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中国哲学合法性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哲学史叙述的问题，如何试论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哲学”，最早见于日本哲学家西周的《百一新论》，西周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并特别声明用它来区分东方的儒学。1902年，中国人在《新民丛报》上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传统思想。20世纪以后，陈黻宸老先生在北大最先开设了中国哲学的课程。1916年10月，谢无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虽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其合法性问题却自诞生之初就饱受质疑，至今仍悬而未决。
胡塞尔、伽达默尔、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坚定地否认中国具有哲学，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人事智慧与西方所说的哲学截然不同。回顾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历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中国哲学从出现开始就不断向西方哲学本文由论文联学习，自觉的靠近西方哲学的标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力图建立起中国文化背景下却不同于传统哲学本身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一、中国哲学史以西解中的历史
20世纪后，最早在国内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是陈黻宸老先生，其后有马叙伦、陈汉章等，他们的教案相较之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传统学问方面可以说更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然而直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出版后，才开出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先河，究其原因在于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着新的知识背景，能够融摄西学，中国人希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比对，实现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转换。
因此，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早期，是一个不断以西解中的过程。王国维在1903年发表的《哲学辨惑》一文就明确主张“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1]运用此方法论原则治“中国哲学史”最早的一组文章也是出自王国维之手。作为早期哲学史书写的代表，冯友兰在1935年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上提纲挈领，他说：“理性主义才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正宗，中国最缺少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2]提倡“中国哲学”必须理性化，必须由混沌而清晰，由零落而系统，由历史上的语录、札记、注疏、学案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论文、著作。
从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进入到了以西解中的时代，人们的理论兴奋点长期集中在如何按照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铸中国哲学以使之具有现代形式上。虽然在与西方的交流中，中国哲学史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论述体系，然而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的划分，都带着鲜明的比对色彩，甚至为了比附西方哲学，对很多观点进行了过分的阐发，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例如把惠施的“小一”变成“原子论”，阴阳五行当成了宇宙论，从《庄子·秋水》中“夫固将自化”一句的“自化”得出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在哲学史原料的选取上，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也都与我们无缘，而翻开西方的哲学史，我们却可以轻易找到修昔底德，蒙田甚至拜伦。
张岱年曾经说过“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3] 将传统文化现代化，这是一个大工程，虽然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西方文化一跃成为了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然而却不应该将西方哲学视为一种普遍的哲学范本，规范所有的哲学形态。
二、哲学的共相与殊相
哲学最早在古希腊的语境里是“爱智慧”的意思，这个定义很宽泛，与其他的学科相比，哲学是人类对外界的追问，但归根到底是人类对自己的追问，它是对人生命意义以及人如何生活的更好这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回应。它的普遍性是引导和启蒙，不属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区，而是面向所有生命。东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也应该有不同的展开形式。
西方哲学侧重理性和形而上学、更关注宇宙论，是因为西方社会从希腊文明发端开始，就是一部与自然抗争的历史，相比于东方相对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西方文明从诞生之处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基督教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教观念使人们无法绕开上帝的存在，在西方的思维模式中，无论是认识神圣世界还是回归到人本身，都无法超越一个潜存的最高的存在。从宇宙的本体到上帝存在的证明再到黑格尔、康德的绝对精神和物自体，西方的哲学史不停的在寻找和证明一个最高的存在，西方哲学也就展现出东方哲学难以超越的抽象性、思辨性和逻辑性。
然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崇拜，以血缘和亲族维系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稳定的农耕生活中形成了注重人事、伦理的文化系统。由于不用去回答“神创天地”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解释都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必要如西方哲学那样繁琐。
因此东西方哲学各有各的.特点，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则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理性，中国哲学则重道德;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则重直觉;西方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看透客观外物抓住本质，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则是物我合一内圣外王。由于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和生活境况，中国哲学不应该把求同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而恰恰该将存异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就像徐复观所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剧种，两场不同的演出，当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西方的道具，依照西方人的程式，表演我们的剧种时，这台“戏”固然是科学了，固然也让西方人看懂了，但是却不像“戏”了。当我们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形式系统之后，西方人会说中国哲学根本就没有“戏”，而且，我们还会遭遇到更大的合法性危机。一个民族总有支撑起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有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方式，哲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它规范和指导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其独特的哲学样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本来不需要西方哲学的架子来支撑。
三、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今天中国哲学合法性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哲学史叙述的问题，也可以说，我们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论述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哲学的困境。20世纪以来，学界一直在讨论新的视域下哲学史重新书写的话题，也一直试图摆脱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痕迹，探索中国哲学书写的新方法。在我看来：
一部好的哲学史，首先应该是一部能够梳理中国文化传承，脉络清晰，理清历史渊源并能不断自我批判的哲学史。中国哲学从先秦到现代，儒释道三大主线交错，诸子百家异彩纷呈，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应该对众家理论理路有较好的梳理和把握，客观准确的剖析中国哲学的学派传承和发展。
一部好的哲学史，其次该是具有自己问题意识，能够反映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历史、社会因素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反映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面向的也该是中国人的生活和现实。以伦理、人事为特征和主题的中国哲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中国哲学应进一步发挥这种实践性和伦理性，对接时代和社会，培养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划分自己的问题领域，诸如心性哲学、禅性哲学等特有的理论话题，都可以放大来回应信仰缺失下，人们为什么而活，如何生活的更好的问题。
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最后应该是一部能够该是一部特色鲜明能够承接起文化脉络，彰显出民族精神的历史。因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必须实现哲学共相与殊相的转换。摆脱对西方哲学史书写方式、研究对象、学科范围划定、书写内容、框架划分甚至概念话语的模仿，体现自己的特质，建立自己的阐述体系，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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