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写一份读书笔记，记录收获与付出吧。千万不能认为读书笔记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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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3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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