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和开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理性的诞生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哲学从最初的宗教和神话中解放出来，成为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和开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两大源流。一是来自古代东方各国文化对古希腊的影响。……二是古希腊神话。”
[1]14-15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低下，面对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人们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对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也知之甚少，于是，就创造了神话和原始宗教。可以说，西方哲学是从希腊神话和宗教中孕育并分离出来的，人们最早对自然界、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希腊神话中人们用想象力来认识世界及宇宙万物，用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格神来解释自己无法认识的自然和现象。尽管原始宗教观念还不是哲学，但已经开始考虑宇宙万物的生成与灭亡的问题，人们已经用宗教信仰和神话探寻世界的本原，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将历史回放到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时代，可以发现哲学思想空前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此时的希腊正值奴隶制城邦的兴盛期，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于是也有了反对宗教神话而代之以新思想的要求，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后，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些客观的社会条件提供了一个适宜哲学思考的环境。最早开始研究哲学领域问题的是米利都学派。“希腊哲学起源的直接背景是宇宙起源诗，宇宙起源诗以神话的外衣叙述了客观史前的故事，从而利用流行的有关万物恒变的观念叙述宇宙创造的形成。”
[2]42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宇宙间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这个世界的运行，想找出一切变化莫测现象背后的永恒关系，于是产生了解释世界本原的哲学思想萌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对于哲学的研究就是出于自己对世界的无知和对眼前问题的困惑，从一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例如宇宙是怎么产生的，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如何交替产生的等等。
[3]119古希腊是开启理性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理性思维，即人通过对自身认识理性的能力以及对理性的把握，使这一时期的希腊人开始逐步摆脱原始神话的统治，将理性作为认识宇宙万物、了解人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而不再是单纯地依靠对原始神话的幻想。
之所以将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史的开端，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重视理性思想，并将其奉到神的高度。那时的哲学家在追寻世界本原、解释宇宙万物的变化时，并没有完全将理性精神从自然世界中剥离开来，例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起源，他把数看作神圣;苏格拉底提出对理性的信仰，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他们都宣扬理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则将思想本身的思想看作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功能。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的理性观念都体现着自然性和直接性。
二、理性的最初规定
作为古希腊哲学开端的自然哲学对于什么是万物“本原”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体现出这时的人们力求摆脱对宇宙的神话思维方式，渴望知道世界的本来面目，努力寻求宇宙和自然的构成、本质和规律，由此，神话垄断思维走向了自然主义的理性判断。第一个哲学派别是米利都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用水来解释一切事物，认为万物生成于水而又复归于水。泰勒斯通过对经验加以反思，提出这一哲学命题，概括了以往人们所有对自然界的具体变化进行的一系列的抽象和总结。尽管泰勒斯提出的始基仍停留在感性范围内，但他却将这个具体的、感性的水作为宇宙万物的起源，将水提升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性的层面。
阿那克西曼德汲取了泰勒斯的思想，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无定”“无限物”,而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气”是对他的老师的无定形学说的具体化。在自然万物里，气是最不定形的，它又体现出一种力量，用凝聚和扩散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这种解释却遗留了动力源的问题，造成了毕达戈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对本原问题的两种不同立场，也导致他们对理性做出不同的规定性。
毕达戈拉斯学派认为，数才是万物的起源，万物都是由数来定形，运动、变化都是不真实的，是感性的。一切感性变化背后的抽象的数才是本原，是不变的、永恒的。这体现毕达戈拉斯非常重视这种超越感官的理性思维，超越具体事物去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后来，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并提出用“逻各斯”概念来表示万物存在的依据。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是理性、规律。它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背后那个常住或保持不变的规律，也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
[4]22但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这个“逻各斯”虽然是普遍的“一”,然而如何将“逻各斯”与感性的火的内在原则统一起来，成了赫拉克利特难以解决的困局。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思维能够做到超越已有的观念，察觉到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关系，在人通往知识的过程中，思维的推理逐渐开始代替了经验的直观。最终，由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明确地把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陈述出来。
巴门尼德将理性再一次提升，就是对宇宙整体的规定性。他紧紧抓住存在与非存在这一最高对立，提出“真理”与“意见”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巴门尼德把哲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
[3]29指出通向两种不同的哲学之路，两条认识世界的路。一种是真理之路，运用理智、理性思维去认识一切存在的存在，另一种是意见之路。“非存在者存在”,是指从感性的具体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原，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知识是不真实的、虚妄的。“巴门尼德坚信理性：凡是同思维有矛盾的，就不可能真实。”
[4]26巴门尼德认为，要认识那个真实的存在，只有通过思维运用理性才能把握真理，相反，意见则不属于任何真理的范畴，意见的对象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思维和存在同一，思想与思想的目标同一，才能清除意见、获得真理，区别存在与非存在、本质和现象;由此认为思维认识不是感觉认识的更高阶段，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之路，通过理性路径得来的才是真理，感性知识也只能得来意见。巴门尼德主张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的“存在论”就是摒弃一切不确定性的、感性的事物，最终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因此，他也成为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
古希腊多元论哲学的代表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承袭爱利亚学派思想，又有不同之处。这一阶段的哲学返回到感性世界来阐述自然万物的形成，理性与感性在这里就合并起来。首先是恩培多克勒，他认为构成宇宙整体的“四根”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永恒不灭的。这体现出一种对永恒不变的本原的追求，然而在认识途径上却依靠感性认识。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由种子构成，种子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无限小，需要通过理性来认识。
而一个事物的`性质正是由在这一事物中占优势种子的性质所决定的。为了解决种子的运动问题，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了“努斯”,他所讲的“努斯”既是心灵，也是理性，是超然于整个宇宙之外的，他也把它当作神，具有能动性。世界万物就是靠“努斯”来推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努斯”的提出很重要，第一次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做了区分。在此之前的区分是很不严格的。过去的哲学家都是用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世界本原，唯有阿那克萨戈拉用精神性的“努斯”与物质性的本原区别开来。德谟克利特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对前人哲学中的几对矛盾对立的哲学范畴进行重新思考，例如运动与静止，存在与非存在等等，并尝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别的说法都只是意见。世界有无数个，它们是有生有灭的，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之后归于无。”
[3]47德谟克利特认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通过感觉认知的，而知识则是依靠理性认识获得的。德谟克利特将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结合，结果又恢复了巴门尼德的传统理性主义观点。
“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最初规定性，前者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背后保持不变的秩序和规律，后者是宇宙万物的推动者和原因。二者蕴含着理性的双重意义，即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但此时的理性观还带有自然哲学的朴素性，没有对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的动因的探寻做出明确区分。
三、理性的发展
苏格拉底提出了对理性的信仰，从“逻各斯”深入到背后的努斯精神。他没有像阿那克萨戈拉那样，在宇宙万物之外设立一个努斯作为外在推动力，而是另辟蹊径，在整个宇宙变化过程中寻找动因。苏格拉底所讲的“努斯”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自然万物的最终目的。把“逻各斯”变成了人自身的一种尺度，他凭借“努斯”自身能动的自我超越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逻各斯”。他的理性主义就体现在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又从伦理学的层面思考理性，认为人都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人们只有认识了人先天存在的普遍道德观念才拥有真知，真与善，知识与道德融为一体。他相信有普遍知识的存在，力图在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真理，并相信人们通过不停的追问，能够接近甚至掌握事物的一般的、普遍的原则。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通过认识自己的途径来研究客观存在，将真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意识，以自身为目的，不断地追求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使人的意识逐渐摆脱其主观性，最终获得最本根的普遍性、客观性，就这样，苏格拉底开始将哲学关注点引向了理性。
即便如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构建起理念论的框架，并确立理性重要作用的是柏拉图，他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认为一切可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不断流变的，又继承和发展了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特别将苏格拉底伦理学领域的思想延伸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理念”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将世界二重化为“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可见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由后者创造前者，个别事物与理念世界相对应。
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一种内在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理性的冲动，他的这个理性就是“努斯”,而他对“努斯”是这样解释的：“绝对的自动性”,永恒的自动性，是一种主动的能动性，不断地往上攀升，追求更高的境界。柏拉图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并由理念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受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直贯穿着伦理价值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对理念知识的追求即是对关于善的知识的把握。尽管柏拉图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但其构建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最根本的困难在于无法弥补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难题。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也使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形成一个宏伟的思辨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更加注重确定的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追寻事物的确定性，并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努斯”本身的定义，但是更进一步强调“努斯”的这种“自动性”是自己思维自己，需要经过一个系统逐步上升到“至善”这个顶点，这就是纯粹的“努斯”,纯粹的精神。亚里士多德以最高形式弥补了柏拉图的不足。他认为上帝是完美的“努斯”,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形式、最高目的，是一切宇宙万物的原因，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理性地、有秩序地、能动地推动着宇宙万物，而上帝本身是不动的、完满的、无所不能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把“努斯”精神贯彻到底，在他的逻辑学中，淡化了努斯精神，与他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产生矛盾。后来的哲学家恰恰针对亚里士多德缺失的这一方面提出“自我意识的哲学”把万物的“努斯”
从自然和宇宙的本体提升到一种人格和人生哲学层次上来。古代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是人们的思维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思维发展的结果。
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念，认识到理性的最高规定是思想思维本身，但他却将其看作是客观自在的东西，仅仅把理性局限于理论思辨的层面，缺乏具有实践意义的能动性、精神性，这也是后来西方哲学理性发展需要克服的缺点。
四、结语
追根溯源，西方哲学的理性基因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沃土之中，这一时期理性的产生及后来理性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对理性的理解还处在较为粗糙的阶段，而且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表述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却都把理性提高到了人的认识和思维能力的最高阶段，也成为人们不断追求和探索的最高原则。在古希腊哲学中，把握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理性的揭示和把握，这也成了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用感性直观来认识世界，对人的理性思维的探讨及运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能力还尚显脆弱。但是古希腊哲学已经开始揭示理性的内在矛盾，即“努斯”和“逻各斯”构成了理性的两种使命和特征，前者代表着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是本源性的冲动，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则代表着客观性的规范，具有确定性。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可以明确地窥探出“努斯”和“逻各斯”的不一致并试图调和，但遗憾的是，这种调和仅仅停留在一种笼统的、原始统一的阶段，并没有将主客对立作为同一事物矛盾的对立面纳入理性之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哲学对这一理性范畴的提出成为后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沃土，对后世理性观的发展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古希腊哲学中理性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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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论文：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初步认识
在哲学的文化市场萎靡不振的今天，哲学家越来越被排挤到世界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早已丧失了昔日的自信，博大和雍容，落魄到要和千百种职业同槽争食的地步，心浮气躁，不得不媚俗以取悦于世。哲学家想做灵魂的生意，然而灵魂没有了，他们何以为生，作为不和适宜的历史沉淀加以藐视和讽刺。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屈尊俯就地问：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这时，哲学家会赔着笑脸，诚惶诚恐地解释一通，可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生怕遗漏贻笑大方，到最后总是被人家的逼迫下，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言以蔽之”。
尼采狂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哲学家们暗自欣喜，以为听到了福音，从此哲学家接管了宗教的领地，重新建立一个“人文宗教”，为此，中西哲学以地域文化不同，首先表现在它们在寻求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不同。哲学是人生另一种智慧，也就是人对宇宙与人生的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切的理性关怀。西方哲学的人生智慧体现了虔诚而深深的宗教情怀，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的理性意识。
西方哲学注重于以纯理性的客观态度解释世界的认识和以信神的主观态度看待人生的宗教世界观。西方的基督教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它主导这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基督教看来，人生而有罪（原罪），由于人辜负了上帝造人的善意，自甘堕落，才被赶出天国乐园。罪人们痛改前非，克制欲望，救贫济苦，行善积德，把自己全部身心献给上帝，才有希望在世界末日审判获得上帝的垂怜，回归天堂。西方人对有神论的上帝的信仰与西方人对天的理解、对人生生存状态的理解与深深的虚无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如何走出虚无，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是西方哲学共同所探求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丹麦哲学家说，人若要从虚无的深渊中奋然跃出，那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给人以精神上永恒的寄托。由此，西方人这种深深的虚无意识，注定了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扎根下浓厚的宗教意识，从而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到超越现实的精神家园。
中国哲学总的来说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而则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识宇宙与人生本质的直觉智慧。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也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人生。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具有深厚的人文哲学意识而非宗教精神。中国哲学否定了深的存在，但并非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现象，超越现实的意识。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所以中国哲学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超越而非外在的乞求，并不需要脱离现实的世俗社会。这种人生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即出世又入世”的超越。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心中。
如何表述中西哲学的方法，一种是暗示，一种是下定义。
中国哲学不可说，以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用日常语言表达清楚的，但哲学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烘托。中国哲学的这种赋予暗示的特点与中国一切艺术理想是相通的，中国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换句话，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东西类似于中国诗、中国画所表达的含义，都在表达上有相通之处。列如诗人要想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的，而是诗中没有写出来的。好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读中国文学欣赏中国艺术，不能只看表面，不要眼光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的意思，要读出言外之意，读中国哲学要细心体会字里行间的弦外之意。
中国文学中《老子》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不可说，只可暗示，不是靠固定的语言。语言一但达到目的就应该忘掉，就不需要了。《庄子》说：“言所以在意，地意而忘言。吾安的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所以中国哲学正是明晰不足，暗示无穷，充满诗意。
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派都坚信哲学能够清楚的，用语言表达一切对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就是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表达哲学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用“我思”这个言语的性质来定义“我存在”，他还认为只有象数学那样清楚明确的观念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并且可以用语言来推导上帝的存在。笛卡尔如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完美的，而存在当然比不存在完美，不存在当然不如存在完美，因此，上帝是存在的。西方人用1＋1=2的方法来证明世界认识性的一切，用下定义的逻辑论断证明西方哲学。
因此总的来讲，中国哲学境界甚高，内涵深刻，而西方哲学则善于逻辑分析，思想表达清晰，但前者缺乏清楚的思想表达，后者则达不到最高最好的哲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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