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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现状分析
电影题材的不断萎缩,是香港电影不能回避的困境。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功夫片、黑帮片、僵尸片、爱情片,还是关于监狱、学校、宫廷、商场等等题材的电影,丰富着整个华语电影世界。然后现在香港的主流电影题材只剩下王晶导演的赌博片、杜琪峰等导演的片、一如既往的成龙式功夫喜剧、不断重复的叶问式功夫片和偶尔回光返照的黄百鸣“喜事”、“开心”类老新艺城式喜剧,而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喜剧“数年磨一剑”本就弥足珍贵,却在不久前惨遭香港电影界的围剿,我们可以“很欣慰”地将这起事件看作是深陷困境的香港电影的再一次妄图自掘坟墓之举,感谢伟大的周星驰身后亿万的满怀情愫的影迷支持,周氏喜剧才得以幸存。
电影题材的缺失一方面归咎于九十年代在台湾资本的扶持下,香港电影工业极速得膨胀而对各种电影题材“涸泽而渔”式地过度消费,简陋的电影产业机器没日没夜地轰鸣,一两个月就从流水线上组装完毕的制成品,无论是从主创人员的构成还是电影的内容,都是毫无新意的老套的,致使整个华语电影市场产生极大的麻木的疲劳感,但更要归咎于香港社会特点的转变。城市的扩张将不同电影题材根植在香港社会的沃土踏平,诸如僵尸等文化元素被城市化的铁蹄严重碾压排挤;现代经济的发展将香港打造成更加商业化的城市,电影人不再执着于对电影的创新,而简单地运用商业资本对最保险最驾轻就熟的几个电影题材的重复投资只是贪婪地瞄准了票房收益;九七回归本应该是为香港电影拓展更开阔的市场和带来更悠长的来自于民族的文化营养,而香港的大部分电影人却和整个香港社会一样,再越来越心甘情愿的西方化的进程中,对大陆充满了日益加深的成见,他们或是开始执着于对香港电影的西方式的改造,对好莱坞的简单仿制只会使电影变得不伦不类,或是固执地死守目光短浅的“地域性”小众电影,美其名曰反应真实的香港社会,其实只是单纯为了抵制来着大陆文化符号的影响。香港电影题材变得简单、狭隘。
电影人队伍的青黄不接是香港电影发展的另一个不利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把上世纪九五年周润发拍摄《和平饭店》后远走好莱坞看作是香港电影真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成龙、吴宇森、李连杰等一众香港优秀的电影人开始了勇闯西方电影世界的壮举,而香港电影界自然出现了大片的电影人真空。这是一场危机的开始,但更是香港电影界一次“破而后立”的宝贵契机,新电影人的崛起必将为污浊混乱的香港电影注入一股清流。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香港电影界,从好莱坞“载誉而归”或是“铩羽归来”的电影前辈和有限的几个从行业夹缝中生存下来的电影后起之秀,仍然死死地统治着香港电影市场。周润发和刘德华们依然梳着二十年前光鲜亮丽的油头,身着裁剪合体的修身西服游刃有余地在银幕前饰演着插诨打科的肤浅的小生角色,而刘青云、吴彦祖和张家辉等电影人一成不变的面孔居然出现在所有的杜琪峰、刘伟强式香港犯罪片里!成龙说过,他希望做华语电影世界的罗伯特德尼罗,可他以六十岁的高龄依然坚持着功夫喜剧的拍摄,固然值得我们尊敬,但更是对功夫电影后辈的一种无形地压制。香港电影人至今不甘心电影角色的转换,但阿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们早就告别了好莱坞式偶像小生的形象,开始蓄起杂乱的头发胡须,挺起大大的肚腩饰演落魄的歌手、顽固的开锁匠、隐退的黑帮人物和奸诈的公司老板等角色,而将身后广阔的表演空间让度给后辈演员,这不是慷慨的施舍,而是一种对电影世界百年传承的坚守。而这些当红了几十年的香港电影人仍然严酷地把持着香港电影的脉搏,硬生生地人为开凿出一片香港电影界的断崖,他们在高层处肆意地挥霍着几十年积攒而来的口碑和荣耀,而任由那些后辈在悬崖的底端挣扎,只能靠绯闻丑闻来博得社会只言片语的关注。电影人的断层是整个香港文化衰落的缩影,而文化的衰落又动摇着社会的基石。对老的文化偶像的审美疲劳,对新的文化偶像的渴望继而失望,让精力充沛的年轻一代没有了释放青春的途径,很多人转而向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发泄着难以压制的激情,这或许也是近年来香港社会动荡的一个原因。
从电影的技术层面分析,当代香港电影出现两个新的吐槽点:一是优秀电影语言的丧失,二是玄幻主义的盛行,这两个特点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互相加持,使这种病态的香港电影成为顽疾。整个香港电影好像得了失语症,曾几何时丰富的趣味的电影语言在现在的香港电影中完全遁形,只剩下可能学自台湾文艺片中无休止的或唯美的或紧张的镜头切换。香港电影人不再雕琢电影对白以反应人物的性格和电影的特质,只是故作隽永地将电影塑造成一部部哑剧,比如电影《意外》,整部电影居然没有几句像样的电影台词,强硬地给电影涂抹上了一层好似更深刻的哲理的光环,电影违背了最基本的现实主义的诉求而走向玄幻主义的一片混沌,隐晦艰涩。玄幻主义可能起源于《无间道》,这部伟大的电影被看作是香港电影“中兴”的开端,可香港电影人安全本末倒置,不是学习这部电影精彩的紧凑的剧情结构,而是简单的效仿电影名称中所暗含的宗教因素。《魔警》、《谜城》、《意外》、《夺命金》、《放逐》、《门徒》、《消失的子弹》等等,光从电影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多神秘主义、玄幻主义、佛教的因果报应等等宗教式色彩,为了生硬地营造电影惊悚悬疑的氛围,又刻意回避大量电影语言的应用以防止出现“言多必失”破坏气氛的隐患。这样,玄幻主义客观上要求减少电影语言的使用,电影的失语症又加重了电影的神秘色彩,两者完美的配合,让香港电影故作深沉、乏味老套的无内容的弊病积重难返。
当然,香港电影还是不时有优秀的作品出现,像《僵尸》、《人间小团圆》等就是很好的电影。一些新晋的导演既保留了浓郁的香港本土文化元素,又利用新颖的创新手段演绎了区别于传统香港电影的新鲜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新世纪香港电影大胆的尝试,也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但我们考虑的是香港电影的光荣重现,重现那种席卷亚洲震惊世界的气势,这种小成本的小众本土电影足够优秀,却不能满足香港电影复兴的要求。
我们都知道香港电影的出路是走向内地,可又有多少电影人愿意放弃狭隘的香港“本土情怀”、放弃毫无意义的“优越感”和内地电影人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基于对票房的妥协而不情不愿地简单地对两地演员的使用,更是电影理念、电影技术甚至更深层文化内连性的交流。而内地电影审核部门又能做出多大政策的让步,在严格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法规的审查下,允许香港电影人天马行空的电影创意。我想,这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磨合探讨以寻求稳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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