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读书笔记
在个人在阅读桃花扇时，都有怎样的感想呢？相关的读书笔记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桃花扇的读书笔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桃花扇的读书笔记【1】
《桃花扇》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并把他们爱情生活上的波折与国家兴亡的命运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以生花之妙笔，写亡国之痛剧，抒发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
《桃花扇》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作者孔尚任虽然是孔子之后，但其为官之初，只是一个深受儒家理想影响的官员，并没有太强烈的遗老遗少情绪。真正开始计划写《桃花扇》，源于他在扬州三年地方官的经历。扬州接近南京，是史可法殉职之处，也是当年南明小朝廷的核心统治区域。孔尚任在这里拜访了大量的南明遗民，还跟与侯方域齐名的冒辟疆做过长时间的深入交流。正是这些探访和交流，奠定了《桃花扇》的写作基础。只要不是太迟钝的人，都能够读出《桃花扇》中强烈的怀念故国的情绪。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作品，《桃花扇》的艺术价值当然不只是给遗民们提供黍离之悲这么简单。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堪称是以戏曲形式呈现的一部“过明论”。《洪业》等史书中分析的明朝败亡的原因，在《桃花扇》中几乎都有所呈现。首先说党争，复社与阉党之间的争斗是导致南明朝廷严重内耗的重要原因。这部戏中，并没有对阮大铖、马士英等奸臣做脸谱化的刻画，这在阮大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当时其实是有意结交侯方域，跟复社党人结成同盟的，这从他为侯方域带来迎娶李香君的妆奁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抱泛道德主义的观念，就应该知道，团结尽可能团结的力量，是残破的南明朝廷最好的选择。然而可惜的是，在李香君的坚持和其他复社党人的影响之下，侯方域最终退掉了阮大铖送来的妆奁。这不只使得自身遭受阮大铖的迫害，也使得南明文官沦为复社和阉党余孽这截然分明的两个阵营，争斗不已，严重内耗。而事实上，标明为正义化身的复社党人自身并不是纯洁无暇。正如魏斐德在《洪业》一书里所言，与其把东林党和复社称为有着共同道义和理念的政党式团体，倒不如说成是基于共同地域和利益取向的缙绅共同体，因为他们几乎都出自江南的士绅阶层，家底殷厚。这样置团体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团体，实为有效中央集权之大敌。复社中的许多人士先后投靠大顺和大清，就是对他们宣扬的正统道德的最好讽刺。
明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阀并起，中央弱化，这在《桃花扇》里也有生动的描绘。《桃花扇》里有好几折描写左良玉的清君侧行动和江北四镇军阀的不听号令。无论是左良玉还是江北四镇的将领，都不服从南明福王政权的中央号令，一言不合即行讨伐，左良玉的清君侧叛举，和史可法根本指挥不动江北四镇的现实，都是在农民起义不断的背景下，地方军人势力崛起的明显写照。一个不服从号令的军人团体，加上一个孱弱、昏庸的文人统治集团，这样的组合怎么可能抵挡清军的进攻呢？
谈了历史，自然不能不谈谈爱情，毕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是这部戏的主线。《桃花扇》在描写这段爱情上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把李香君这样一位红粉女子，塑造成维护民族家国大义的刚烈形象。这出戏之所以在抗战时期会非常火爆，正是因为李香君的这种形象，迎合了大众对于抗战到底的激情与坚持。而在《桃花扇》之前，我们熟悉的兴亡之变中的女子形象，大多是杜牧笔下诗句所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和王安石的“自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当然，李香君的这种刚烈是与侯方域的懦弱呈现在一起展现的。孔尚任之所以把李香君塑造成深明大义的形象，也是从侧面对当时士大夫阶层操守的暗讽，嘲讽他们的气节还比不上一个烟花女子。从当年钱谦益、侯方域和洪承畴等人的真实故事来看，孔尚任的这种剧情安排是事出有因，也是有明确指向的。
桃花扇的读书笔记【2】
《桃花扇》是凄凉的传奇，也是悲壮的史诗。“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它的主题的两个层面是如此浑然融为一体——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爱情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在此剧中就像血泪融合在一起了。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如同两串缨络，以一白纱宫扇为结，难分难解;爱情的忠贞和民族的大义就像扇上的`桃花，是血，亦是画，纠缠出幻灭的悲剧命运。
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于旦夕之间倾颓覆灭，留下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典型的如吴梅村：“草间偷活”的悲慨，亦以墓碑上“诗人”二作结。即使剧中的男主人公侯方域，亦被—迫参加河北乡试，虽然高中副榜后并未出仕，但是留人诟病，为当时义士所不齿。《桃花扇》传奇是在清廷的高压政治环境下为汉人宣泄家国巨变中的悲凉和幻灭所作，相信没有人在读完或者看完这一传奇后会只为侯李的爱情悲剧所感，最浓重的情绪当依然寄托在剧终时道士撕扇时的棒喝：“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于是侯李的分入南北中修道，再不是奇变突出，而是命运使然，不得不如此。
全剧最引人之处当数《沉江》和最后《入道》两出了，分别是国家的幻灭和爱情的幻灭。
《沉江》标志着腐朽的南明小朝廷最后的覆灭结局，也写尽了忠臣义士的悲壮。史可法本是在南京陷落前死守扬州，城破后被多铎所杀，但是孔尚任改成是在听闻福王等已经弃城逃亡，正是“气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于是投江而死。虽然没有史实所述那样慷慨激昂，但是观从联系到剧中多多处所表现的南明小朝廷的君昏臣佞，只会油然在国破家亡的沉痛中兴起幻灭之感，皆因作都透过舞台上的一幕幕早已传达出南明王朝是不得不亡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总结。“国在哪里？君在哪里？”当知识分子和民族义士的生存支柱倒塌倾颓后，所有人都在哀唱：“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
可以说戏所有当时的观众，心中都充满故国之思。所有人都在思索，这样一个有忠臣义士死死护持的国家如何败亡的呢？而他们所尽忠的那样的统治者是如此不堪，像弘光帝登位后只是唱：“寡人登极御宇，将近一年，幸亏四镇阻挡，流贼不能南下;虽有叛臣倡议欲立潞藩，昨已捕拿下狱。目今外侮不来，内患不生，正在口选淑女，册立正宫，这也都算小事;只是联独享帝王之尊，无有声色之奉，端居高拱，好不闷也。”所以大家苦苦坚持的君国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尤其那些明朝遗民，或者汉民族的正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的人，更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对比中，看出了明王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当明了这一“江山沦亡”、“舆图换稿”的历史悲剧的必然性之后，更加深了他们的人生幻灭之感。
当然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少数民族不时入主华夏，实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历史常规，但是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的破坏性是不容否认的。清廷在镇—压汉民族的抵抗势力时，用的也是残酷的高压手段。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直接针对平民百姓，而以血腥手段推行的“改服易发”更是削弱汉族传统文化强势地位的奴役手段。对被征服民族来说，更增加了对入侵民族的文化上的仇恨。无怪乎晚清的革命党人口口声声以“驱除鞑虏”为口号，而清廷覆没后的第一文化举措就是剪辫易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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