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诚信档案

我们需要怎样的诚信档案

　　制定诚信档案本无可厚非，其目的在于对师德实行量化测定和精确考核。从管理学的角度说，只有可操作的目标管理，才是行之有效的。另一方面，当地根据实际需要，对近些年教师身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予以积极应对，也是值得肯定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国家早有规定，甚至涉及教师个人生活、习惯、职业操守的内容也被列入了诚信档案中。这就引发两个疑问：一是师德的重复建设，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下到《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国家对师德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方式均有明晰界定，岳阳市看似多此一举的背后，是不是对教育部和教师群体的集体“失信”呢?二是诚信档案的管理边界不清，部分涉及教师个人权利的内容被过度干预，当地教育部门以一种高压的姿态层层布防，处处设限，利用行政暴力侵犯教师的个人自由。

　　对“法”的认识需要当地教育部门更加重视，任何条规都不能逾越法律，任何档案都不能携带“私货”，否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失信，所谓“诚信”，就成了笑柄。

　　另外，诚信档案的出台，背后还有一种权力思维在作祟。这种思维，不但助长了权力部门的傲慢与偏见，还有懒政庸政之嫌。比如，就解决拖课、作业布置、教育评价等问题而言，必须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和原理，绝不是念念“禁”字咒就可以根治的。而作为专业的管理部门，如果只能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规范教师行为，那在管理的信度上和效度上，都将大打折扣。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思维方式试图用条条框框约束教师，看上去保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实则已剥夺了教师的自由。失去自由，教师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或者如卓别林饰演的流水线上的“钳工”，被软禁于一个叫做“诚信档案”的迷宫中，他们的生活、情趣、活动将在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中被“标准答案”统一，每天看上去都是新的，但只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诚信档案?美国学者托夫勒著名的“第三次浪潮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它必须回到个人、回到具体生命的无限创造中。“大道至简”，管理部门应在尊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努力摆脱权力思维，最大限度给予教师自由，以自由孕育创新，以创新推动教育。要知道，只有“无为”(不乱作为)，方能“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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