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长情的作家
现代文学史上,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故事“渐欲迷人眼”。徐志摩与陆小曼、萧红与萧军、郁达夫与王映霞、胡兰成与张爱玲……民国时期的许多诗人作家,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在人生路上并非“一以贯之”,那些往事如今倒成为当代人回望那个年代的别样风景。
而与此相得益彰的是,那些长情的诗人、作家,他们从一而终的爱情与婚姻,直让人“只羡鸳鸯不羡仙”。我想用四部文学作品,见证包括钱钟书杨绛在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四对夫妇的浪漫、坚贞与长情——
《围城》: 钱钟书“哄”杨绛的道具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里,有这样一句话:“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读者常常将“围城”解读为“婚姻”,那么,这岂不是朝秦暮楚的表现吗?于是,有些人对钱钟书释放这一“观点”感到困惑,质疑钱先生的“婚姻观”。
但,事实上,这是误读。
叔本华的“钟摆理论”指出:“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你需要为生存而劳作时,你是痛苦的;当你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你会感到无聊。”而钱钟书的“围城观点”似是“钟摆理论”的翻版,指出的是人性中的纠结。而与提出者本人的品质或“婚姻观”无关。
为什么这么说?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就是钱钟书与妻子杨绛相识于清华大学后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钱钟书对杨绛相敬如宾、和和美美守了一辈子。如此,钱钟书怎么会是“喜新厌旧”的人呢?
何况,有一种说法,钱钟书写《围城》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给杨绛解闷用的。
《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那时候,钱钟书与杨绛受困于沦陷的上海。外面不安全,只能守在家里,难免无聊。钱钟书就写《围城》,写成一段给杨绛看一段,写成一章给杨绛看一章,以此增添生活乐趣。这就不难理解,《围城》为何写得那么幽默了。
《围城》非但指摘不了钱钟书是一个“坏男人”,反而是钱钟书与杨绛令人艳羡的美好爱情与婚姻的见证。
《家》: 巴金成为萧珊的偶像
长篇小说《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因为《家》,巴金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追捧,其中不乏女粉丝。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萧珊,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籍贯是宁波鄞县的萧珊还是高中生,她热切地给巴金写信。巴金也给她回信。写了半年多,萧珊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萧珊主动给巴金寄去照片,然后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相谈甚欢。
巴金与萧珊结识后,又经历了八年恋爱。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小其13岁的萧珊在贵阳旅游结婚。巴金回忆说:“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可以说,他们是“裸婚”。
萧珊逝世于1972年,28年的婚姻生活里,遭遇过许多艰难世事,但无论如何坎坷与难捱,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始终相濡以沫,相互关怀。冰心说:“巴金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巴金一生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
萧珊曾对巴金说:“我的目光永远地跟随着你。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你知道我陪你走这一段路程有多么幸福吗?”巴金对萧珊的回应有过之而无不及,写过《怀念萧珊》、《再忆萧珊》等如泣如诉的文章。他说:“萧珊没死,只有等我死了,她才真的也死了。”
拜伦诗集: 冰心引吴文藻为诤友
人与人的相识,回忆起来都是缘,尽管形式各有不同。与钱钟书和杨绛相识于清华大学、巴金和萧珊相识于“笔谈”相比,冰心与吴文藻的相识,更具有“偶然性”。
1923年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这趟船上,仅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100多名。已先期自费赴美的同学吴搂梅,写信让冰心在这趟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冰心就托同学许地山去找,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这样,两人就相识了。
船上看着海景,吴文藻问冰心:“去美国学什么?”冰心说:“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的书,比如拜伦的诗集,问冰心看过没有?冰心却都没有看过。
吴文藻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冰心后来表示,吴文藻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她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逆耳的忠言。当时,她的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已是有所成就的创作者了。
许多人一经介绍,一般都是或真诚或客套地说:“久仰,久仰。”像吴文藻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将上一军”,冰心毫无防备。冰心说:“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因拜伦诗集,冰心将吴文藻记在心头了。
船在海上行驶两星期。临下船时,大家互留住址约着通信。冰心到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入学后,收到许多同船男女朋友的信函,她都只用威校的风景明信片写几句应酬话回复了。而只对吴文藻,冰心真正写了书信。然后,时有见面、频繁通信,渐渐确定了恋爱关系。
数年后,两人先后学成回国,就结了婚。除了生死,再没分离。
《三三》: 沈从文苦恋张兆和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是以沈从文的苦恋开始的。1929年,沈从文被胡适聘请到吴淞中国公学当老师。在校园里,学生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让沈从文一见倾心,悄悄给她写起了情书。张兆和只是沉默。
后来,学校里不知怎么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那是1930年7月了,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他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适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说:“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胡适竟然支持这份“师生恋”,张兆和只好听任沈从文的“狂轰滥炸”。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开始动摇:“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1931年开始,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开始密切,沈从文逐渐创作《边城》、《湘行散记》等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无一例外皮肤黝黑、相貌清秀。而这种相貌的原型,便是张兆和。特别是一个名叫《三三》的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年轻少女的初恋。而沈从文就是一直以“三三”称呼张兆和的。
没有文学,沈从文或许收获不了爱情硕果;没有爱情,沈从文可能取得不了文学成就。一个小说《三三》,凝结和昭示一生情缘。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没有举行仪式。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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