属性和差异属性的存在，并且在无限可能的未来，福柯更着眼于“现在”这个命题，他用批判的精神将启蒙重新定义，并理解为这是批判气质下的一种预示，一种观照，一种超越，他认为：“启蒙是表现了永久的激活的态度，是对历史进行永久批判的气质特征”。由此可以看出，福柯致力于启蒙的批判，他在对康德部分观点认同的同时，也有自己对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反思。康德的启蒙哲学思想至今振聋发聩，他的革命性意义不容置疑，在他对启蒙的界定中，将启蒙置于个体自身的理性自决前提之下，注重知性思维和理性的应用，康德倡导个体自我理性的运用，在将理性作为“真理最高试金石”的启蒙前提运用下，他强调个体的“自行思考”，在康德的启蒙思想中可以肯定的是，个体可以进行自主启蒙或自行思考，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命题，应当提出的是，康德启蒙思想中的理性原则是基于实践意义上的，而并非思辨的意义，在实践的意义上进行理性的自由运用，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同时，我们从福柯对康德启蒙哲学思想的批判中，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塑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究竟完成了吗？启蒙的出口又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用急着去正名或反对，而要在时代的背景下，解读福柯对于康德启蒙的哲学话题，使康德所提出的启蒙话题成为一个未竟的事业，我们始终要在启蒙的过程探索之中，出口在哪里似乎并不重要，我们需要在现实社会下让启蒙思想可以传承和批判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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