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政策引导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

时间：2024-09-19 11:07:19 创业资讯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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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政策引导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

来自才消息：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向城市的“突围”，是一次混合着成功与辛酸、喜悦和泪水的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它给城市化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以特殊的方式反哺着农村。

积极的政策引导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江西，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因打工而繁荣的县城，诸如“资溪面包军”、“建筑临川军”等，他们用辛苦找工所得建设着所在地的城市，摘掉贫困的帽子，同时影响着家乡的发展。

　　在江西省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看来，他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是“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为农民工创办的企业招到足够多的技术工人”。

　　学习“阿宝”好榜样

　　11月13日晚上，在一家餐馆的饭桌上，孙国平感慨道：“在外面打工的10年，真像做梦一样。”

　　李国平是江西省崇仁县孙坊镇人。一个月前，他关掉了深圳的那家物流公司，带着在公司打工的老乡驱车回家。“经济不景气，公司的订单越来越少，索性关了公司回家，等形势好转后再出去。”

　　李国平所在的崇仁县是位于江西省东部的一个农业县，90%以上的农民家庭或多或少种植了当地主要的粮食——水稻。20多年前，李国平家在联产承包中分到了５亩多地，结束了挣“工分”吃大锅饭的日子。

　　包产到户一度让李国平的父亲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种粮之余还种了棉花和西瓜、果树等经济作物。但他们很快发现，一家老小经常要起早摸黑在水田里劳作，也只能混个温饱。

　　贫困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外出务工，先行者带来的财富诱惑，使得更多的乡民放下农具，涌入城市。延绵了几千年的乡村生活骤然间变迁。

　　民工潮加剧了这个迁移。1992年，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迅速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天堂。于是，不少开了眼界的农民，很想摆脱村庄的束缚，“不愿回去，种地会被认为没本事”。

　　崇仁县政府网站上的一份材料称，该县7万劳务大军主要分布区域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该县航埠镇的“建筑大军”在上海，“客运大军”在深圳，马安、石庄、郭圩三个乡镇的“种植大军”在广东、福建，礼陂镇的“机械大军”在河北，有“一技之长”的则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

　　在不少乡村的宴席上，来自该县马鞍镇的李水保成为众多打工者的榜样。村民们的口耳相传中，这个被唤着“阿宝”的乡人在深圳先后做过保安、技术工人和业务员，10年的不断奋斗，最终成为一名身家上亿的企业老板。

　　“阿宝是全国打工榜样，崇仁的乡亲，更应该带头学好这个故事。”在崇仁县委组织部编撰的励志书《梦想成真的舞台》中，倡导更多的务工者学习“阿宝的故事”。

　　这本书还讲述了近百位乡人在外或返乡创业的故事，“梦想成真的舞台，贫困在这里低头，爬过这个坡，前面是坦途……事业，让他的激情燃烧，一切为了劳动者”，煽情的卷首语流露出这个县城对财富的渴求。

　　回顾十年打工生涯，李国平觉得更多的是血汗和泪水，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他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摆地摊卖过袜子，在火车站干过搬运工。最后，他想到人们早上都要吃早点，包子生意一定很火。

　　卖包子积累的5万多元因为开服装店亏得一塌糊涂。他说，那是2001年冬天，亏得连给家里买年货的钱都凑不齐。春节间，家里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女方在深圳一家服装厂打工。简单地摆了几桌酒席，婚事就算办了，代价是花光了李国平父亲的所有积蓄，还欠债2万多元。　　婚后，李国平跟着妻子来了深圳，妻子继续到服装厂打工，他在一家物流公司找了份送货员兼营售员的工作，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2003年，不甘心的李国平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妻子也从服装厂辞职来帮忙，一年下来赚了30多万元。他回到崇仁县城，花了10多万元买了一套新房，把父母、孩子接出了乡村。

　　在李国平的印象中，2003年后，县城规模不断扩大，商品房开始被打工者接受，“房价不断飙升，地段稍好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售价高达一千五六百元钱。”

　　乔迁之喜的鞭炮声中，李国平一脸笑容接受亲友的恭贺，他感觉自己奋斗、挣扎了这么多年，像传说中那条剥掉自己鱼鳞要变成人的鱼一样苦痛和鲜血淋漓，但他还是成功了。

　　每年春节，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拎着大小包裹，从各地赶回来，不管过去的这一年他们赚多或赚少，家总是要回的。这也是县城最热闹的时候，年轻的打工者穿上时髦的衣服，走亲访友，交流在外务工的信息，或是通过家人安排的相亲活动，寻找家庭的另一半。

　　繁荣的务工经济促进了这个县城的发展。“全县有7.1万人在外务工，2007年的劳务收入4个多亿元，县财政收入2.38亿元。”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介绍说。

　　在崇仁县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当地政府着力实施“一河两岸”、“两园四路”。以2006年为例，城区铺装道路面积55万平方米，新增城区公共绿地面积16万平方米，新增城区面积1平方公里，城市化率达到33%。

　　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输出劳动力资本，产生的货币财富又回流到贫困地区，从而在繁荣富裕地区的同时带动贫困地区的进步。贸易的结果，是促进了深圳、广州等发达地区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个“崇仁县”。

　　老村成追忆

　　先富者财富的增长点不是存在于本地经济体，而是依托外省（地）经济体。

　　一个问题是，农民在发达地区所创造的财富基本上流回了农村，但一度出现居民收入上升而按生产法计算的实际GDP却有所下降这种奇怪的现象，“人民富裕”与“经济停滞”在特殊的场景下得以并存。

　　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崇仁县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高达7万人，其中三成以上的务工农民，或跻身于各经营生产企业的白领阶层，或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

　　这些“第一代农民工”曾经或继续挤住在昏暗、污浊不堪的出租房里，做着各式各样的小买卖。一部分人坚持在城市里生活，希望下一代能够初步成为城里人，再下一代能够彻底和城市融合。

　　但更多数受访农民认为，生活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生孩子、盖楼房，再多的钱都只有落实到农村才能光宗耀祖，因此乡下人便依旧是乡下人。

　　或许可以解释的是，“乡土中国”的农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有一种天然的依恋情结，他们弄不懂 “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野”等复杂的概念。

　　月塘村是崇仁县孙坊镇人口最多的村庄之一。穿过小石板桥，便进入村口。老村依山面水，数排旧房子蓦然挺立，青砖剥蚀，明显带有风雨和流年的痕迹。仔细察看，村屋、排水沟仍在。但村内鲜有人迹，大门多被锁上，门环处锈迹斑斑。

　　泥石路旁，杂草与苔藓并生，老房子沦为堆柴薪、养

　　牛、养鸡的地方，无人清理的畜粪味冲人眼鼻。偶见一两扇半开的大门，门前只有母鸡安静啄食，黑狗狂吠不止。一只瘦猫觅食于老房一角，徘徊良久，倏忽不见。

　　75岁的周桂枝（音）还住在老村，一张老床孤零零地摆在老屋中间。她一如往常，独自坐在门口，眼神恍惚地望着小巷深处。周婆说，村里人少地方多，养鸡养鸭还是很方便的，“3个小孩全出去了，一年到头只回来一两次”。

　　老村百米外是新村。村道两边建着成排的小洋楼，或毛坯，或外贴瓷砖，一律缺乏个性，如同雨后春笋般杂乱无章。行走在崇仁县的各个乡镇，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2003年以前，这些打工者创造的劳务收入，主要流向是在老家建造楼房。在农村，楼房是农民财富、地位、声望的象征，是幸福美满的代表作，甚至是个人资信程度的标志。

　　在当地从事建筑的王师傅介绍，盖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不算装潢费用，平均耗资在六七万元左右。据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崇仁县农村中盖两层楼房、子女能读完初中或银行有5位数存款的先富者，80%以上有三年以上打工经历或正在打工。

　　“这对农民而言效用极大，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的消费需求就是盖一栋新楼房，甚至盲目攀比，样式越新颖、越气派、层数越高，越能满足其效用最大化。”该县河上镇党委书记周亮平告诉记者。

　　许多“打工仔”几年的血汗劳动就化作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来不及装修的楼房，留下一屁股债务，又匆匆踏上南下的火车和汽车。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挪窝”但不“腾笼”。更多的农民视老房为祖业，本可拆掉原地重建的，却“宁坏不建、宁烂不卖”。“祖业从我爷爷那辈开创，如果到我手里留不住，那不是很没用？”有受访农民对记者坦言。

　　以崇仁县六家桥乡杨家村为例，因没有统一规划，很多村民在公路旁建房，村中大量旧房被闲置，宅基地总面积达370多亩。通过两年多的整治，杨家村的新村占地面积只有170多亩，新增耕地200多亩。

　　来自崇仁县政府网站的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全县共整治“空心村”40余个，净增耕地4300亩。县政府的一位人士表示，这既解决了农村宅基地问题，又能使耕地面积得到保障。

　　河上镇党委书记周亮平介绍说：“我在很多乡镇待过，这三年来，我们鼓励村民转变消费观念，到县城购买商品房，抢占城里的教育资源。”

　　但能够直接跳进城的，毕竟属于少数。于是，难以改变常住户籍的农民，努力达成一项梯度转移：由老村到新村，由新村到镇里，由镇里到城里。

　　返乡创业农民工视同“外商”

　　打工者财富消耗的另一个方向是婚礼“彩金”。

　　每年春节期间，一幕幕相亲的故事在这个县城的各个角落上演。这些青年男女是“遵从父母之命”，利用春节假期回乡订婚事。

　　男女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打工，利用春节回乡完婚，成为这些外出打工者的婚姻模式。与传统的“三分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村生活相比，新的婚姻方式让他们少了一份踏实，而与现代的城市婚姻相比，他们又少了一份安稳。

　　维系这种婚姻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是高额的彩金，在江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又称为“婚约保证金”，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乡俗”，成了双方“愿打愿挨”的事。

　　已经无从考证谁是“彩金”的始作俑者，但可以肯定这也就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但彩金的标价是越来越高了。从最起初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五六万，甚至是十来万。”河上镇党委书记周亮平说。

　　农民在发达地区产生的劳动力收入虽然通过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村，这部分劳动力收入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进一步演化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而是消耗在诸如盖房、娶亲等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以前农民工外出打工，只是把钱寄回老家，虽然这对农民增收有很大帮助，但是对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大。农民工单向的流动，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崔传义等人做的“百县调查”显示，改变中西部工业薄弱现状真正能够依靠的，还是农民工的回乡投资，这在江西南康等地体现得较为明显。

　　如何将劳务收入和当地经济发展衔接起来，打破“人民富裕”与“经济停滞”这种怪现象，这是诸多“崇仁县”面临的一个结。

　　2005年，崇仁县围绕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大力实施“能人回流工程”，鼓励懂技术、善经营、有资金的在外务工农民返乡投资创业，资料来源参与新农村建设。

　　“利用差异，张扬个性”，当地政府希望能独辟蹊径、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在一场摸清家底的活动中，崇仁县劳动就业服务局组织实施了“全县性人力资源普查工作”，掌握全县12.6万劳动力的流向及行业，做到对人力资源了如指掌、一目了然。

　　江西省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说：“2004年起我们开始把返乡创业农民工视同‘外商’，实行与招商引资的同等待遇，给予企业登记、税收、用地、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并采取上门邀请、全程服务等措施，吸引大量在外务工有成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积极的政策引导激发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一大批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经验的农民工纷纷返乡创业。

　　当年，他们踏上打工之路，怀揣着“娶老婆盖房子”的梦想，简单而又直接；今天，经过岁月洗礼，他们怀揣着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更带着创业的雄心，回到家乡。

　　被村民形容为“能混、见多识广”的崇仁县三山乡人涂德芳回乡办了一家服装厂，希望能将在浙江打拼数载，积累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回来。“忆往昔父老乡亲外出打工奔小康，看今朝农民兄弟回家创业挣大钱”。这副对联贴在崇仁县巴山镇君子服饰有限公司。

　　河上镇江上村青年农民付国发回家过中秋节时，发现村民种花生一亩地赚不了几个钱，决定返乡在山上种铁观音茶叶，并拿出多年打工挣来的积蓄建起300亩茶叶基地。

　于是，他一个个地去说服村里的大户，全部改种收益远远高过花生的茶叶，并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统一管理销售，其他农户可以加入合作社，也可以把撂荒或者不想耕种的山地转租给大户。

　　来自崇仁县政府网站的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崇仁县返乡农民共带回资金6000万元，创办农产品加工、竹木加工、机电等生产经营企业159家，培育出黄花菜、果蔗、大棚蔬菜、麻鸡、生猪等种养基地272个，带动发展种养生产经营大户1万多户。这些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创业的“打工仔”还被选为村干部。

　　除了数量众多外，“打工仔”们创办的企业质量也相当高。根据崇仁县今年10月进行的一次调查，这些企业具有投资额大、企业科技含量高、投资者素质高且志向远大的特点。在所调查的8家企业中，有7家投资额都在千万元以上，其产品在业内都有较强竞争力。

　　在江西财大经济学院罗昌瀚博士眼里，涂德芳的经历是回乡创业者的典型代表。他说，劳务输出经济是中国农民的创举，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重要表现是“回流型经济”，即“打工能人”回乡创业。

　　崇仁县工业园区办副书记方宁继告诉记者，这是发展的结果，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经济和打工生涯的洗礼，作为投资者的“打工能人”增强了理性思维，他们要善待自己打工赚来的每一分血汗钱，他们所看重的还是家乡是否有“金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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