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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深圳布吉镇大芬村，在书画界却赫赫有名。这里，广东和港澳老板经营的画坊、画廊及艺术公司星罗棋布，每年都有数百万件油画作品经包装后销往世界各地。如今“大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行画销售市场，尤其村里近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画家、画师，更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在这个神秘的都市村庄里，艺术淘金者的生活到底怎样？也许看了这位青海女孩的闯荡经历，你会大吃一惊！
“大芬”，是天堂还是地狱？
我叫李欣，1978年出生在青海格尔木。因自幼酷爱绘画，高中毕业后，自己凭着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进了西北一家艺术学院美术系。然而艺术院校颇具贵族气，每年仅学费就要交近万元，苦苦支撑到1997年毕业时，家里已为我举债2万多元。
大西北本是贫瘠、落后之地，这笔债对于同在一家破败小厂做普通工人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啊！所以20岁的我毕业后，没有到家乡那所小学担任美术教师，而是决定怀揣自己火热的“画家梦”，去投奔一位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师姐，赚钱办自己的画展！当时对我来说，南方那条黄金海岸太具诱惑力了。
然而当年11月来到深圳后，我才吃惊地了解到，其实师姐早已不在福田区那家广告公司做事了，为寻找“创作气氛”，如今她住在布吉镇的大芬“画家村”。主要靠画行画卖给村里那些香港画商维持生计，然后才能拿着“克隆”著名油画换来的钱买宣纸和颜料，创作属于自己的画。因心高气傲的师姐不好意思言明她已在特区“沦”为普通画工，当初才在电话中对我撒下了那个小谎。
进入大芬村不久我便发现，对于流浪画家而言，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在近2000名同行中，真正有点名气的画家和我们这些“小画工”的生活差距极大。村里有一位四川人堪称艺术奇才，他曾在一家美院做过教授，辞职来到大芬后边开画廊边作画，现在他的一幅佳作能引来无数中外收藏家，卖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元不足为奇！画家村像他这样的“大腕”，如今都已在深圳买了房子，日子过得自由自在而且滋润之极，同行谈起他们无不艳羡异常。
而比那些人差一些的，隔三差五也能有些作品脱手，万把块钱的收入时有进账。但最差的却几年都不曾卖出一幅作品，只能几个人挤居在一间小民房里，沦为“艺术乞丐”。这些人生活越困难，行为就越乖张，寒冷的冬夜，时常能看见他们骑着自己的破摩托车，沿着乡间的小路从东驶到西，又从西驶到东，嘴里还不住地狂吼崔健的歌……后来一些人似乎终于醒悟过来，干脆甩掉紧攥了多年的画笔，到深圳市区做小生意去了。
师姐甚至说，还有些同行因苦于画半辈子作品都无人问津，终于挺不住，破衣烂衫地遁入空门信了佛，从此不再画画。
接下来，我的遭遇也并不乐观。因大芬是一块遍地艺术精英的热土，港澳台甚至新加坡、美国的画商常来坐地收画，而且广州、香港老板在这里办的画厂、画坊、画廊多如牛毛，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院毕业生和各种各样的画家、画师、画工到此“淘金”。像我这种艺院美术系毕业生，在大芬村一抓一把，想从“画家”堆里脱颖而出成为“名家”，谈何容易啊！我和师姐合住在一间10多平米的小出租屋里，白天她到一家香港人的艺术品公司去画行画，我则背着自己在学校时创作的几十斤画卷，向村里的画店、画廊一家家“推销产品”。
然而，我爱不释手的作品一摆到那些目光挑剔的画商面前，他们竟都连连摇头，说这种作品，在村里随便找一个没上过美术专业课的“野画匠”也能画出来。其中一幅名为《韵》的油画，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作品，画面是干枯裂缝的黄土地上一枝娇嫩的玫瑰，一排压抑的灰蒙蒙的小楼上方是清晨鲜红的朝霞……绚丽色彩的铺陈，充满生命动感的笔触，能令人感觉到一种喷薄欲出的张力，那种属于生命的、属于灵魂的力量。每次打开这幅灵感之作，我自己都会感动不已。可在大芬拿给一位曾在美院工作过的广州画店老板看，他却说：“从这幅作品看，你写真的能力已经很强，粗犷的笔法，自然流畅的线条已经使作品的内涵表达了出来，但还没有透出应有的灵气，缺乏那种诗意。”尔后他指着自己店里收购的一些作品给我看，真是不比不知道，站在那些出自流浪画家之手的佳作面前，作者深厚的绘画功底一目了然，而且每一幅画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此时再打量一下自己的所谓“大作”，我不禁自惭形秽起来。
推销作品屡屡碰壁后，我只得把自己的画压在一只干燥箱里，铭记着那些画廊老板的经验之谈，在出租屋里潜心绘制新作，或背起画板到海边写生。眼看日子就这样在失意和落寞中悄然溜走，身上的钱已都换成了画纸和颜料，我心里不由得惶惶不安起来。可就在这时，师姐又收到中央美术学院一位教授的回信，要去北京深造。临行前，她执意要留给我一些钱和几幅作品做留念。我只收了画，没有要她的钱，因为我知道她到北京后更需要钱。送师姐走的那天早晨，天上下着凄迷的雨，我心里怅怅的，几乎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此后一段时间，在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深圳，自己没有一个朋友，那种落魄天涯的无助感时时会袭上心头。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背着画板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那夕阳流淌出的血色的光芒渐暗渐凉，几乎能把人的心情逼迫得进入绝望。因为这是一个回家与亲人会聚的时刻，而流浪异乡的自己，只有一间阴湿、狭小且还欠着房租的小出租屋。
没有生活来源的“贫血”日子，令人感到乏力和迷茫。一天，因抵不过房东步步紧逼式的催要房租，我只得借来一辆破自行车，试着背起自己的画到市区的画廊推销。然而饥肠辘辘地奔走一整天，不仅没卖出一幅作品，反而被几位眼光甚高的画商嘲笑一番。当天回来时已是深夜，冬日呼啸的海风不停地刮着，一会天上又落下了豆大的雨点。偏偏在这时我的自行车胎破了，只得推着破车独自一人走在通往大芬村的水泥道上。冰冷的雨点迎面打来，灌入我的脖颈，我的嘴里，那股凉意伴着体内饥饿的啃噬，直侵入人的骨髓，一瞬间我几乎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凝固。蓦然就有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忽然望着空荡荡的异乡街道在心里说，李欣啊李欣，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流浪？为什么要画画？那一刻我的精神几欲崩溃。
后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只得听取一些同行的劝说， 怀着一种悲壮走进一家香港人的画坊，为挣钱糊口不得不画起了行画。事实上这一脚我才算真正迈进大芬村的“心脏”，并由此了解到在这个中国最大的行画市场里，还有着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
不做年薪12万元的“复印机”
进入这家拥有50多名画匠的香港画坊不久，我便听一位女伴讲起这样一件奇事：一位深圳的有钱人，不远万里用1.5万美元从法国买回8幅油画，返深后在大芬村找到“集艺源”油画艺术有限公司订制画框，摊开油画让集艺源的老板大吃一惊，因为这8幅画正是国外画商不久前从他这里花2000多元买去的，没想到这种行画经过画商的几次倒腾，竟在欧洲进入了艺术市场，且摇身一变带着如此身价重返它的生产车间！而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大芬屡见不鲜，这个行画市场之大，也由此可见一斑。据我们画坊老板说，每年都有数百万件油画作品，从遍布村里的各式各样艺术品公司和画坊中诞生，再通过各路中间商，漂洋过海销往世界各地，为有钱人的家居装点一份高雅。
不久我便又惊奇地发现，在大芬，一个毫无基础的学徒，被画师调教半年就可以画简单的风景行画；在这里，世界上最昂贵的美术作品──价值上亿美金的梵高名画《向日葵》，一个熟练画工一天可以依样画葫芦克隆10件以上，一幅只卖30元左右！这个中国最大的行画市场，也最大规模地聚集了画商、画师和画工，从中随便拉出一个小青年，都能将达·芬奇名作《蒙娜丽沙》勾勒得像模像样！
尽管许多自诩为“纯艺术家”的美院毕业生，刚走出校门时都会对画行画的人面露不屑，但搞艺术并不代表远离“人间烟火”，艺术家也需要物质提供创作条件。流浪画家们必须要在生计和艺术之间抉择，或使两者相协调。我和许多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一样，选择了后者：为生存可以忍痛“投身市场”画行画挣钱，但有了经济来源，仍不能间断画自己的画。
初进大芬画坊做行画的人，不论你过去的学历多高，跟从过怎样的名师，来到这里都要跟师傅重新学一段时间，这倒不是仪式性的程序，而是一种必须。因为行画讲究逼真、工整，有一种功夫叫修整，会让画面比原作更平整，轮廓比原作更清晰。但实际上，原创艺术品中的个性也因此被修整掉了。我跟的画师是一个29岁的东北小伙，他是沈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但在东北卖画卖得异常艰难，为了生计，后来和美院毕业的同学合伙做过几年广告生意，没赚反而贴进不少钱。两个心灰意冷的年轻人最后结伴来到了大芬，都在这家画坊当了画师，现在月收入7000元左右。
第一天走进画坊，只见200多平米的大房子中间， 整齐地堆放着上百箱画纸与颜料盒供画匠们使用，墙上和头顶上也都挂满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油画，男女画师正带着30多名画工，专心致志地在画板上细心涂着颜料。我的第一幅行画是复制梵高的作品，当时正值南国的盛夏，自己在40℃的高温下一点点涂呀抹呀，几个小时后这幅画完成了，身上的衣服也已经被汗水浸透。然而当我把它拿给画师看时，他却教我如何将大师作品中那些扭曲的线条、失真的色彩、粗糙堆砌的油彩全都合理地修整掉，使它变得圆润清晰。这样一来画虽显得更完美，但凝结在梵高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与激情，也全部被删除了。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行画的残酷之处，为了迎合大众欣赏水平，这种画虽表象唯美却容不进真正的艺术，那一刻，我心里漫过一丝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