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立体的西方美学史分析
所谓的“立体”是相对于以往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存在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而言的，那么，如何建构立体的西方美学史?
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在近30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中国知网”上，以198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时间段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近30年发表的以“西方美学史”为主题论文有866篇;同样，以关键词检索有761篇，以篇名检索得到78篇。仅从数量上看，近30年的研究似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具体分析会发现其存在着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就是量的膨胀并没有带来质的飞跃，研究者的有益探索并没有转化为西方美学史建构的指导原则，所以当前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存在虚假繁荣的现象。
一、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虚假繁荣
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如对象、方法以及范式等。多年来，不同的建构者及研究者纷纷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勾勒西方美学史的面貌，提出并建构了多种“史”的模式。彭立勋概括了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即“以美学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法”，“以美学问题为中心的历史比较方法”，“以美学范畴为中心的历史阐释方法”;并且进一步试图廓清美学史和哲学史、文艺理论批评史以及审美意识形态史的关系。①毫无疑问，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所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即对研究对象或方法的总结，分析其利弊，撇出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就引出了更多的问题，然而在这一时期，像彭立勋那样深入研究西方美学史学科问题的人并不多，所以往往使讨论陷入无人应答的尴尬境地，自然许多的问题也都未能进一步讨论。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世纪初期，许多学者曾经对西方美学史的建构问题作出过有益的探索。如姚君喜在文章中，对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做了详细论述，特别是对其不足之处的讨论，指出了许多问题。他认为总体上看我国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不足在于“重宏观勾勒但鲜涉及微观的美学基本范畴和问题”，“以美学家研究为主但忽略了美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片面介绍为主而缺乏文化间的真正交流和对话”，“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而不善于进行独到的思想批判”。②这些不足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和建构存在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脱节的不足。
2003年，几位学者集中对西方美学史写作的范式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对解决范式问题做了一定的探索。张法提出对古典西方美学史的写作，至今没有探索出好的范式，而“当代西方美学史的写作忽略了以学科进展为中心的写作。”③其问题表现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方美学史写作都写成了流派史、范畴史，这难免有所遗漏，因此，他认为应该以学科为中心来写美学史，使众多的范畴以美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章启群认为，“一切学术史都是当代的。美学史也是当代观念的美学史。一部成熟的美学史应该表现出一个当代学者与历史上美学思想家的对话。④这启示我们对“史”的把握，要从历史和当下两个语境展开。吴琼指出，美学史的写作有多种范式，以往的西方美学史写作一直遵循教科书的体例，而今天的西方美学史写作应该具有一种自觉的范式意识。⑤而他提出衡量范式的合法性的两条原则，恰恰就着眼于历史和当下两个方面的结合。彭立勋认为，我们进行西方美学史建构时，不应满足于对西方美学介绍和吸纳，而应进一步以中国学者“自己独特的思维和眼光，着重于批判和创新”。⑥他认为，对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向来有历史性和思想性两种范式，美学史研究应该实行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不同阶段美学的特点的把握，既要看到其发展的承续性，又要看到其创新性、独特性;对于美学文本的解读，应该注意“文本作者的‘历史视界’和理解这的时代‘现今视界’的相互融合”;从美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关系上，应该注意美学史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将美学史放置在二者之中进行建构。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应该建构一种完全主观型的美学史，因为“它避免了那种不痛不痒，全面周到，貌似正确而又没有多大价值的‘正确的废话’”。⑦
应该肯定的是以上诸位都深刻地、鲜明地提出了西方美学史的建构主张，但问题在于，各种问题以及各种建构方案的的提出，并没有带来西方美学史建构实践的真正贯彻。可以说，许多问题依然被搁置，当下大量的西方美学史建构依然按照各自的理路去实施。从这个意义上，当下西方美学史研究还存在着理论拓展和建构实践的脱节。总之，不论是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的脱节还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都说明当下西方美学史研究的繁荣没有能够将西方美学史的建构真正走出迷途，所以说，当下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是一种虚假繁荣，它实际上处在一个亟待突破的瓶颈。
二、西方美学史建构的“立体”要求
很多人的研究成果是合理的、深刻的，但之所以出现与建构的脱节就在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观念的提出，大都是研究者从一个立场上对西方美学史建构的意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很难引起建构者的注意，即便是为之所注意也很难使之认同并实际应用。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综合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整体的西方美学史建构观：建构立体的西方美学史。
要建构立体的西方美学史，这里所谓的“立体”是相对于以往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存在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而言的，它的提出旨在突破以往的片面局限和理论与建构的脱节问题。“立体”在这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即时间和空间的并置、客观和主观的结合以及古今语境的对话，而这三个方面的实现就需要在西方美学史写作中坚持范式的多元化建构。首先，西方美学史建构应该突破以往的以时间为线索的一元主导的理路，其建构应该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空间”既是一种历史语境意义上的空间结构，也是一个时代的某一流派或某个人物个体存在和生活的全景式呈现。吴琼强调西方美学史的范式合法性在于“历史化和语境化的运作”，“一方面我们要把文本回置到所产生的更大语境中，在哪里考察文本生产、传播、接受和阐释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要依据文本去重写语境，在哪里考察语境的问题场域在文本中被解构的方式”。⑤这是今天的西方美学史建构应该吸取的。当然，实际上之前的西方美学史也都是这种时空结合的阐释模式，但问题在于一般我们更重视时间上的逻辑顺承关系，而对空间上的语境探讨，对艺术家的个体生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以往更注重某一流派或学者在历史脉络上的承启意义，而忽略了他的理论与其所处时代的生存状态的关系，因而也就只能更注重他是如何代表这个时代的声音而很难说出他在这个时代有何独特的声音，这也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这里对空间的强调，就在于在介绍某某在历史环节上的结点意义的同时，全面开掘其超越历史脉络的独特价值。
第二，西方美学史写作应该实现立场上的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我国的西方美学史建构基本上都是客观化的美学资料汇集，虽然有述有论，但无论是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内容篇幅上，述的部分远大于论的部分。这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即便是论的部分，作者也是自觉地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批评，我国西方美学史从来没有出现“六经注我”式的建构。对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姚君喜在指出我国西方美学史建构的不足时已经提出，他说：“我们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过分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缺乏独到的理论批判和分析。”②彭立勋也针对这一点提出应该以中国学者“自己独特的思维和眼光，着重于批判和创新”来进行美学史的建构。而对于第二方面的问题，寇鹏程更是大声疾呼：在中国“还没有人宣称就是要像克罗齐一样‘以意为主’来写美学史，”“写两本‘不正确’或者‘片面’的美学史是中国当前西方美学史写作的当务之急。”因为“它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往往在某一个方面给人极大启示，揭示了某一方面的深刻道理。”⑦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西方美学史建构的主观立场，而打破讲客观地位独尊的一元主导范式，在写作中要能够站在独立自我的立场上，运用客观材料展开逻辑，实现主观和客观新的结合的多元范式。
第三，西方美学史应该实现历史与当下语境的对话。这里的当下既是一种当代的时代语境，也是一种当下的生活维度。这种从当下视域出发建构西方美学史的范式，就必然呈现为对话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避免了以往纯历史语境勾勒和概念堆砌，以致使美学史脱离生活成为枯燥的无意义的知识集合。前面我们就已提到，章启群就主张“一部成熟的美学史应该表现出一个当代学者与历史上美学思想家的对话。”④吴琼认为应该实现“我们的理论图式先见与历史对象的对话”。⑤彭立勋也认为应该注意“文本作者的‘历史视界’和理解这的时代‘现今视界’的相互融合”。⑥而周维山发现西方学者“不仅仅是关注美学史上的美学理论家和美学理论，而是把触角放在美学理论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上，从生活的角度考察美学理论的历史发生与发展。”⑧因此他呼吁，西方美学史研究和教学应该重视生活这一维度，以启发人们对美与当代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展开思考，实现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所以，西方美学史的立体化建构就应该注意从历史与当下两个语境中对美学观念和美学范畴等作出全面、合理的阐述，同时要注意西方美学史建构的灵活性、易读性，使美学具有更多的生活气息。
总之，我国近三十年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理论探索与建构实际的脱节，研究不能指导实践的原因在于理论的繁杂而不系统。因此，应该建构一种立体的西方美学史，实现时间与空间、主观和客观、历史与当下的多元统一，从而突破以往美学史建构的局限，勾勒出整体的全面的西方美学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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