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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散文集的读书笔记
《巴金散文选集》，散文集。巴金著。杨川庆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激流三部曲>(2374)》。
《巴金散文选集》为”百花散文书系”丛书现代卷之分册。共收入巴金1917年到1949年的61篇散文。
感动中国2003颁奖词这样评价巴金：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真挚灼热、畅达自然，是巴金散文的基本“风骨”，是巴金作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和美质的融合。这种“风骨”，正是巴金区别于其他现代散文诸大家的独特个性，也是巴金一贯主张的“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文和人的一致”的生动体现。
“大江来从万山中”——
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风格、美质、自然受制于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在分析巴金散文的创作道路及其特点的同时，不联系巴金独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散文谈散文，那是难以切中肯綮和深入堂奥的。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几位文学巨擘之一。巴金研究及其争论同他的创作道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自然主要是因为巴金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巨大，同时也与巴金前期复杂的思想信仰，以及特定时代左翼文坛某些激进的情绪有关。引起争议的焦点，是巴金及其作品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或是几者兼而有之?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么形成的?与散文创作有什么复杂的关系?与很多大作家相似，巴金气质、思想，以及作品风格、美质的形成和发展，其源头广阔而博杂，其过程曲折而漫长，人和文的关系既复杂而又清晰。
巴金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北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巴金在成都老家生活了19年。他后来多次说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三位先生”“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的行为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巴金：《我的几个先生》)。但是封建家庭的专制、虚伪和残酷，以及相互倾轧和腐化堕落，封建军阀社会的黑暗和种种罪恶，又使少年巴金的内心产生了‘憎恨’的苗”。他由“爱”而懂得“恨”，是对专制制度叛逆性格的第一步，同时在感情上也沟通了少年巴金接受丰富复杂的“五四”新思潮的通道。这一时期的“爱”、“忠实公道”、为理想而“自我牺牲”以及对虚伪、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恨”，构成了巴金第一阶段思想基本的核心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以后巴金整个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无论今后几十年中巴金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充实了多少内容，这最初的思想“种子”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如前所述，巴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渠道错综、源流庞杂的，也有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也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成都老家的黑漆大门挡不住新时代潮流的冲击，封建专制的旧礼教的高墙也禁锢不了少年巴金寻求光明和理想的思绪。渐长，少年巴金“兴奋地读着”从革命热情高涨的北京、上海传入四川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新潮》等宣传新文化的刊物，“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他也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和类似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和文章。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高德曼、刘师复等的文章，以及成都一群激进的热血青年出版的《半月》上的《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宣言》等。他被那些“带煽动性的笔调”“征服”了，于是“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的世界”、“无组织的自由结合”、财产“属于全体人民，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所需……”、劳工“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举行大运动”，“为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万恶的资本阶级”“奋斗、牺牲、流血”、“上断头台”种种的理想、精神、观念、主张都鱼龙混杂地涌入少年巴金的脑海中。但即使是在他参加成都一些青年人组织的“均社”团体，并自称“安那其主义者”时，他只是零星地读了一些宣传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多种思潮的文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如1921年，年仅17岁的少年巴金在4 月份以“芾甘”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短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和之后陆续发表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几篇短论，其内容几乎都是对当时一些含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色彩和倾向的文章的介绍和复述，甚至有些语句都相似。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编写一些宣传品式的短论和试写一些小诗，以抒发他憎恨黑暗和专制，挚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感情。
封建旧礼教对有热情和有理想的年轻人的迫害、专制制度造成的黑暗、落后，纷至沓来的“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和引导，少年巴金的灵魂骚动不安，内心热血沸腾。1923年，巴金终于冲出了成都老家禁锢的黑漆大门，到了上海、南京和北京，又于1927年初乘船到法国。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青年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刊物，埋头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卢梭的著作、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等。广泛接触思想激进的青年，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同时办刊物，继续写《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短论，编写《断头台上》等传记，翻译《俄罗斯的悲剧》、《面包略取》等论文和著作。青年巴金称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同时也称法国民主主义先驱卢梭为“启蒙老师”，相信卢梭的“人生来是平等的”等理论。与此同时，还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是两个为自己祖国寻求前进道路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被美国政府处以上电椅的酷刑;二是国内传来“四·一二”国*党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两次血的教训更激起了青年巴金为祖国的光明前途和人类的平等而“献身”的热情。在异国，青年巴金对“不幸的乡土”的怀念和对“祖国的命运”的渴求，像烈火似的日夜在心头燃烧。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年巴金这一阶段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阅读和研究充满了梦幻般的热情，较前一时期广泛、自觉、系统;同时，民主的、人道的、爱国的思想也更为丰富、强烈和执著。创作上，这时期巴金主要写短论和杂感，只在旅法途中写了表现离国之痛和描写旅途风光的散文《海行杂记》，抒发浓烈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1928年底，青年巴金被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同时又满怀着自以为找到的济世良方，离法回国。虽然这时用“巴金”笔名第一次发表的中篇小说《灭亡》为他在文坛赢得了不小的声誉，他却热心于社会政治宣传，在短短的两年左右时间内翻译、撰写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如《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俄罗斯十女杰》等，还编著了一本他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青年巴金自称这本书为“指示革命道路”的书。但由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得一些志士仁人的欢迎，同时，又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空想性和虚弱性，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任何实际问题，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失去了二十世纪初那种煽惑青年的锋芒，在群众的革命风暴中多次碰壁，有的无政府主义信徒甚至站到了革命运动的对立面。青年巴金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感到彷徨、痛苦。“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巴金年谱》下册)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水深火热的人民和危机重重的民族，青年巴金将自己内心的矛盾、愤怒、痛苦以及对真理+的探索、对光明的追求，这种种积郁都倾吐于纸笔。赫尔岑说过：“凡是失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巴金多次说他创作就是倾吐感情。在巴金思想发展到1928年至1936年这第四阶段中，他对社会的政治宣传由热衷很快转入怀疑、厌倦、淡漠，而文学创作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尤其在1931年开笔写长篇小说《家》之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散文和小说创作。这些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短短的几年中，就写作和出版了《短筒》(一)、《生之忏悔》、《点滴》、《旅途随笔》等四、五本集子。这些散文，以同情疾苦、憎恨黑暗、追求光明为中心内容，比小说更直接、更热烈、更明快地抒发了他内心忧郁、痛苦、挚爱和执著的感情。
1937年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时，巴金的社会政治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质变的明显标志是：从这一时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译和编写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传记、史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观基本决裂了;同时，反封建专制、反侵略、反压迫以及爱国爱民、追求光明、为理想献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和人生观更为强烈、更为火热、也更为深厚和执著。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虐杀，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泛无力，以及全民反帝爱国传统精神的高扬，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都使进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彻底清醒和热血沸腾。他参加文艺界抗日团体，在抗日宣言上签名，大量创作以“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年轻人“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更为丰富，结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控诉》、《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等。这些散文明显的特色是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诉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艺术上强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叙事、怀人、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已渐臻圆熟洗炼的境界。
从以上筒略勾勒，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渠道错综而清晰，源流庞杂却丰富来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与他散文创作的血肉联系，是比较准确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
巴金说的“创作和生活的一致”，不仅是自己创作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创作与评论的一条真谛。这与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风趣刚柔，宁致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文体、样式各自长期形成的规定性，散文总是比小说更贴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览了巴金前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散文创作历程之后，不难发现，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质，就是自始至终地跳动着、燃烧着一颗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侵略战争，以及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的火热的心。
这颗火热的燃烧的心不仅仅来源于幼年母亲的“爱”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封建家庭中专制对民主的扼杀、邪恶对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祸国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灵的侵略战争而燃烧得愈加灼热。他的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写得稚嫩而质朴，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颗仁爱善良的心。尔后巴金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与祖国和下层人民共同着命运。旅途中，警察挂在船头的招牌“花捐征收处”，“买卖人口”的勾当也使巴金十分愤怒。这种记叙真实的人和事，用作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为题材，以抒发作家爱国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见于巴金40年代前后在抗战烽火中创作的游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柳州、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防空警报、飞机轰炸、战火瓦砾，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现这些惨不忍睹的生活画面的同时，更谱写了一曲“国民精神”的颂歌。他的这些散文不仅着眼于“振动人心”，而且更致力于“照亮人心”(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巴金“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他于是越发增强了战斗的力量，越发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到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巴金：《烽火·卷头语》)
巴金这类记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写敌机狂轰滥炸、人民受难冲的“民众精神”、“工作精神”、“牺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将自身内心的感受与这种民众的精神融合成一体。他在战火中编《文丛》半月刊，以控诉敌人暴行，鼓舞人民斗志。他说：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记叙抗战的惨重场景，讴歌抗战的精神风貌，这是民族危难之际巴金散文的可贵风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闪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风骨，如前所说，必须将他的散文创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巴金临难而不苟且，处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笔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唤着“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这“红灯”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现，给寒夜里的人“一点勇气”，为荆棘丛中的行人“指示应该走的路”。很显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有时是“星”、“火”、“雷”，有时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飞蛾”、“龙”，甚至是一些为光明和信仰而战斗、而牺牲的友人们。写于1941年7月的《龙》，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他们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但“意志不会消灭”;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笔下的龙已人格化，巴金赋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为人类光明的未来而甘愿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来者，是“龙”的精神、意志的传人。“龙”与“我”融为一体，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先驱者融为一体，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高大形象。其中无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称赞都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那样，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左拉：《论小说·个性表现》)
“动人情态何须多”——
几乎所有优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从风骨学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写情理方面又有个性，即融真诚、纯朴、灼热于一炉。读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诚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写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马上潮涌而来”。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庄子：《渔父》)，真是金石之言!试看现当代散文园地，“强”颜欢笑、“强”发愁绪为文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苦苦寻找音韵铿锵、色彩浓烈、气象壮阔、语意缠绵的辞藻，有时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段落和细节。全篇最终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故作姿态、空谷传响、虚无缥缈。问题的症结在于“强(qng)”和“伪”。散文第一要素是纯朴、灼热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挚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说：“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灰烬。”1941年又说：“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巴金的这一气质在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真切、鲜明。试读他的《我的眼泪》、《我的心》、《我的呼号》、《我的梦》和《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等，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号，那一句句要母亲“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阵阵诅咒“文章没有用处”的自我谴责，矛盾而近于绝望，狂热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发，却远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而又报国无门。22岁时，巴金曾满怀年轻人的梦幻和壮志去国赴法，途中对故乡国土的养育之恩无限感激，对亲人友朋、秀水沃土无限爱恋，同时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亲人被旧礼教杀害、正义受到摧残、民主自由遭扼杀而无比的痛苦。复杂感情的交织和煎熬，被离别的电光石火点燃，青年巴金的情感仿佛从心灵深处迸发了出来：
哟!雄伟的黄沙，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这篇散文简短，感情却真挚、灼热，尤为动人的是写出了20世纪初爱国、爱民、有朝气、有抱负的一代先驱和青年人的共同情感，鲁迅、郭沫若如此，闻一多、郁达夫等等莫不如此。“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新文化战士，虽然尔后的人生之路有别，但都有一颗为国捐躯而又报国无门的心，他们矛盾、苦闷、挣扎过;他们追求、探索、渴望过。巴金是“‘五四’的产儿”，受“五四”精神的感染，唯其如此，他的一些作品才特别激动人心，能引起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由此，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是，散文中感情的真和深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使作品的感情既真挚又有深度?一个时期来，人们习惯于大谈散文必须写“自我”，抒发作者一己的“真情”，往往忽视了这种“真情”的典型性、普遍性和时代性。固然深度的前提必须是真挚，但真挚的不一定就是有深度的。对真挚的更高的审美要求就是深度。要达到真挚和深度的统一，还需要作家和时代、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脉搏，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艺术提炼和表现的才能。从这一层次观照，巴金的散文在真情和深度的统一方面，并不是篇篇珠矶，但毕竟不乏成功之作。巴金在这方面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对自己所写的内容从整体上饱含激情地加以提炼和开掘;二是用“点睛”之笔照亮和升华全篇。1937年3月到8月，巴金接连写了《死》、《梦》、《醉》、《生》等一组散文。《死》由回忆儿时幻觉中的“死”、成都军阀内战造成的“死”，到因传播无神论而被烧死在火柱上的布鲁诺的“死”、以及俄罗斯女革命家苏菲·包婷娜等的“死”结构成篇，看似互不关联，似乎颂扬“死”的安逸，实际上全篇颂扬了“为信仰而牺牲”，为他人的幸福而死、为更多人的“和平和欢乐”而死的“死的精神”!这样的“死”“同时也就是新生”，这时的“‘我’将渗透全宇宙……山、海、星、树都成了……人体的一部分”。通篇写“死”而无一处不写人生不朽的价值，情感真挚而有深度。《梦》，透过梦中的安宁和美好的动情的回忆，“诅咒”社会的黑暗;《醉》，透过字面揭示出：所谓“醉”，是指对“信仰”、对“希望”的“醉”，是指“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生》，从生物界科学的进化规律，写到阶级社会中“为多数人的生存”而“视死如归”的人生“才能长存在子孙后代的心里”，又从人的生存写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认为这就是不可抗拒的“生存的法则”。巴金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巴金：《生》)
紧接着作者顺理成章、无可辩驳、坚定不移地写道：“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到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这是一篇对“生”的热情赞歌，更是一篇融形象、议论、抒情于一炉的声讨侵略战争的檄文，有作家独特的感受和见解，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情真意也深。
巴金散文由“情真”到“理深”的第二个特征是“点睛之笔”的运用。那种将“点晴”理解为是作者单纯地发几句带哲理性的“议论”。或脱离全篇的思想“拔高”，显然是一种肤浅之见。“点晴之笔”是艺术创作的用语，散文中的“点晴”决不能脱离散文艺术的形象性、抒情性等基本特征。巴金的散文，就擅长于水到渠成，春暖花开似地为全文“点睛”—或一个富有特征的动作，或几句醒人耳目的对话，或一幅动人魂魄的画面，或几句含血带泪的抒情。巴金有不少回忆友人或写受难平民的散文，以及为自己作品写的序，其中有一些是运用“点睛之笔”的佳作。《(春天里的秋天)序》是巴金为自己一部同名中篇小说写的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为自己作品写序最多的一位。其中不少序文本身就是优美、深情的散文。上述这篇序文用优美而哀婉、动情而悱恻的调子回忆我“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被传统观念、不自由的婚姻摧残成“疯病的女郎”，紧接着巴金写道：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e accuser”(我控诉)。
每个字仿佛从心底迸发而出—像火山从地心喷射那样。如果读过那中篇，听过那个女郎的故事，再读巴金这几句“点睛之笔”，我们就会和作者一样感情激荡，就会和作者一起对专制制度发出“我控诉”。在巴金写人的一些散文中，这种情真到“理深”的“点睛”描写，运用得更加自然、动人。
鲁迅对巴金的爱护和推崇，巴金对鲁迅的深情和崇敬已传遍中国现当代文坛。就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天中，巴金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章：《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和《悼鲁迅先生》。这对姐妹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而又启人深思，促人奋进。上篇一连用几个独特的细节动人心弦、扣人魂魄——仿佛听到已故老人“救救孩子”的呼声，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让我们多看几眼吧”的恳求，边走边有人默默加入的长长的送葬行列，暮色中覆盖遗体的“民族魂”旗子渐渐沉下墓穴……，写出了巴金的真情、深情。显然巴金意犹未尽，时隔几天，为《文季月刊》写了《卷头语》(后易题为《悼鲁迅先生》)。上篇的热烈情感，到下篇中更为深沉、厚重，转化为凝思积虑，睿智警语。在一片哀悼、赞扬鲁迅的热潮中，巴金电光火石似地提出，不要把伟大的鲁迅神化，比作抽象的太阳和巨星，因“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同时又振聋发聩地指出“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已为历史证明。—而巴金的这种真知灼见恰恰是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天中发表的，就格外难能可贵了。散文中的浓烈的情感和深厚的睿智的融合，是优秀散文成功的根本要素。在这方面，巴金更多的还是写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对他们(她们)倾注了深情，同时又善于从形象、情节、动作、对话中发掘出更具普遍性的深意。《一个车夫》写一个“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的十五岁的孩子，在客人的催问下，简要地向雇车人叙述拉车糊口的悲惨生活，当雇车人付车钱时，惊讶地发现，从只有一张“平凡的脸”的孩子的眼里，看不到丝毫媚相和奴态，只看到“骄傲”、“倔强”、“坚定的眼光”，从而“我”赞叹了“在生活的鞭子”下，“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的小车夫的人格和精神!这样日常的生活故事，经过作者的开掘，发出了火花，“我”对孩子怜悯的感情也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升华。另一篇《爱尔克的灯光》更是情理并茂的佳作。巴金1923年离别故乡，1941年第一次重返家园。虽未直接写“人”—“我”心爱的已逝的姐姐，却又无处不写“人”，“人”的感情和命运，“人”的道路和追求。十八年的离情别绪和梦幻渴望，尤其是十八年中巴金饱经时代风雨忧患、尝遍世俗酸甜苦辣、领悟人生价值真谛的种种复杂而丰富的体验和思考，全部巧妙而形象地凝聚在全篇富有象征意义的“灯光”和“路”的描写上。由对善良美丽却不幸早逝的亲人怀念的真情，到饱含亲身感受的、对“长宜子孙”之路的思索，作家的真情是动人的，而作家的顿悟对人们也是具有长远而普遍的启示的：
财产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清水芙蓉去雕饰”——
有真心、真情，始有真文。研究作家作品的风骨，必须紧密联系“人”和“文”的复杂关系来论述。一个时期来，文坛不乏将“人”“文”分裂、重“文”轻“人”，由“人”图解“文”的分析法。其实，作家和作品两者的关系虽然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朗又隐秘、既清晰又微妙，而其基本点定然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整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对巴金及其散文也应作如是观。所以，巴金散文的特有风骨，就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抒发上，也同样表现在行文构思和语言文字上。
巴金多次说过，“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写作不应雕琢斧凿，编造虚假，而应如“清水出芙蓉”，“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巴金一贯主张真心待人、吐露真情、说真话、说心里话。他为人如此，创作散文尤其如此。他的书信、游记、抒情小品、随笔、序跋等，都是有真情要抒发，才执笔为文。他的散文很少凝思积虑、很少精心剪裁、很少谋篇布局。毋庸讳言他的一些散文欠精炼，少含蓄。但是，由于巴金善于倾吐真情，生活和心理都相当丰富，又有文学创作的禀赋、气质、素养和日臻深厚的功力，他的相当一部分散文在行文构思和语言：丈字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甚至有一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如《鸟的天堂》、《爱尔克的灯光》、《静寂的园子》、《寻梦》、《火》、《<春天里的秋天)序》、《<复仇)序》、《纪念憾翁》等等。
唐古文大家王安石说，好文章“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道出了古今作文构思的真谛。历来评价散文的一个标准即“形散神不散”。如果单从构思角度来说，散文最忌的也是内容构思起承转合上的八股味，而大凡“看似寻常”实际“奇崛”的优秀散文，又都有作家自己的独特的、灵活的、自然的巧思和结构。巴金1940年10月在昆明创作的《静寂的园子》就达到了“寻常”而“奇崛”的“无技巧”的最高境界。题为静寂的园子，起笔就写静，后写绿树丛中可爱的松鼠的追逐，小鸟的歌唱和麻雀的叫声，由自然界中的静到动，由花的寂寞到乌的欢乐，写动旨在写静;但是“我”由于“半月来的空袭警报”在心理上造成的惶恐不安，感到静寂中潜藏着不平静，由自然界的“动”，写到“我”心理上的“动”，进而为下文设笔;果然警报响了，不一会儿又解除了。如此反复，再写松鼠、小鸟、蝴蝶又在静寂的园子中的欢乐。行文有跌宕，结构有张弛舒缓。顺势写来，自然而然地引人进入“静寂”的艺术氛围。最后，石破天惊地写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那“嘹亮”、“雄壮”的声音“划破万里晴空”，行文戛然而止，却如第一声春雷炸响，余声回响不绝。行文构思皆在情理之中，毫不突兀，毫无斧凿之痕，而又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全篇达到了“无技巧”的“最高境界”。《寻梦》的行文构思近似荒诞，却十分真实。从“我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披衣起来四处找寻”起笔，经过大江、高山，历尽艰难、几经挫折去寻找“能飞的”、“发亮的”、“梦”。其寓意不说自明，其构思也是“奇崛”而“自然”的。现代作家的散文在行文构思上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篇章为数不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秋夜》，周作人的《鸟声》，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茅盾的《雷雨前》，冰心的《寄小读者(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苏雪林的《溪水》等等，都是“文章天成，妙手得之”的佳作。
巴金这种“无技巧”的才能也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功力上。他真情写文，说话成文，因此巴金散文的语言，虽然有时水分多，不像鲁迅那样精炼、朱自清那样委婉，但也自成家数：朴素、自然、平易、亲切、流畅。他很少引经据典，几乎没有古文中“骈四俪六”或对偶句格式。即使是在状物写景时，巴金也从不堆砌词藻，从不渲染铺排，依然让文字从心底自然流出，如清泉汩汩而下，澄澈动人，又时有耀眼的水花飞迸—令人称奇的美语佳境。试读《海上生明月》最后一段：
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红灯还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如此朴素的语言，却写出了奇幻的海上夜景。船在海上夜行，远远看到的却是“一盏红灯”，一奇;船走了许久，“红灯还是在原处”，二奇;待“红灯”成了“一面圆镜”，“到了半天”，才看清楚原先的“红灯”是一轮明月，“石壁”乃是层层的黑云。三奇。自然、平易的文字，红色、银色和黑色的点染，绘出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巴金散文杰作的语言功力，最突出的还是表现在运用朴素、自然、平易、亲切、流畅的语言，写出一种动态、造成一种情趣、构成一种意境。1933年写的《鸟的天堂》，就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南国的六月，河边两岸榕树成荫，荔枝树上垂挂着红色果子。在一个阳光明亮的早晨，“我与青年朋友划着小船到乡间去：
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这是两段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作家的感觉多么敏锐!语言多么传神!前段写一簇堆、一簇堆的绿荫，又写翠绿的新叶的明亮，视觉形象之后，又进而写作家的感觉，由绿色感觉到“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平易而又传神的文字，谱写的是一曲动人的生命力的礼赞!后一段由“静”到“动”，由“动”到“闹”，由“掌声”到“鸟声”，人鸟相“闹”成趣，群鸟鸣叫动人;乌儿神态呢?有的“站”，有的“飞”，有的“扑翅膀”。简洁而又有节奏、有乐感的文字，进一步谱写了活泼泼的生命力的赞歌。读完全文，仔细玩味，真令人如游其境、如闻其声、如观其景、如悟其趣。巴金的散文语言，以往不为研究者注重，其实，和现代一些大作家一样，他的文学语言也是独具一格的。
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尼基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她认为优秀散文应“够得上称作史笔与传记”(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真是精辟之论，已超越了就散文论散文的市井之见。我们纵览了巴金二十余年中创作的散文，就仿佛翻阅了一幅中国现代的历史长卷。其间有的如工笔画似的精细，有的如写意画似的筒炼，有的如油画似的浓烈厚重，有的如水墨画似的情韵隽永。巴金的散文又是传记式的，作家的经历、感情、个性、气质，以及欢乐、痛苦、理想和追求，都“渗入到作品里”。这种历史性的传记性的艺术结合，是巴金散文风骨的基本内涵，使巴金跻身于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散文大家的行列。
评：大江来从万山中，错综清晰杂却丰。
我以我血荐轩辕，合而为一获再生。
动人情态何须多，真挚自然情理融。
清水芙蓉去雕饰，构思语言似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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