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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苏轼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希望大家喜欢。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本文从其思想、人生观、文艺观等入手，并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创新、特色、意境、词学渊源及其词学改革、流派、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较为完整地剖析其整个词学体系的嬗变过程和词学创作的脉络，对其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略作刍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前人关于苏轼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大量关于研究苏轼对于中国词史贡献的文献资料中，或囿于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于其文艺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约而同地人为割裂苏轼本人(包括其出身、阅历、思想等)与其作品之间的玄妙关系的探讨，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学分析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据此，笔者试图以苏轼的思想作为主轴，以其作品作为副轴，对苏轼的词学成就进行研究。
一、苏轼的思想及其词学观
苏轼出身礼仪簪缨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加上天生对于绘画、书法等文艺的秉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轼本人的艺术创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独特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而这种种观念又不断地渗透在其词学作品之中。
词学在晚唐温庭筠、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成功转型以后，“词为艳科”几成定论。宋初由于天下旧乱而入治不久，纲纪败坏，士风颓废，文人词作相互酬和，粉饰太平，形成了带有卑弱浮靡之气的“西昆派”局面。苏轼之前，北宋词坛依然盛行晏殊、欧阳修等被号为“词中西昆”的词学风格，而实质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遗风，只有到了一向主张创作不落窠臼的苏轼手中才大发光彩。
首先，在苏轼思想中，一种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和“载道”精神成为指导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 语)的儒师精神也正是苏轼本人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年的苏轼洋溢着一股积极入世的情怀，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际回忆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该阙词中，苏轼回忆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时的意气风发，畅想着能够凭籍自己的“胸中万卷”，努力“致君尧舜”，实现古圣贤的大同理想。也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情怀，苏轼作品中要求一种“载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显得愈加浓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 他在射猎中抒发着自己的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场杀贼，为国捐躯，这正是这种浓烈的“载道”精神和努力践履传统“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渗透和潜在体现。
其次是苏轼词学观中的“务实”的思想。他在《答谢民师书》明显提出作品反对“贵华而贱实”的艺术理论，而是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强调作品中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强调了心灵感触的至关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洋溢着对于其第子由的无限怀念之情，在《江城子》中所写“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中，对于亡妻的悲痛追忆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凝结在作者心中深深的伤痕印记，化成了他本人最为真挚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强调的“革新独创”的精神。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苏轼这样表达自己对于绘画的艺术见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是苏轼本人向来所秉持的一种不落窠臼和追求脱俗的艺术境界。比如苏轼本人“以诗为词”的词学本体论的见解中，他认为词应该从诗歌中解放出来，然后再“细琢歌词稳称声”[2]，使之韵律可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此外，他本人对于“檃栝词”的开创、本人自度《贺新郎》词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词协音律”的藩篱等等，如后人评价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3]，都体现了其本人词学观中的革新和独创的开辟精神。
其四是苏轼追求“解放”的思想。这种“解放”的实质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并将这种自我解放的意识渗透到艺术作品中的过程，创作上则表现为作者对于传统格律、传统风格、传统词牌等的突破。诚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东坡乐府》中可以看出，苏词的题材不仅融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色彩，还更多地出现了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这是对于词体裁的解放，格调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苏轼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这里所说的“新词”即指他对于“檃栝词”的创作，而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 这里所指的“新词”又指他对于豪放词的尝试。叶嘉莹先生认为苏轼的作品中：“有冯延巳挚烈深沉的执着，有李后主滔滔滚滚的奔放，有晏殊情中的思德圆融，有欧阳修疏隽豪放的意兴和柳永开阔博大的气象。”在苏轼手里，词体被解放，词的境界被解放，词人的精神被解放，正是这种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渗透才促使苏轼成为继往开来的“士大夫词”的集大成者。
二、苏词的创作实践及贡献
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道、佛的三教精神，加之坎坷的仕途生涯，使之始终游离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逐渐在其“道德人生”和“学问人生”中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审美的观念，在词学创作中则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观，并将之深深地融汇在他自己的词学创作之中，表现为：
(一)苏词的风格特色
从晚唐温庭筠、韦庄等人所开创之“花间词”，到南唐后主李煜“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词”，再到“富贵词人”晏殊、“婉约词人”欧阳修等人的词的风格嬗变过程中，苏轼不仅对这种“花间词”和“士大夫词”均有所继承，对于柳永的“慢词”风格有所沿袭，并且还对于豪放词有肇创之功，对于婉约词有所开拓，并直接影响到后来辛弃疾之豪放词风、姜夔之“清雅”词风等。
首先是苏轼本人对于“豪放词”的开创。据《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高度评价了苏轼对于艳丽风格嬗变和豪放风格肇创的意义。诸如在传诵千古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之中，苏轼纵横恣肆，奔放洒脱，又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其词格调雄健顿挫、激昂排宕，乃至于后世盛誉他“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4]，“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缈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5]。南宋苏派词人刘辰翁亦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些议论都高度地评价了苏轼的豪放词创作和历史意义。
其次是对于婉约词的继承和开拓。苏轼的词包罗万象，体裁风格多元，在婉约词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约词的艺术内涵和境界。比如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该词被王国维赞为历代咏物词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对于极其平淡的景象，词人却能够极其细腻地表达他的婉转深情和伤怀情绪，极尽婉转缠绵之思而不细碎，赋予词以极其感人动情的艺术魅力，并且给人以《雎鸠》“哀而不伤”的艺术享受，难怪张炎在其著名词评著作《词源》中盛赞苏词“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其他词作中，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被王士桢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被贺裳评为：“不在‘晓风残月’之下。”以上均说明了苏轼不仅局限于“花间词”的继承，还能够脱其窠臼，不作无病呻吟之语，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艺术境界。
(二)苏词意境的开辟
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诚然，他的词几乎囊括了从传统的闺闱恋情、山水田园、咏物记事乃至于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之作，是故其词的意境也豁然开朗，蔚然成观。元丰二年己未 (1079，苏轼四十四岁)，案《东坡年谱》“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弹劾所作诗文言涉讪谤，被逮。”经历此“乌台诗案”，苏轼的词作和词风也经受了一场大洗礼，也成为他人生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以后，苏词的境界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他的思想逐渐转入“出世”的释道空灵之中，此可从他元丰四年辛酉 (1081)作《东坡易传》和次年即“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6]”等得到资证。此后他一连创作了系列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的优秀词篇。
总的考察，苏轼豪放词的意境多汪洋浩荡，奔放恣肆，犹如天马行空，自有不可羁勒之势。如《白雨斋词话·卷六》评价说“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此极超旷，而意极和平。”最著名的是他元丰五年贬黄州以后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起句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者眺望浩荡大江，与周边苍莽大地所凝合成的壮丽图轴，胸中不禁激起无限愁思，问道在绵延的时间轴上，尚余多少风流人物?而这些人物却已早早被这浩淼江水和沧澜之浪淘尽矣!起句便将无限的历史时空完美地凝结在作者的笔端之中，同时也一吐作者沉积多年的胸中块垒，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性情。据刘尊明先生研究，他认为苏轼“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 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7]”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素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正是这种“词家李白”的境界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苏门四学士”和“豪放词派”等追崇群体。
苏轼是个词作的“千手观音”，在婉约词方面，苏词的境界又变得婉转而不妖艳，柔情而不颓废，感怆而不伤神。譬诸在他贬居黄州，而在定惠院寓居所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意境上，“缺月”“疏桐”“漏断”“孤鸿”几个意象的组合，塑造了一个极其幽邃和静谧的环境，衬托了极其寂寞、孤苦的心境，最后又以孤鸿自喻，“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透出一丝凄怆的寒意，极尽哀婉缠绵之情思。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所言：“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此并非溢美之词，而正是指出了苏轼对于柳永、晏殊、李煜、冯延巳和欧阳修等人以来的“慢词”、“富贵词”、“花间词”再到“士大夫词”的脉络递承和弘扬革新，一变“伶工之词”的格调和境界，这可以从《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减字木兰花·春月·春庭月午》和著名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作品考察中得出，而这也正是他本人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所说的“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的婉约词的创作。
(三)苏轼的词学改革
上文中论述到苏轼词学观中的革新思想，这种革新思想渗透在作品中则表现为苏轼本人对于词学体裁、韵律等方面的革新。宋代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正突出了其对于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在融会贯通基础上渗透至词学的创新之处。据笔者统计，在苏轼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主要革新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裁的革新。苏轼在四十岁左右才进入词坛，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年代，而他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文章提及的“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这充分说明了苏轼一开始就以扭转词坛浮夸颓靡之风为由而进行尝试了。由于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刘熙载《艺概》)，其体裁遍及怀古、政论、闺闱、悼亡、咏物、言志等等，于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词新局面。如他最早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其恢弘志气足以使“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如其著名的咏月作《水调歌头·中秋》则被王国维誉为“宋词第一”， 又如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坚持了他一贯的“以诗为词”的诗学本体论，还加入了俚语，使之具备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
二是词学韵律的变革。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苏词是否“协律”的问题颇有微词，笔者在此做点刍议。考之于《醉翁操·自序》中对于“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中“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的评价和“细琢歌词稳称声[8]”、 王灼“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9]”等条，历史上基本认可苏轼本人知晓音律的结论。然而像李清照等以为苏词“不谐音律者”、“句读不葺之诗”的见解实正是陆游：“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和宋人王灼：“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10]”所言。而苏轼的这种大胆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于词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对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现实践履，强调不以韵律的边框限制而束缚词的境界。
三是新词体和新词牌的开创。首先是关于“檃栝词”的开创。“檃栝”有度量之义，櫽括词体乃指将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苏轼是首先引申进了檃栝词体并为之实践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水调歌头》櫽括韩愈的《听颖师琴诗》等，这是苏轼词学的一大贡献。他在《东坡乐府》中提及，在其刚开始尝试时“人俱笑其陋”，后“使家童歌之，……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才感受到其魅力。曹冠在櫽括苏轼《赤壁赋》序时说：“东坡采归去来词作《哨遍》，音调高古。”对其创作深表赞誉。其次是苏轼自度新曲的贡献。在“令引近慢”的词牌格调之中，苏轼不仅有所继承、改造，可贵的是他尚能够“自度曲”以开创新词牌，比如对于唐代词牌《浣溪沙》，苏轼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词作量之首，将一首并不起眼的小令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而其《水调歌头》则得到宋词作家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评价，并且后世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东坡中秋韵”、“用坡仙韵”的《水调歌头》“和韵词”;《念奴娇》一调自苏轼以后，则出现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约20余个的异名，而《赤壁词》、《大江乘》等皆取义于东坡《赤壁怀古》一词，成为宋词长调中影响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苏轼还自度了《贺新郎》的全新词牌，该词牌又名《金缕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最早见於《东坡乐府》，特别是在“南渡”以后，该词牌对于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词林后学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是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苏轼的才华及贡献。
三、苏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地位及其缘由探究
苏轼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不妨先将视线转移到宋史上以管窥苏词在其时的影响：徽宗年间，苏轼已逝，据史料称“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11]”文人学子愿意冒着鼎镬之祸而拥护苏轼，足见其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六君子”[12]为主的“苏学”门派已蔚然成风，比如“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说：“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苏轼)者颇深。”夏敬观在《吷庵手校淮海词跋》中也说：“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如此足见苏轼对其影响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现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豪放词”继承者，并真正意义上形成影响深远的派别。而实质上，苏轼的种种影响与其本人多舛的仕途、复杂的思想和始终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的。
另，重要的是，“苏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六君子”时期，难能可贵的是“苏学”的影响在封建史上从未间断。据《中国词史》[13]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14] 等史料分析，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个支派。一派行于北，盛行于中州，以《东坡乐府》为主，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等名家所崇，该派作品多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之所搜集;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所崇，词风激昂慷慨，陈词激烈，颇有苍莽遒健之势。宋灭金兴，乃至于明清之际，苏轼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从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纳兰性德等词林后学的继承，对于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影响等，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苏学”脉络得以展现，或学其纵横恣肆，或承其“载道”士气，或摹其清婉隽永，或习其淡雅清丽等等。如此可见，无论是苏词中“豪放派”、“婉约派”、“清雅派”的形成还是后来的“南北分化”，苏词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后世词史的轨迹。
苏轼为何能够在历史上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如此崇高的地位?笔者以为，缘由一：苏轼本人对于传统“大同”“忠恕”“纲常”等儒家大精神、大人格的禀赋。由于苏轼的思想从根砥上有着儒学的“载道”“匡济”的理想，加上豪放豁达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又有“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阳刚气息，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苏派”词人深为感染，特别是在飘摇欲坠的北宋政权历“澶渊之盟”和“南渡”以后，在“废池乔木，尤厌言兵”的山河破裂岁月之中，“苏派”爱国词人正是在这种鞭策下延续着一种豪放不羁和“经时济世”的精神和“忠国忠君”的思想。比如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其时他刚经历了“乌台诗案”遭贬黄州，而他却以极其阔达的胸怀面对这人生的际遇，在这种精神的深深地影响下，后世如陆游《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等，陆、辛两人也正是在这种报国无门和遭遇贬官之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其词风对于苏词有明显的沿袭痕迹。
缘由二：苏轼本人多舛的人生历程。从《东坡年谱》考察得知，从熙宁二年到元丰五年这十几年间，苏轼先后经历了王安石“新政”和“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贬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以及“乌台诗案”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和“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并“两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变故：从“旧党”到“新党”、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贬职黄州、常州、杭州。这期间，苏词的精神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转入早年的“婉约”之中，并超越了早年的“婉约”之风，使之渗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间词话》)的“士大夫”忧患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此外，苏轼本人的家学渊源(苏洵、苏澈等对其影响)、自身的天资禀赋、动荡的社会局势等等也成为影响其创造的相关因素。
四、结论
在苏轼的整个词学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阅历、志趣等内在精神的影响，在秉承传统词学的基础上，苏轼通过对于前人的“钩玄索要”和自己的艰辛探索，改革和开拓了词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词的风格、意境、体裁、韵律等得到大解放，并透过其独特的审美观、文艺观和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词林后学”的探究和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轨迹，为中国词学和词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拓展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苏轼像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的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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