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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经典各章节概要
《菊与刀》讲述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特点和文化。本内容由yjbys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菊与刀经典各章节概要，欢迎大家学习!
[内容简介]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心得]
学日语这么久，一直都想好好读一读《菊与刀》，因为这本书深刻描写了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本性，可是总是被各种事情搁置了，今天打算开始仔细阅读这本书。日本这个民族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邻邦和宿敌，如今又和我国有着各种摩擦，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日本的文化与西方诸国的文化很不相同，美国人觉得日本人的脾气最捉摸不透，所以作者在二战时奉命研究日本文化，分析对方的“敌性”，从而给出作战的建议。
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充满了矛盾和迷惑：
“他们彬彬有礼，但是又很蛮横倨傲”
“该民族无比顽固，但是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
“该民族性格温顺，但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
“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
“他们勇敢，但又怯懦”
“他们好面子，又具有真诚的良心”
“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是顽固的保守主义”
“他们爱美，却又尚武”。。。。。。
从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的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民族性，比日本人自己描写自己更有深度，因为也许日本人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行为，在西方人眼里却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同让他们更深入的思考和挖掘日本人的文化和特性，更加客观也更加敏锐。(而且日本人最喜欢美化自己了，他们的话通常不可信。。)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对于二战时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所需”的必要性。日本各方面都比较发达，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应该将西方各国赶出去，建立统一世界。
但对于日本来讲，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没有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即使在战后，日本也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
日本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是与我们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水火不相容的。
日本人叫嚷精神必将战胜物质，和美国的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
日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教材，他们把他命名为“神风特工队”，“神风”就是成吉思汗东征时，其舰队遭遇飓风而遭覆灭，是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惫，就越能锻炼人。”
日本即使在遭到美军痛击时也对大众说：“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什么值得担心。”“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消极的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主动的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
而美国从来不说是自己主动去攻击别人，而总是说自己是被迫进行战争的：“这是敌人肆意强干的，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日本在作战时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们”，“他们已经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否则会受世人耻笑”。
日本君主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向日本君主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日本人对政府、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进行了批判，他们并没有无条件的承认等级制的优越，然而唯独日本君主不受批判。
日本人认为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崇高的，排斥救援和救护行动。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美国总是崇尚对伤者的救助，而日本则常常把受伤的士兵杀掉或是自杀。在美国看来，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
日军崇尚不投降主义。美军在寡不敌众时即使投降也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家属也觉得只要活着就好，不会因为投降而受辱。然而日本士兵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决不投降，一旦丧失知觉被俘后，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西方国家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4:1，而日军在缅甸会战中的投降阵亡比是1:120。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光投降就够可耻的了。
但是奇特的是，日本军人一旦被俘之后，常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在他们看来，被俘已经是奇耻大辱，和死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不如做一个模范战俘，常常变得非常配合美军，有些老兵还将日军的配置和位置详细告诉美军。日本人的行为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
第三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人对秩序、等级制非常重视和倚赖，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点来看待。
以前日本人把自己描绘成高居于等级制金字塔顶端的民族，现在这种地位已经被西方各国取代，但是他们仍然接受和深信这种等级制。
对美国人而言，平等是美好世界的基础，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基础，意味着不受专制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
(美国人从不拘泥于等级的礼节，信奉人人平等，所以在美国，官员的地位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远不像在中国等亚洲国家这样高，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官本位思想让广大老百姓觉得当官的人多么了不起，官员也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下属都得捧着自己，而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很罕见的。)
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经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既是最容易预计，也是最广泛被接受的。
因为日本的等级观念，所以在语言中也有大量的体现，对待不同的人需要使用不同的“敬语”形式，不同的场合需要使用不同的词根，在使用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日本人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代就得学习。
在美国，人们一回到家中，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是要在家中学习礼仪，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兄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女孩不论年纪都得给哥哥弟弟们鞠躬。鞠躬不但是形式，而且代表对方有权利干涉你的事物。以性别、辈分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
在日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姓氏，庶民是没有姓氏的，尽忠的对象是封建领主。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设在家里的佛坛钱祭祀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但是因为没有姓氏，三代以前的祖辈很快就会被淡忘，没有同宗同祖的观念，所以日本家族联系单薄的几乎接近西方。
所以不像中国有很强的宗族观念，日本的“孝道”只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家庭成员必须“各得其所”，遵守各种制度，即使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只要父亲没有隐退，也必须获得父亲的同意才能做事，父母还会包办他们的婚姻。
不仅是辈分的差别，年龄的差别在日本也十分看重，长子拥有与父权相差无几的特权。
在日本，女性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都是低于男性的。但是日本女人从未像中国女人那样要求缠足，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无须深藏闺中。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母亲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更是一手掌握家中事务。
在日本，父亲和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做出重大决定，一旦做出决定，被要求者即使不愿意也会接受这些安排。
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中国的文化涌入日本，日本日本君主决定采用中国的文字、引入佛教，模仿中国建造大型建筑，并采用中国的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的有计划的汲取外国文明。
虽然汲取了中国的各种制度，但是等级制仍然是日本的准则，中国的官阶是授给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学子，日本却是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就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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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因为在日本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日本君主不可侵犯，日本君主本人是神圣。即使是出现了“将军”将日本君主的权利架空，各种征战和斗争也主要是在大名之前争夺将军之位。
幕府时期，德川家康家族统治日本持续了约260年，他们把日本的阶层划分为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世袭固定的。
为了防止商人破坏封建制度，德川家族将商人的地位压得非常低，并施行了严峻的锁国令，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的基础，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也不能用于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
武士的地位最高，也只有武士才允许佩刀，武士不需要劳作，完全依附于大名，靠俸禄生活，但是俸禄基本也仅够维持生活。武士与其他三个阶级之间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对庶民拥有使用佩刀的权利，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立即被斩杀。
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农民拥有土地的永久权利。所以农民在劳作时也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但是农民的税负非常高，因为他们要养活整个武士和权利阶级。
将军对各地大名的控制非常严格，为了防止大名结成联盟，造成可能的威胁，严格禁止大名之间联姻，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阻碍，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大名每年必须在京城江户住上半年，即使返回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
虽然德川家族拥有巨大的权利，但是从未想过废除日本君主，因为日本君主是某种神圣的存在，虽然日本君主完全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是却仍以一种象征一直存在着，在等级制中占有一个“恰当地位”。
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日本人并没有变成温良恭顺德民族，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垄断他们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受到当局的认可，每个阶层受到的限制很大，但是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人人都遵守这一规则。
但日本等级制还具有一种灵活性，商人富裕起来可以通过其子女与武士通婚，或者收养和过继“购买”武士身份。日本人大多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入赘的女婿要放弃自己的姓氏而跟岳父家的姓氏，以后成为岳父的继承人，称“婿养子”。
这种灵活性使得日本的阶级具有了一定的流动性，这与欧洲各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几乎无法变动的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差异是不同的。所以欧洲封建制度崩溃时发生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但是日本却没有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幕府濒临破产难以维持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直到1853年美国舰队入侵日本，迫使日本签署日美通商条约时，日本人民仍然支持回到锁国政策。
第四章：明治维新
让众多人不理解的是，推翻了幕府之后的新政府，原本是要“王政复古”的，却在成立后第一年就推出了一系列打破原有日本等级制度的种种新政，包括废除等级间的不平等，撤除了各藩之间的关卡，废除大名抚养武士，建立学校，征兵制，给贱民以平等待遇等等，这些政策非常不得人心，其间至少发生了190起农民起义，人们反对改变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会发生明治维新这种不得人心的激烈改革呢?是因为封建时代早已孕育了下级武士和商人间的特殊联盟。这些武士作为大名的心腹磨练了政治手段，并经营和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商人则购买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阶层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富于才干的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当时日本国力非常衰弱，这些富于才干的领导者并没有把改革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
明治维新并没有改变日本的等级制度，日本君主仍然居于顶峰，废除了将军和藩主的职权，而统一到国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政府掌握在等级制上层的人物手中，绝不包括选举产生的人物。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丝毫发言权。
明治政府采取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国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日本政府要求全体国民都信奉国家神道，但是对于各种宗教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国家神道受内务省神祗局管理，由国库开支，所以整个日本有十一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各种阶层的神官替民众举行仪式，与宗教人们去做礼拜不同，神官并不宣讲教义，而是在频繁的祭祀日代表人民参拜神社。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日本君主要亲自为国民致祭。而对于其他的宗教，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绝不会使人感到严苛，日本人还喜欢远途朝山拜庙，也是愉快的休假。
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等级制，而且更彻底，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敬语，军队进阶晋升也不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能力，这也使得军队在人民中的声誉很高。军部首脑拥有特权。
工业发展方面，内阁不仅制定计划，而且由政府创办并以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这些企业由政府管理，他们聘请国外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而当这些企业已经准备完毕业务发达之时，就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中心的著名财阀。日本的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是攸关日本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国家需要的企业。政府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而不是从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等都被赋予优先权，得到飞速发展。而轻工业都是在家庭作坊式的“家庭血汗工厂”中发展的。
但是当日本人把这种“安全”的等级制向外输出的时候，就遭到了惩罚，因为别的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日本军官到了各个占领国，发现当地居民根本并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 尽管很低也总是一个地位嘛，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讲不是也很理想吗?日本军部还连续拍摄了几部描写中国热爱日本军人的影片，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这些和纳粹的征服论相比有很大距离，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日本人不能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在日本文化中，恩情以及报恩是非常普遍的，日本人觉得不管是祖辈、长辈还是同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承受着别人的恩情，所以应该有报恩之心，比如母亲的养育之恩，也有对母亲的爱的意思，但其本意是负债。这也是孝道的基础，孩子对父母欠有恩情，必须竭力服从父母。但是美国人则从没有这种欠别人恩情的说法，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约束的，而是自由给予的。
这些恩情中，排在第一位也是最大恩情的是“皇恩”，近代几百年来“不忘恩情”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中占有最高地位，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就是报答皇恩。
东方有句谚语“养儿方知父母恩”，日本人深感美国人轻视了这一点。
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将使他们背负别人的恩情，将带来很多麻烦。他们宁愿避免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
对于卷入恩情，日本人十分小心，哪怕是一只烟，如果与递烟人并无交往，就会感到不舒服，通常会说“気の毒”(真过意不去)，表示受恩时的为难心情。对于表达感谢，日本人常用“ありがとう”，其基本意思是“这可太难得了”(This is difficult thing.)。小店主经常挂在嘴边的是“すみません”，这个词的本意是“这怎么得了，没完没了”即我受到了您的恩情，但在目前经济条件下我永远无法偿还，感到非常遗憾。这个词非常常用，比如风吹走了你的帽子，别人帮你拣起来了，这时说“すみません”表示受了别人的恩，但是却没有办法还，因为我们是萍水相逢。还有一个更强烈的表示负恩心情的词“かたじけない”(诚惶诚恐，辱蒙关照)，兼有“受辱”与“感激”两层意思，是说你受到了特别的恩惠，因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你不配接受如此之恩。
在夏目漱石的名著《哥儿》中(这本书恰巧我也读过)，主人公就因为别人请了他一钱五厘的冰水而一只耿耿于怀，因为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就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对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过敏，在美国也只能在少年犯罪纪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中才能找到，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
第六章：报恩于万一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但是在日本，“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在美国这两个范畴却混在一起，形成中性词汇，如obligation与duty之类。
美国人要想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德行，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把这种德行与金钱交易作比较，犹如在财务交往中都要履行合同，欠有债务必须偿还，谁要是巧取豪夺，绝不宽容。债务人不仅要还本，还必须付息。
日本人把恩分为不同范畴：一种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难以报恩于万一”，义务又分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日本君主的恩——忠。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
中国人并没有把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而日本对于日本君主的忠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义务。中国伦理学对于“仁”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学之外的德目，不是必须具备的道德，“仁”在日本是份外之事，不是必须的，甚至在某些场合是被贬低的，比如地痞流氓之间是“行仁义”，黑帮社会中盛行的强盗的荣誉是“行仁义”，仁的概念在日本被贬抑的无以复加。
因此，孝道在日本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父母恶行或无德，也必须对父母行孝，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只要履行了这些义务，即使根本没有爱，和父母、兄弟之间有着互相露骨的憎恨，但只要履行了义务就能获得赞扬。婆媳间的冲突最为激烈，媳妇在表面上总是无限温顺，但是熬成婆婆之后就会把多年的怨气发泄出来百般刁难媳妇。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与美国形成强烈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激起全国愤慨。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却认为日本人缺乏民主观念。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美国的难处在于，即使是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日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背负恩情的重压之下。
1945年日本投降时，许多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日本的各个战场到处都是誓死顽抗的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日本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是好战的民族。但是日本君主说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只要日本君主宣布投降，全部日本人都服从了，没有一个人反对。一个星期前他们还誓死战斗来使“殿下安心”，现在日本人是用遵守和平来使“殿下安心”。他们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是最珍视的东西。
第七章：情义最难接受
“情义”是日本所特有的道德规范，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单词，也是道德义务范畴中最奇特的一个。
“情义”与“义务”是不同的，包括忠孝在内的“义务”，是与生俱来的，绝对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但是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情义”有两类，一类为“对社会的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为“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
对亲生母亲的感情不是“情义”，对婆婆的感情就是“情义”，对伯父母和外甥等的感情也列为“情义”。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情义”是一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这是严格的规定，有时迫于情义，竟不得不无视正义。而情义并不要求一个人应当真心主动地对人宽容和爱，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世人就会说他“不懂情义”，就会在人前蒙羞受辱，总之是因为担心舆论而不能不遵行。
“义务”无止境，但是“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情。报答“情义”也是如此。每个日本人都会详细的记录别人给予的“情义”，日后等额偿还。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
第八章：洗刷污名
对名份的情义，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还要求消除毁谤或污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甚至自杀。日本人认为对恩情和污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所以并不把两者区分开来，只要是遵守“情义”，报复绝不能说他犯了侵犯之最，他只不是过是算清旧账。
这种特点并不是整个东方人的特点，而是日本特有的。中国人把听到污辱或诽谤就睚眦必报的人看作是“小人”，也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暹罗人也认为“容忍退让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是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自我克制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所以即使遇到地震海啸的大灾难也必须处乱不惊，不能张皇失措。妇女分娩时也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泰然处之。武士即使饿得要死，也必须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还要口含牙签。武士临死前也不能显露书丝毫的痛苦，要毫不畏惧。
在日本，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上的“名分情义”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是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的。教师不能说自己有不知道的东西，不能容忍别人订正他的错误。企业家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资产已枯竭或公司计划已失败。日本人这种对失败和无能等不名誉的反应十分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的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的礼节，也是一种明智。
在美国，人们认为竞争是好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日本，测验的结果正好相反，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会降低，人们单独工作时进步较快，当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干的最好，一旦与竞争对手在一起，就既会出错，速度也迅速下降。因为一个项目如果采取竞争的方法，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于担心失败，注意力转移到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对侵犯者异常敏感，而不是专心从事工作。
为了避免直接竞争日本人想出许多方法，日本小学里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也没有留级制度。一旦竞争无法避免，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状况是无法理解的，每年都有因没考上而自杀的孩子。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介人，这种习俗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明显办法之一。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中介人都起着作用。
日本人是尚礼的模范，因此也做了种种规定和措施尽量避免发生引起侮辱和污名的事，但是美国人也不能因为日本人尚礼而低估了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作大事。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与厌恶污秽，遇到污蔑家庭名誉或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种洁癖。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但极易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因而日本人非常容易忧郁和厌倦，日本的很多小说也是描写这些这种厌倦的心理状态，人人都容易伤感，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
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而美国人则谴责自杀，认为这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除极少数顽固分子外，完全没有抵制或地下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不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美国占领日本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也不用为安全担心。
日本人民对美国占领军十分友好，这让人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很多人认为日本人会觉得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拼死以暴力进行报复，这些人不懂得日本的“情义”。日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失败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所以他们转向了遵守互敬关系并向强大的对手学习，积极增强国力，他们不觉得这种转变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第九章：人情的世界
日本虽然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但却对感官享乐特别宽容，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值得培养。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个中趣味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他们每天在木桶里泡澡，此中另有一番艺术情趣。洗冷水浴可以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十分盛行。
睡眠是日本人爱好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论是在我们认为根本不可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的睡眠。他们也能毫不吝惜的牺牲睡眠，备考的学生和军队的士兵都能通宵达旦的熬夜。
吃饭既是享乐式的休息，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喜欢在余暇烹调多种菜肴品尝，即使一道菜只有一点，色味也都很讲究。“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
日本人对于性享乐没有什么禁忌，他们认为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这两者对日本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世界，另一个则属于微不足道的消遣世界。在选择配偶上，他们听命于家长，盲目结婚，他与妻子的关系必须遵守清规戒律，孩子们看不到父母之间的性爱表现。在日本，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日本的男子如果有钱就去另找情妇，但是与中国的重大差别是，他们不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作为家族的一员，不会把消遣和家庭义务混为一谈。如果外面的女人有了小孩，可以例外把女人带回家，但是这个女人不是妾，而是一个佣人，孩子称他的妻子为母亲，不承认生母与孩子的关系。
只有上流阶级有钱蓄养情妇，多数男子则是不时与艺妓或娼妓玩乐，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自己烦恼。
在旧日本时代，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享乐，即使至今也仍然存在，只是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不能妨碍家庭关系。在日本，成年男子会选择少年为对象，而不会选择成人，因为他们认为成人扮演被动角色有损人格。
日本人对于自淫性享乐也不认为是道德问题，再没有其他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他们绝不认为这些工具是坏东西。
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乐趣，日本人不反对饮酒，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小消遣，正常人不会为它所困。
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与恶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下地狱，一个则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须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这正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把“仁”作为绝对标准，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他们说日本人天生性善，没有必要与自己恶的一半进行斗争。
有人认为，这种道德观必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是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报恩就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是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日本人最称颂的美德。
第十章：道德的困境
日本人似乎认为，“人的义务的整体”像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分为若干领域，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对人的评价也不会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
西方人大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
日本人认为必须遵从孝道，父母是义务的中心，而妻子则永远不能处于中心，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即使他很爱自己的妻子或已经有了孩子也必须离婚，而且妻子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及祖国的感情相等的地位，否则会受世人指责。
日本人不赞成坦诚的语言，他们认为“暴露感情”是一种羞耻，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在美国人们是非常重视“真诚”的，但是“真诚”在日本毫无地位。日本人并不认为真心实意、言行一致、发自内心是高尚的，也并不教导人们必须真实。日本人常说的某人没有诚意，其实是指那个人与他的意见不一致，而并不是指对方的言行不是发自内心。
文化有“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之分，日本属于“耻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是“罪感文化”，比如美国。而日本则更重视“耻”，耻感是来自于舆论和外界的压力，所以日本人认为坦白和忏悔并不能使自己解脱，反而会将自己更多的暴露给舆论，他们认为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羞耻感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有外人在场。而罪恶感则不是这样。
日本人认为，知耻为德行之本，所有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第11章：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不管是谁，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专门的进行自我修养的学习和训练。自我修养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培养能力，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修炼精神。这种自我修养的理由在于能改善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另一类是“圆熟”，这是比培养能力更高的境界，达到“无我”。
日本人不承认“自我牺牲”的存在，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一种契约或是义务，对等的交换，不存在牺牲与否。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压抑自己，而是自愿做的。
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致使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会把生活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不会沉湎于自怜。
日本的宗教里看不到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他们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大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讲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认为人人死后都能成佛，所以不会追求经历各种苦难的禁欲和磨难最终涅槃的目标。
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认为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从来不要求人禁欲。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也不用必须吃素。
日本人讲“就当死去而活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达到了“圆熟”的达观境界。就当自己已经死了，努力下去，因为自己已经死了，也就无需再为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而思虑了，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这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可以勇往直前的去实现目标。
第12章：儿童学习
在日本，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将至最低，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而在美国，这种曲线是倒过来的，幼儿教养严格，随着孩子日渐成长而逐渐放松约束，待到成年能够自立工作、有了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等到年老力衰成为别人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
脾气暴躁是三岁到六岁日本孩子的通病，幼儿可以随意向母亲发泄无名怒火，对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又打又闹，但是对父亲只能表现尊敬。日本的父亲几乎比西方任何国家都较少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教育孩子完全交给妇女。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渐加在他们身上，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压力，如果有过错，整个家庭都会反对他。
日本妇女重视睡姿优美，必须双脚并紧，直身而睡，男孩怎么睡都没关系，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谨慎，曲身庄重的呈现“き”字形。
第13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最终，美国方面决定，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日本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即自上而下的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管理日本。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大胆的措施，对美国来说，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就势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而且日本的语言、习惯、文化与美国都不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人力、物力。但很多人开始时都表示担心，担心日本人会采取敌对态度，伺机报复，抵制和平。但是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原因是日本的特殊文化。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单凭武力建设日本行不通，今后就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日本人一旦发现以往的方针失败了，就认为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但是认为投降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为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任，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们确认不再这样做。
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采取了只坚持属于接受战败所当然应该接受的事，而没有给予日本更多的屈辱和侮辱，这样的做法显然很奏效，使得日本并不认为受到了侮辱和嘲笑，因而欣然接受战败不再反抗。
缩减军备会让日本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的主角，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声誉。
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如若不然，他们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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