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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经验谈：创业就是创新与敬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明确宣布我国将逐步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之后，“就业”（employment）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自我就业”（self－employment，也有人翻译成“自我雇佣”）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词汇，也是常见的就业形式，而且它与具有创新含义的就业岗位创造,“创业”紧密相关。近年来，随着许多新兴行业的出现和拓展，“创业”也进入了我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行列。
“创业”在当今中国已被普遍关注。就拿北京市来说，政府不但专门建设了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还为留学人员提供创业扶持资金，其他相关辅助机构或网络设施也纷纷建立起来，比如北京创业孵育协会、创业网和中国青年创业网等等。大学里，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积极参加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我本人就不只一次地担任过北京大学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评委。
说起创业，似乎人人都能提出一些颇有市场前景的点子或设想，问题是给别人出主意时相对容易，如果动用自己有限的银两，真刀真枪地付诸实施，有些人的口气就不那么坚决。
为什么？因为创业本身有一定风险，而此类风险中不仅有直接的经济成本，还有经济学中经常提及的机会成本，甚至包含创业者个人的声誉代价（如果遭遇惨败的话）。更为重要的是，时间成本是不可逆转的。虽然人生必须付出学习的经验成本，但是很少有人甘愿花费两个甚至更多的五六年或者七八年时间进行创业试验。
因此，创业之举注定要求人们具有足够的勇气、毅力、审慎和热情。
人们经常讨论的是，创业主要靠什么来取胜？有人说要选取好的项目，有人说雄厚的资金最重要，也有人说创业团队是关键。许多因素都是创业所必需的，但任何单一的因素都很难决定创业之成败。人们常常评论说社会纷繁复杂、人心过于浮躁，甚至有些过于偏执的人，会把那些不择手段地破坏规则、只顾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与市场经济和“经济人的理性”直接画等号。
如果我们把有些个人和企业的短期投机行为，和缺乏自律与监督的行业违规、集体犯罪和公务人员的滥用权力（往往是寻租的需要）联系起来看，就会对政府和社会产生失望或不满情绪。因此，重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体系，强调商业伦理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规范和约束个人牟利行为与商业运转机制，都是转型经济中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有人说最有效的个人激励是金钱的杠杆。而在我看来，长期持续的兴趣和对某一职业（岗位）目标的终生追求，才是敬业精神的本原。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反复宣传的“干一行、爱一行”的楷模式语言，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毫无保留的服从精神。但这其中的忠诚奉献和不计个人得失的敬业精神，仍然是企业或雇主们最为看重的品行。当然，一味的服从和强调自我牺牲，也会扼杀创造力而且缺乏长久有效的激励。作为企业或雇主，绝不能想当然或者理所应当地总是要求自己的部下克服困难、压抑正常的需求和欲望，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力和奉献。
敬业精神经常表现为雇员或从业者对一种职业（岗位）生涯长期不懈的追求和强烈的工作偏好，甚至是具有艺术家般的热情、痴迷和癫狂，拥有长期熏陶和积淀起来的内在气质。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冲动和实质性诉求，愿意为自己所向往的事业付出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奉献、牺牲。
如果你今天还能偶遇那样的人应当感到庆幸,他们苦练字画却从不出售；虽有每小时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授课机会，却宁愿花费一两个小时翻译每千字仅为50元的学术著作；为了推导出一个公式和定理，而花费10年、20年时间；为了写出一本像样的小说，历时30年，改写数十遍。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敬业，又是什么？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过于迫切地希望赶超发达国家，过去打算以5年时间超过法国、8年时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的决心，今天看来已经是让人羞惭的笑话。但这种心态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还在动辄就说我们用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历程，难道我们真的已经自大到不辨真相的地步？经济学大师马歇尔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自然不会飞跃！
急功近利并不能帮助我们复制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缺乏敬业精神、创新动力和一以贯之的定力，可能是我们民族面临的重大危机。我们应当勇敢地面对和正视这样的危机，并且应当审时度势地加以扭转和补救。创新需要敬业精神作为动力基础，而敬业需要创新来开拓激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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