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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是最好的利己
利他是最好的利己
未到谢幕，“台湾企业教父”施振荣宛然已是传奇。
刚过30岁，他靠着东拼西凑的100万元台币创办了如今的全球第三大PC企业宏碁集团;60岁时，他把一手创立的宏碁集团管理大权交出，随后转身成为智融集团董事长。按照施正荣如今的搭档美国达顿商学院客座教授陈明哲的说法，施振荣本人的经历就是王道精神的最佳说明。
这个早年帮母亲卖过鸭蛋的少年，从小笃信“吃亏是福”。施振荣认为，利他是最好的利己——当周围所有人都获得利益而自己是利益的贡献者时，社会必然会给予我回馈，那么我的利益就是永续的。正是在这种理念下，他兼顾了各方利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有人评价说，他几乎是华人世界里，把自家小企业做成了世界品牌的第一人。《财富》杂志将他评选为“与亚洲做生意不可不认识的25位人物”之一，认为其“集优秀的工程师，传统的中国生意人，先锋派经理人与国际企业家于一身，有远大的理想和宽阔的视野”。
与此同时，施振荣的管理思想也受到格外的重视。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全球25位最杰出的企业管理者”之一。如今，分布式管理、微笑曲线、再造宏碁、传贤不传子等与施振荣有关的案例，已经进入管理学教科书。
时隔提出微笑曲线近三十年后，施振荣奉献了新的关注：王道精神。在他及同侪看来，所谓王道是专业与人文的结合，实际是新时代领导人需要的世界观，所谓“内圣外王”，有霸气但不强制，与压迫性的霸道思维相对应：霸道可以做大，王道才可做久。
60岁那年，施振荣实践了自己所言，退休后成立了智融集团。据他解释，立意就是智慧融通、共创价值，也就是经验的共享，这是他退休后的主业。金融海啸之后，他遇到陈明哲。
陈明哲告诉施振荣：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华尔街包括整个西方，之所以发生此次金融危机，在于他们现在的体系过度资本主义化，而无法防止诚信本身的坍塌;直到今天，企业管理中也没有加强这方面的反思。这一理念触动了施振荣，他认为，如果中国一味学习西方的思维、跟从西方的管理文化，恐怕也会遭遇相同的问题：就是无法反思，尤其对社会的贡献。
对比之下，施振荣的辉煌也映射另一种寂寞。这关乎中国企业管理空白。有人曾经评价，微笑曲线之外，华人企业家几乎没有贡献出更多让世界一亮的管理思想，这也是施振荣的焦虑之一。
善于分享一直是施振荣的优点，这或许也是他高于同辈华人企业家之处。他过去一直在思考，对华人企业，应该提供怎样的高阶主管?一直号称不喜欢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要做就要做不一样的东西的施振荣与陈明哲“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做“王道薪传班”。
施正荣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中，一直是社会对企业由外而内的触动：早期，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特点是资本因素最为重要，所以他们将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开始强调人权，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到了九十年代，西方企业开始讲求企业治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
与之不同的是，他希望的是由内而外的王道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企业的领导者，理念在先，创造价值在后。
而这一思路，也应和了中国崛起的大背景。席间，施振荣谈到苹果之所以是苹果，是美国客观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人才环境的机制共同作用而生。“如果今天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做出与苹果相同的产品，全世界是否会跟风?不会。大家只会跟随美国走，至少美国的记者是不会来报道的。就像我当初曾经试图告诉他们我们做得多么出色，可是他们并不理睬一样，这是很现实的。”
这个普及王道精神的愿景，如此宏大而理想化，让人敬佩而又疑惑。在日本赶超美国的时代，我们曾经看到日本第一的口号，也看到日式管理风靡一时，然而如今都成为浮云。中国式管理，会怎么发展?这看起来是一个更为艰难的挑战，不亚于再造一个新宏碁。
不过，施振荣好像对非主流理念会遭遇的困境已经有所预料，他形容为“革命尚未成功”，也把王道精神普及的时间点定在三十年之后。中国式管理能否由非主流变成主流，施振荣幽默地自嘲说，希望自己能够看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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