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初三作文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静心研读杜甫的《蜀相》，使人感慨万千，荡气回肠。
但是品味了《三国演义》，就认为真实的孔明与神坛上的那个诸葛亮反差太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却没有人敢于在诸葛亮的问题上说实话。其实原因很简单：诸葛亮已经稳稳当当的屹立于神坛之上!历代知识分子对他只能仰视和崇拜。如果谁敢于用平视的眼光、用理性的态度来考察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别人就会误会你，认为你放弃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孔孟之道”。放弃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就等于放弃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当时绝对没有“出国”这么一说，不从众就等于放弃前途、放弃生存。所以学者们只能把偶像捧得更高，既便有些批评，也只是在仰视的角度上批评。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神，不能认清诸葛亮的真实面目，则不能认清三国历史的内在玄机，也不能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理性的审视。竖立起一座神像，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民族对历史的误会。而一个不能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诸葛亮是如何登上神坛的呢?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分析其中奥秘，等于将分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演变史，不能不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诸葛亮显然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报负的人。出山之前，按陈寿的客观记载，明明是“每自比管仲、乐毅”，而《出师表》中，却虚伪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般不细心研读历史的人，很难发现这种心口不一的强烈反差。而以这种强烈反差为切入点，我们同时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其早年已展现出不凡的政治才能：在乱世，没有任何人能预言天下将归属何人。投身任何一个军阀集团，都同时面临着成王成寇的双重命运。于是很多人便随意地将自己的命运付之于未知的筹码，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正义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权衡，甚至可能是某种政治智慧。而诸葛亮是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轻易地交给任何人，他天才般地选择了刘备，迈出了“光昭将来，刊载不朽”的第一步。其所做所为出于独具慧眼的眼力：看中刘备可靠的政治旗帜。抗拒住了一时名利的诱惑，投身前景并不算光明的刘备，这说明诸葛亮比别人更有远见，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显赫，更不是所从属政治集团的整体“事业”，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万世美名。这种选择方式，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为是一种“汉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远比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同时，他也看中了刘备人才匮乏的现状将给自己提供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待东吴的拉拢，他巧妙地回答：“孙将军可谓人物，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尽亮，吾是以不留。”这几句巧妙的对答，加上以《三国演义》为标志的三国俗文化给人们造成的神化诸葛亮的思维定势，使人们往往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孙权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才能。这种论断显然是幼稚且无意义的。孙吴不能“尽亮”真正原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好位子都叫别人占了”。
面对人才济济的曹魏，诸葛亮则更是“立场坚定”。入蜀后，他曾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韬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一生一世具备一种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的诸葛亮，偶然有这么一次“真情”流露，便立刻暴露了自己“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价值取向。他为早年好友的“不见用”而遗憾，这种感情应该是真实的。但显然他更多地是庆幸，自己没有“伦落”到一个“多士”的势力集团，因而在刘氏集团中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看到诸葛亮这一瞬息的真情流露，不仕吴的问题还需要更多解释吗?
曾有人根据三国志上关于诸葛亮“严法”的记载，断定诸葛亮“以法治国”，蜀汉是“法治化国家”。这显然是象牙塔中的书生之论。
从本质上看，“法治”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不论“严治”还是“宽治”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策略。“宽治”则是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收买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法宝，而“严治”作为一个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用来打击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手段，是掌握政权的政客打击其它政客的方法。诸葛亮的“以严治蜀”也是同样，它是诸葛亮用来打击益州土著集团，维护荆州集团统治权的工具，是用来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维持诸葛亮一手遮天专权统治的手段。诸葛亮的“严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权心强的诸葛亮，不仅大权独揽，甚至连小权都不肯放手，仗责五十以上都要亲自过问，他绝不允许朝臣们对自己稍不顺从。通过其炉火纯青的政治表演术，展现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的本色。诸葛亮不仅排除异已，而且还为自己树立了“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美名。人们为了论证这一点，常常以诸葛亮的主要政敌的被废为例，如廖立、李严之被黜，习凿齿称之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蜀国官修历史的缝隙，看到诸葛亮是如何把自己化装成“水镜”的。
首先是李严受到惩罚。李严的失败，缘由是自己运粮不济，派人假传圣命，让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诸葛亮拿出前后书信，李严只能认栽。从这件事看，似乎李严罪不可赦。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明镜高悬，对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从史料上一个个细节来分析，诸葛亮就再也演饰不了他一开始便对李严所抱有强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严被黜是建兴九年，在此之前的建兴五年，李严还是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顾命大臣，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赞扬了一大群朝臣，而对李严这位地位仅此于他的重臣却只字未提。看来《前出师表》真是诸葛亮的“心声”!再会表演的人，也总会有一时放松，吐露心声，这使我们看到诸葛亮的阴暗面。
再如，诸葛亮曾称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置，正方性也”;而到李严犯事，又说“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事。”如此前后不一的言辞，让我们体会到了诸葛亮的“机巧”不是说着玩的。千百年来，又有何人注意到这一尊神，诸葛亮常常随意推翻他本人过去的言论。
诸葛亮与李严对立的原因无须多论：两个权力欲都很强的政客碰到一起，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李严是刘备钦定的第二号托孤重臣，而对诸葛亮这样一个无论权力欲和表现欲都极强的政治家来说，他根本不需要副手。于是诸葛亮处心积虑地压制李严，消除李严的兵权，外放到江州，大行冷落排挤。而最后似乎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李严一念之差，亲自把自己的把柄送到诸葛亮面前。
而廖立的获罪完全是祸从口出。只因为当着李邵、蒋琬等元老重臣的面，批评了刘备不把精力用于取汉中而用于和孙吴争夺荆州的战略失误，指责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而后又评判指责向朗、文恭、王连等朝臣。李邵、蒋琬自然把这种“重要信息”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正好有了借口，于是以“*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把廖立废为平民。从中国几千封建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制造“文字狱”，从某人言论观点中寻找罪名，是官场斗争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凡是由言论定罪者，几乎全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自然，廖立的牺牲只是千百万“文字狱”囚客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绝非所谓诸葛亮“法度严明”的体现。
此外，史学家有时候也会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廖立传》有云，廖立“自谓才名为诸葛亮之二”。这下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廖立不仅自视甚高，自称“诸葛亮第二”，而且才名冠于蜀中，受到蜀人普遍称赞。惹怒诸葛亮的原因恰在其中。
而彭羡，字永年，似乎史官一时疏漏，便真情表达。这个彭永年刘备很喜欢他，“以为奇”，而诸葛亮“虽外接待羡，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诸葛亮心里不接受这个人，但表面上对人家好，暗地里在先主面前说人家坏话。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大概是所有“天才政治家”的拿手好戏。而*谤的内容呢?是“心志广大，难可安保”。挑不出实质性的错误，就指责别人是“野心家”。
由诸葛亮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由此观之，诸葛亮对待政敌，是早有准备，时时留心，别人一时说错了话，犯了什么错，就抓住时机，施加政治打击，致其于死地。而这些政敌在诸葛亮平时的排挤下，要么如廖立、彭羡，心情压抑，时不时发些牢骚，就被告密者利用，而在诸葛亮的政治高压下，必然产生大批的告密者。要么如李严，犯了一点小错害怕诸葛亮借机整自己，只好铤而走险，于是更被诸葛亮抓住把柄。而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诸葛亮法度严明，“恶无纤不贬”。诸葛亮的政治手腕可谓强硬!
古人云：“读《出师表》不落泪者为不忠。”这一句话，便剥夺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出师表》作为中国文学的名篇，被历朝历代列入启蒙课本中，我们中国人都被要求在没有丝毫判断能力的年龄背熟了《出师表》，按照老师教授的意思理解《出师表》。所以，很少有人细究《出师表》中一些微妙的东西。
其实，《出师表》有丰富的含义，既是诸葛亮控制刘禅的手段之一，也是诸葛亮真情的流露;是诸葛亮面对蜀国政坛全体观众的一场表演，也是能从“字缝”中洞察其中潜台词的珍贵脚本。
《出师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先帝”。在全760字中，“先帝”竟有13个之多。正文第一个词就是“先帝”，最前面几句话中，几乎句句都有“先帝”。诸葛亮把“先帝”挂在嘴边上，随时提醒刘禅，你老子说了：“汝与丞相从事，事之若父”。通过打这张万无一失的“先帝牌”，诸葛亮才能独揽蜀汉军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除“先帝”外，出师表中另外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宜”和“不宜”。“……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全然一副爸爸教训儿子的口气，看来诸葛亮这个“相父”当得确实理直气壮。而最能体现诸葛亮的大权独揽的还是这句话：“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如此霸道的言辞，何忠之有?恐怕连被人称为“奸佞”的曹操，都说不出这样露骨的话来?诸葛亮反反复复地教育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而且在《出师表》中列举了几位“贤臣”，如侍中、侍郎郭攸之、费t、董允等，以及将军向宠。这些人“忠心”与否暂且不论，但都是在整个三国史中名气不大，可见能力最多为中流。所谓“贤臣”，必须是德才兼备，按照这个标准，上面这些中资之才很难称为一流“贤臣”。但为什么诸葛亮要提这几个人呢?很难不令人怀疑诸葛亮不是在拢络亲信。而诸葛亮不仅要刘禅“亲”这些人，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求刘禅听这些人的话。“侍中、侍郎郭攸之、费t、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从《三中志》中了解这些人的底细：董允，本是刘禅身边的“太子舍人”、“洗马”出身，诸葛亮亲自提拔，成为嫡系，将其“迁为待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向宠，诸葛亮“老同学”向朗的侄子(所以诸葛亮把他作为“重点推荐对象”，不是与前面三位放在一起，而是单独拿出来称赞)，当时也是“典宿卫兵”。让一个皇帝“事无大小”都要向由诸葛亮安插在身边的、掌握大内兵权的近臣们请示汇报，“悉以咨之”，听上去似乎已经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诸葛亮了，到更象是一个篡逆之臣。而诸葛亮《出师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显然是配合第一次北伐所做的意识形态攻势。《出师表》作为“政府行文”、“红头文件”，肯定要将一系列政治信号传达给朝臣们。诸葛亮的北伐是顶着益州土著集团和刘璋东州集团的压力进行的，他要借《出师表》来告诉朝臣们，他已经控制了刘后主，不听他的是没有好结果的。
不过，诸葛亮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t、允等之咎，以彰其慢。”为了北伐，为了向政治上的对立面证面他有“讨贼复”的能力，诸葛亮不得不立下了“军令状”，而且郭攸之、费t、董允等也成了和他拴在一条线上的蚱。爱诸葛亮的人，常常被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挥泪折马谡”、自贬三级而感激涕零。实际上，诸葛亮是已经立了“军令状”;是乘着南征的胜利，意气风发、满怀信心地去北伐的;是做了无数铺垫、虚张了无数声势北伐的。北伐浅尝则败，最下不来台的是诸葛亮自己。而诸葛亮请罚的结果只是名义上贬为“右将军”，实际上还是“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也许，换一个角度说，凡仁人志士，读《出师表》真的应该落泪。是为一个情愿守着一尊神像，而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而落泪。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看，诸葛亮只不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戎马一生，抱憾而终。所以，有不少史学家称，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处于剥削阶级当政的时期，诸葛亮的悲剧既是偶然，又是历史的必然。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诸葛亮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分内之事，因为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阶级本性和政治智慧，无论在何时何地，永远都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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