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互诠与世界哲学的建构的论文

关于中西哲学的互诠与世界哲学的建构的论文

　　安乐哲(RogerT．Ames)先生是一位中西比较哲学的名家，其著述颇丰。最近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文明对话丛书”之一，彭国翔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出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全面系统地理解其中西哲学比较的代表观点和思想。因为本书汇集了作者不同时期各种论著中的精品，由本人亲自挑选，在编译者的帮助下成为有机的系统，让主题更为突出，也更切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本书用中西哲学的互相比较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家思想，广泛涉及到道论、认知、自我、性别与身体、社群与政治、死亡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其核心是探讨个人如何在人际、社会、政治以及整个宇宙的广阔脉络中成就一个圆满的自我。这不仅是西方哲学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儒道两家也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他们的深思熟虑可以为全人类的繁荣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安乐哲先生在本书中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中国哲学可能也应该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中西哲学比较的进程，已经从早期的类型化比较和概括性归纳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解读和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附录中，安乐哲先生指出，为了让西方人运用中国的哲学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我们(西方人)有必要重新检讨被翻译成具有提示性的符号的一些关键术语本身的意思。所以他对“天”“道”“性”被习惯地翻译成“Heaven”“theWay”“inbornnature”的做法提出质疑，创造性地将“自然”翻译为“worlding”，将“知”翻译为“torealize”，将“诚”译作“cre-ativity”而不是“integrity”，这样的翻译打破了以前我们固定翻译的程式，也更为鲜活地揭示了这些传统概念本有的丰富含义。其根本意图是去除以前汉学研究和翻译中强加给中国哲学的许多西方式的假设，重塑古典儒学与道家的本来面貌。这一结果，对西方人来说，是一次以核心概念为工具向中国心灵世界更为贴近的有效尝试，而对中国人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用西方语言深化和反思我们的既有理解。而这一过程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说，是富于启发意义的，消除语词理解偏差的背后，是对各自思想和思维偏见的摆脱，也是双方进一步学习和借鉴的契机。

　　中西互镜的成果还不仅限于此，在与郝大维卓有成效的合作过程中，安乐哲先生已经发展出一种体系来妥善地安置和处理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他借用了怀特海对秩序的“逻辑”和“审美”的区分，在他看来，“逻辑”秩序是由一致性和规则性表达的有序化，而“审美”的秩序是由具体性和特殊性表达的关联化，前者从逻各斯开始，强调抽象的优先性；后者开始于个体的特性，强调具体、特殊的优先性。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是一首逻辑秩序的赞歌，致力于从冗杂混乱中找寻理性和规律，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则是用美学的感悟和关联性思维建构审美的有序。有鉴于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硕果，二者应该彼此借鉴和学习。比起神秘化或西方化中国哲学的进路来，安乐哲先生的这一思路，对提升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对话中的地位重要性而言，是更为基础而又切实可行的。在本书中，“逻辑一审美”的区分不仅可以了解中西哲学差异的基本所在，也是找到儒道共同点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还能用来作为发掘二者差异的一种手段。

　　在“逻辑一审美”区分的观照下，安乐哲先生发现，在儒道之间有一种未被揭示的“共通性”(commonality)。儒道共享了许多“预设”，这些预设在与西方哲学的对照下，使得儒道彼此的差异彰显出来并得到解释。通过分析，安乐哲用“会通”和“歧异”概括儒道的异同，他认为，在人格修养上，不同于西方对一致性的强调，儒道都致力于培育人或事物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使用类推法来决定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强调权威的人格；在思维模式上，与西方哲学不同，儒道都不太关注物质性的宇宙，不相信世界具有单一的秩序，对真理的寻求持冷漠的态度，他们所注重的是通过直接体验来获得事物之间的联系，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关联性思维”；在自我的概念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因为思维的非二元论性质，都不会西方哲学一样诉诸“一般本体论”和“普遍原理的科学”，而是体现为需要借由“情境化方法”加以理解的焦点——场域模式。在这些会通的观照下，儒道之间的差异也突显了出来。“君子－真人”“诚－真”“恕－无”等概念之间的差异，则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在中国哲学中所扮演的“阴阳”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作者所定义的儒家和道家，其时间的限定主要在先秦，有时也涉及两汉，作者将他们称之为“古典儒学”和“古典道家”。儒家分析的文本对象主要是《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是《老子》《庄子》《淮南子》。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也注意到儒家传统在后来的一些诠释中慢慢转向了逻辑的范式，道家在其后来的道教模式中也逐渐有了人世的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哲学从审美范式转移到逻辑范式的征兆。同时，作者也指出，我们虽然强调儒道的审美思维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缺乏逻辑的思维，事实上，它隐含在墨家、兵家和法家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以及很多技术进步的背后。

　　安乐哲先生在中西互镜的道路上不仅重审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反省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杜威的实用主义价值的再发现是引人深思的。西方的超越观念以及追求本体的倾向，永不停歇地在事物背后寻求适当的对象和知识机能，杜威称之为“人心耗尽不变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最后的结果就是“哲学的谬误”。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向本体论和事实的终极性发出了挑战，但二元论和逻辑的思维却总在如影随形。所以当代哲学家转而反思语言来避免因最终(thefinal)和超越(thetranscendent)而犯下的“错置具体性”(misplacedconcreteness)。杜威的实用主义正是反思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成果，而同时它也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广泛的方面产生了共鸣。安乐哲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在研究中国时所可能携带的理论包袱中，实用主义是干预最少的一种思想。实用主义对本体论的拒斥、对西方认识论传统的拒绝以及用语言作为核心隐喻来参与哲学讨论，不仅有利于排除西方思维方式中的超越主义，也能够借此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

　　此外，本书也探讨了一些争议性的话题，纠正了西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偏见。比如，中国传统中是否有超越的观念，中国儒家是否迫使女性处于卑微的角色，是否有集体主义的倾向，是否有民主的意识等等。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安乐哲先生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世界的多元化才是世界本来的面貌，尊重彼此的差异而又借鉴彼此的优点才是文明对话的正确态度。当前世界上各种文化正处于一个文化共生共成的状态，各种文化相互交叉也又相互影响。

　　在本书的附录之一“我的哲学之路”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多年的为学之路，让我们这些后学之辈读来几多唏嘘。历经13年获得博士学位、热暑中与老师蹲在一起研读《淮南子》以及此后30多年对中国哲学的用力，但愿对学术热爱的这种“鱼之乐”也能借由这本著作，传达给更多有着同样用心的心灵，成为“众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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