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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谈创业：人情与利益兼顾得来成功
关于如何管理，如何笼络人心等等，俞敏洪在创业之初也读了不少管理著作，然而，俞敏洪平时读得最多的还是和中国古代相关的书，比如《老子》、《孟子》、《三国演义》。
我喜欢去探索人们描述的原因背后的真正原因。我看到历史里有规律性，一定是偶然和必然结合产生结果，所以我有时和员工谈话，就会去看他们和我讲话表面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表面的原因是有道理的，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说自己是“以半本《论语》治天下”，后来的俞敏洪则是一把广告刷打江山，一部《三国》治天下。俞敏洪对《三国演义》的痴迷，使他对用人与管理洞若观火，对于如何协调人际矛盾，如何做好管理者，都有莫大的助益。
俞敏洪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反复琢磨为什么曹操和刘备会成为天下枭雄?曹操是一个普通士兵，一个小官;刘备纯粹就是一个乡下人，最后他们各霸一方天下。如果没有曹操，刘备肯定能夺得天下;如果没有刘备，曹操肯定也能夺得天下。因为有了刘备，才有三分天下。俞敏洪分析道：
曹操手下有一大帮伟大的人物，他本身就很伟大;刘备手下也有一大帮伟大的人物，刘备也很伟大。为什么曹操对关公那么好，他还要过五关斩六将，非到刘备那儿去?曹操手下的人，不管刘备怎么拉拢，也不到刘备手下去?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才争夺战。就是抢人才，人才就是一切。……
研究曹操和刘备这两个人为什么能称霸一方?我发现，他们得天下，刘备偏重人情，用人情来拉拢人。你们都是我兄弟，打天下就是一起的，就是兄弟，结拜。曹操没跟任何人结拜过兄弟，曹操用的是什么?是利益，当然也有人情。曹操有智慧，有思想，有人品，但是他更多用的是利益和规矩。
当初，俞敏洪请朋友们回来与他共同创业之后，每人分一个领域，自己赚钱自己花，所以也就没有了利益上的冲突，人情与利益兼顾。2000年，俞敏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我发现，企业要干好，三大块儿，一是利益，二是权力，三是人情。但是，当时(创业之初)我是个体户，我只要抓住两点，利益和人情，权力不用说，就在我手中，用好了就伟大，用不好就拉倒。
我认为好朋友一旦进入利益纠纷状态，朋友就玩完了，所以他们从国外一回来以后呢，我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说每人承包一块，个人干个人的，在新东方这个屋底下面，一起干。……就这样干那么三五年，大家觉得干得挺不错。
在新东方原来的诸侯割据式的体制框架下，团队成员的利益界定非常清楚，当事业的不断发展变化使得原有利益格局打破后，重新进行公司化改造，个人的利益面临重新分配。俞敏洪表示： 任何人面对利益变动，都会有心态上的失衡。比如有些部门，原来的地盘没了，新的地盘也没分到，感觉上落空;外面的管理人员引进来，下面的人员成长起来，“老人”地位削弱等等。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感觉什么也得不到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情来，比如会让你也什么都得不到。
俞敏洪早期管理的新东方，总是在利益和人情之间找平衡点，俞敏洪也曾似乎找到了平衡点。
我发现，利益放在第一位，假如我给你的利益超过了别的地方给你的利益，那么，你留下来干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为，我当时意识到，只要我手下有老师就什么都行。第二，在给你利益的情况下，我再给你人情，你就会很舒服，你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的人情比较低级，就是请老师吃饭，喝酒，出去玩儿。我们是哥们儿，我们是兄弟。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浅层次上，用利益和人情调整关系的。
俞敏洪表示，当时还没有走到调整王强、徐小平这类人物深层次利益关系上去。因为，俞敏洪认为，他们绝对是志同道合的人，思想境界是差不多的，对未来的追求也是差不多的，肯定会有利益冲突，肯定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可以在思想的层面谈利益了。
同时由于过去深刻的友情关系，王强、徐小平从来不把我当做上下级的，他们都以为他们是我的上级，在管理上不能令行禁止。这就给后来者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新东方在经受了股份改造引发的高层危机之后，俞敏洪不得不去处理这种思想层面上的利益关系，去解那个结。俞敏洪这时候意识到，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出现，只有各归其位，才能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在友情为基础的结构里，你不能下命令、不能指挥，只能通过友情来权衡利益和权力，很可能形成一个矛盾圈和是非圈。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新东方很可能做不下去。
2002年俞敏洪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新东方利益的重新分配，最后的那个结，就在徐小平身上，(徐)小平只是一个代表(2001年11月俞敏洪请小股东投票表决，是支持徐小平还是支持自己)。这个结不解，新东方就走不动了。最后大家做出抉择，徐小平离开董事会。
事后，俞敏洪总结说：“友情上注意分寸，保留一份关心与交流，不(要)过于求助于友情，让友情卷到痛苦与矛盾中来。”然而：
我个性太注重友情，太注重别人的感觉，我这个性看上去是宽容，过分了就是纵容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办法，改不了，以至于新东方的管理结构没法建立，因为管理结构最重要的就是令行禁止，说一不二，我做不到。
俞敏洪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
我一个人做事通常能够雷厉风行，但与一帮人做事时，要顾及这个人的面子，那个人的面子，就变得相对软弱。有些时候都是各打五十大板，你这样做也对，这样做也错，通常会使他们不知我最终的态度。在利益分配时，总想保护每个人的利益，总想给每个人特别恰当的位置。
多少次俞敏洪在遇到了急速扩张带来的利益、亲情、友谊的冲突时，他就开着那辆红色大发狂奔，吓坏了身边的王强。
当企业做大之后，企业内部的管理十分复杂，这就有必要借助一种制度来对员工的行为加以规范，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上市之前的那些年，俞敏洪始终在利益和人情中间玩中庸、找平衡，搞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
新东方上市之后，创业元老一一退出管理层，俞敏洪认为，徐小平、王强、包凡一未能进入管理层，不是一个遗憾。
如果他们进入管理层，那才叫遗憾。那样他们的长处就不能发挥出来，发挥的都是短处，那多没劲。
新东方上市之后，王强、徐小平等一干创业元老的淡出，换来的是更加职业化、更加专业化的经理人团队，这是超越了兄弟情谊，更多依赖切实实利益拼建起来的崭新结构。抛却人才的团队组合反而让俞敏洪感到轻松。
我喜欢新东方的人为了利益来和我叫板，因为他自己的价值估计，和我对他的价值估计都可能失误，叫板能帮助双方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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