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原文阅读及对照翻译

《五蠹》原文阅读及对照翻译

　　《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下面，小编为大家提供《五蠹》原文阅读及对照翻译，欢迎参考!

　　五蠹原文阅读

　　出处或作者：《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1；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五蠹原文翻译

　　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宋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用不着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并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栎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就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总有高车大马，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一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割地予徐而朝见徐偃王的国家有三十六个。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都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上百镒的滚烫熔化了的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总能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耕战之事；对于从事古代文献经典工作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品行很好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忠诚却对父亲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品行很好的人，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必然是没有希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士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因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也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横，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行动，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横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隐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指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治理得安定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横，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横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来促进农业（发展），并抑制工商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刮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依托仁义道德来宣扬先王之道，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注释

　　1、上古之世：远古时代，这里所指，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

　　2、胜：能承受。不胜：经受不住。

　　3、有巢氏：传说中的人名，因为他发明了巢居，所以称为有巢氏。

　　4、果蓏（luǒ）：瓜果。古代木本植物的果实叫“果”，草本植物的果实叫“蓏”。蜯：同“蚌”。

　　5、臭（xiù）：气味。恶臭：难闻的气味。

　　6、燧（suì）：古代用来钻火的材料，有金属和木材两种，晴天用金燧反射太阳光来取得火种，阴天用木燧来取火。钻燧取火：就是钻木取火，是用钻子钻木，让它摩擦生热而取得火种的一种方法。

　　7、说：通“悦”，喜爱。

　　8、燧人氏：传说中的人物，因为他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所以称他为燧人氏。

　　9、中古之世：中古时代，这里所指，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10、鲧（ɡǔn）：传说中原始时代的部落首领，禹的父亲。相传他曾由四岳推举，遵奉尧的命令治理洪水。他采取筑堤防水的方法，治了九年也没有成功，因而被舜流放到羽山而死。鲧其实并没有采取“决渎”的方法，韩非在这里只是连带提及而已（古人的文章中，经常有这种情况），并不是肯定他在治水方面有功，所以下文没有提“鲧”。

　　11、禹：传说中夏朝的帝王。他奉舜的命令治理洪水，采取疏通河道的办法，开掘了济水、漯（tà）水、汝水、汉水、淮河、泗水等，导流入海，获得成功，因此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他称帝天下，建立了夏王朝。从他开始结束了帝位禅让制，所谓传子而不传贤。

　　12、决：掘开堵塞水流的地方，疏通。

　　13、渎：河流，河道。古代把长江、淮河、黄河、济水称为四渎。

　　14、近古之世：近古时代，这里所指，相当于奴隶制社会。

　　15、桀：名履癸，夏朝末代帝王，被商汤所灭。

　　16、纣：名受辛，商朝末代帝王，被周武王打败后自杀。

　　17、汤：姓子，名履，又称武汤、天乙、成汤，原为商族领袖，后来任用伊尹为相，灭掉夏桀，建立了商朝。

　　18、武：周武王姬发，他继承了父亲文王的遗志，带兵东征，消灭了商纣王，建立了西周王朝。

　　19、今：假如。

　　20、殷：商朝的第十代帝王盘庚把首都迁到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县），以后商也称作殷。

　　21、修：学习，遵循。

　　22、法：效法。常：永久的，固定不变的。可：合适，可行。常可：指永远合适的制度和办法，等于说“常规”、“惯例”、“老规矩”。

　　23、丈夫：泛指成年的男子。

　　24、翦：通“剪”。

　　25、采：栎木。

　　26、粝：粗米。粢（cí）：通“餈”，稻饼，用整粒米做成的饼。粝粢之食：指粗劣的食物。

　　27、蔾：一种野菜。藿：豆叶。

　　28、麑（ní）：小鹿。麑裘：泛指质量粗糙的兽皮衣服。

　　29、葛：葛麻，一种多年生的蔓草，茎的纤维可以织成布。葛布粗糙，俗称夏布。

　　30、臿（chà）：挖土的农具。

　　31、股：大腿。胈（bá）：肥肉。

　　32、胫不生毛：形容禹奔走劳苦，连腿上的汗毛也磨光了。

　　33、古：通“故”。

　　34、絜（xié）：约。絜驾：约车，把马套在车上，此指享受富贵，出门乘车。周礼规定，大夫以上的官员，出门乘车不步行。

　　35、膢（lóu）：楚国人二月间祭祀饮食神的节日。腊：古代年末（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百神的节日。遗（wèi）：赠送。

　　36、庸：同“佣”，被雇用的人，出卖劳动力的人。买庸：雇工。窦：通“渎”，沟渠，水道。决窦：疏通水道。

　　37、食（sì）：供给食物，拿食物给……吃。

　　38、土当作：“士”，通“仕”，做官。橐：通“托”，依托，依附，指依附诸侯、大夫等贵族。

　　39、称（chèn）：适合，适应。俗：习俗，指社会情况。

　　40、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武王姬发的父亲，商纣王时为西伯（西方各部落的首领），又为三公之一，因为对商纣王杀害翼侯、鬼侯不满而被囚禁于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丰：地名，位于今陕西省户县东北。文王从岐山之下迁都于丰邑。镐（hào）：地名，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距丰邑二十五里。武王由丰邑迁都于镐，称镐京。这里的“镐”只是连类而及之词，与上文的“鲧”相似。

　　41、戎：我国周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今黄河上游一带。

　　42、徐偃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徐偃王是周穆王时徐国的君主。古代诸侯一般不称王，由于当时徐国强大，所以他在国内自号偃王。

　　43、有：通“又”。

　　44、荆：楚国的别称。战国时楚国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全部、湖南省大部、河南省南部以及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荆文王：楚文王熊赀（zī），是楚武王的儿子，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77年在位。楚文王上距周穆王已有二三百年，所以，有人认为他不可能伐灭徐偃王。关于徐偃王被灭的事，古籍上有多种说法，可能都是根据民间传说记载的。韩非这里说楚文王伐灭徐偃王，也可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当然，也可能楚国的文王不止一个，这里的楚文王不是指熊赀而言。

　　45、有：名词词头，没有实际意义。苗：我国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也称“苗”或“有苗”。

　　46、干：盾牌。戚：古代兵器，是斧的一种。执干戚舞：拿着兵器跳舞。兵器不用来作战，而用作跳舞的道具，说明舜不用武力，而用音乐舞蹈来进行精神感化。

　　47、共（ɡōnɡ）工：古代传说中的一个氏族部落。关于这一部落的时代和事迹，各种古籍说法不一，从传说中的女娲时代一直到商代，都有共工的事迹。

　　48、铦（xiān）：古代兵器，是一种顶端呈长针状的大矛。矩：通“巨”，巨大，指长。及：到。乎：于。

　　49、铠甲：古代打仗时穿的护身战衣，用皮革或金属薄片制成。

　　50、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丘的门徒，善于辩论。说（shuì）：游说，劝说。

　　51、子：您。古人对对方的尊称。辩：（言词）动听而有理。

　　52、行：实行，实现。

　　53、策：古代的一种竹制马鞭，头上有刺。

　　54、知：通“智”，明智。

　　55、兼爱：泛爱，普遍地爱。儒家提倡王道、仁政，称颂尧、舜爱民，宣扬“仁者爱人”、“泛爱众”，是为了“以德服人”，更好地统治人民。墨家提倡“兼爱”，宣扬爱无差等，则反映了小私有者的政治愿望。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对于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来说，都是一种空想，所以韩非把它们合在一起加以批评。

　　56、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的最高一级的官吏。

　　57、乱：纷乱，不太平。

　　58、莫先于父母：没有比父母更领先的。

　　59、见（xiàn）：同“现”，表现。

　　60、效：显示。

　　61、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鲁国做过司寇（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不很得志。后来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得到赏识和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从事著述和讲学，广收弟子，从而形成了影响极大的儒家学派。

　　62、说：通“悦”，喜爱。为服役：给他做事，指做他的门徒。

　　63、鲁哀公：春秋末年与孔丘同时代的鲁国君主，名蒋，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67年在位。

　　64、南面：面向南。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国君在朝廷上面向南接受臣下的朝见。君：用作动词，为君。

　　65、顾：反。

　　66、乡人：乡大夫，掌管乡中政教禁令的官。谯（qiào）：通“诮”，责备，责骂。

　　67、州部：州一级的衙署，是古代地方上的一种基层行政机构。古代一个乡辖五个州，一州辖二千五百家。推：推行，执行。

　　68、节：节操，品行。

　　69、楼季：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善于奔跑跳跃。

　　70、跛（bǒ）：瘸（qué）了腿。牂（zānɡ）：母羊。

　　71、峭：严峻，严厉。峭其法：使他的法纪严峻，即立法严峻。

　　72、布帛：古代棉麻织品称为“布”，丝织品称为“帛”。寻常：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

　　73、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74、盗跖（zhí）：春秋战国之际的造反者领袖，古人把他当作贪婪的典型。掇（duó）：拾取。

　　75、卑：贬低。士官：即仕官，做官。

　　76、悖：违背。缪（miù）：通“谬”，荒谬，错误。

　　77、廉：正直，方正，有棱角。

　　78、随仇：追逐仇人，即报仇。

　　79、程：显示，表现。

　　80、前一“而”字同“则”。

　　81、说通：“悦”。

　　82、私行：谋取臣下私利的行为，指上文所说的廉贞、贤能之行。

　　83、文：又称“文学”，指古代文献典籍，像《诗》《书》《礼》《乐》《春秋》等等，是儒家借来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典籍。

　　84、侠：侠士，侠客，有武艺并甘心为主人卖命的刺客。

　　85、法：指“法之所非”。趣：通“取”，指“君之所取”。上：指“上之所养”。下：指“吏之所诛”。

　　86、四相反：实际上只是指“法”、“取”相反，“上”、“下”相反。

　　87、黄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传说他曾打败姜姓部落首领炎帝以及九黎族蚩尤，从而被各部落推为部落联盟首领。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在位时代约在公元前26世纪。法家说他“内行刀锯（刑罚），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是一个实行法治的帝王。战国汉初道家中的黄老学派把他与老子说成是本学派的创始人。

　　88、直躬：字面的意思是正身，这里用作人名，是指一个正直地对待自己的人。

　　89、谒（yè）：禀告，告发。

　　90、令尹：楚国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

　　91、曲：不直，不道德，这里指不孝。

　　92、暴：欺凌，损害。暴子：损害父亲的儿子，即逆子，不孝之子。

　　93、闻：使……听见，报告。

　　94、兼：并，同时。人主在“举匹夫之行”的同时，又“求致社稷之福”，所以说“兼”。匹夫之行：韩非认为民众都有自利之心，所以用“匹夫之行”来指一切为个人利益着想的品行。

　　95、几：通“冀”，希望。

　　96、苍颉（jié）：相传是黄帝时的史官，据说他创造了汉字。其实，文字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创造，苍颉可能是古代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

　　97、环：旋绕。厶：“私”的古字，其笔画绕自己旋转而成，象征着专为自己盘算。

　　98、公：字形由“八”、“厶”构成。“八”的本意是违背。这两句揭示了字形和字义之间的联系，所以语带双关。从字形上来说，笔画环绕自身是“厶”，“八”和“厶”则构成“公”；从字义上来说，绕着自己转叫作“私”，和“私”相对立的叫作“公”。

　　99、以：通“已”。

　　100、为：如果。

　　101、廉：当作“兼”。墨家宣扬兼爱、非攻的主张，与“拔城”是相反对的。

　　102、厉：通“砺”，磨。难：灾难，指战争。

　　103、荐（jìn）：通“搢”（jìn），插。绅：宽大的衣带。荐绅：即“搢绅”，古代官吏上朝时把笏（hù，朝见君主时拿的手版）插在衣带间，叫作搢绅，后来就把做官的称为“搢绅”。这里指穿着宽袍、束着大带服装而不从事耕战的儒生。

　　104、距：通“拒”，抵抗。

　　105、介：通“甲”。

　　106、短：通“裋”（shù）。短褐（hè）：粗布衣服。

　　107、慕：羡慕，崇尚。知：通“智”。上知之论：指“微妙之言”。

　　108、贤：以……为贤，看重，推崇。良：衍文。

　　109、厚：财富。利：贪，用作使动词。相利：即“利人”，使人追求自己。

　　110、田常：即田成子，也叫陈恒、陈成子，春秋时齐国的大臣。他的祖先陈公子陈完因内乱而逃到齐国，从此将陈氏改为田氏。田完的后代逐渐强盛。到齐悼公时，陈釐子田乞已控制了齐国大权。田乞死后，他的儿子田常代立，继续推行他父亲争取民众的办法，用大斗出贷，用小斗收取。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田常杀死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从此，齐国的政权完全由田氏控制。

　　111、子罕：春秋战国时宋国有两个子罕，这里指战国时的皇喜，姓戴，氏皇，名喜，字子罕。他曾任宋国司城（国内掌管土木建筑工程的最高长官），所以有的书上又写成“剔成”、“易成肝”（“剔成”、“易成”与“司城”形近，“肝”与“罕”音近）。他后来废掉了宋桓侯，夺取了宋国的政权。

　　112、说：通“悦”。

　　113、商、管：商鞅、管仲，两人都重视农耕（见《商君书·垦令篇》、《管子·地员篇》）。商管之法：指他们的著作。《商君书》一书，旧题商鞅撰，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明显有后代人的作品，它实际上是商鞅的遗著与后世法家记述商鞅言行的著作的汇编。现存《管子》一书，共七十六篇，实际上是法家学者依托管子之名而纂集的杂家著作，它包容了各家言论。

　　114、孙、吴：孙，指孙武，春秋时兵家，齐国人，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今存，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吴，指吴起，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家，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文侯死，武侯仍使他为西河守，后遭陷害而逃到楚国，不久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审明法令，废除贵族特权，整顿统治机构，裁减冗员。他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用乱箭射死吴起后，又将他五马分尸。吴起有军事著作传世，但早已亡佚，现存《吴子》六篇，是后人伪托之作。

　　115、被（pī）：通“披”。

　　116、书简：书籍。上古没有纸，书由竹简编成，所以称书简。书简之文，指上文提到的“文学”，即儒家经典。

　　117、捍：通“悍”，强悍，凶狠。

　　118、轨：遵循。

　　119、畜：通“蓄”，积蓄。承：通“乘”，趁着，凭借，利用。舋（xìn）：同“衅”，缝隙，这里引申为弱点、破绽的意思。五帝：说法不一，一般是指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侔：等同，相等。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120、称：举，行。

　　121、分（fèn）：份，全数的一部分，从属关系。有分于：在……中占有一份，从属于。从（zònɡ）：通“纵”。南北为纵，这里指合纵。战国时苏秦主张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成联盟对抗秦国，由于六国在位置上成南北向，所以称“合纵”。衡：通“横”，东西为横，这里指连横。秦国为了对付合纵，采纳张仪的主张，与六国分别结成联盟，以便各个击破。由于秦国在六国的西面，东西联合，所以称“连横”。

　　122、雠：同“仇”，仇敌。忠：同“衷”，心思，私衷。

　　123、则：却。举图而委：把地图交给大国，指割让国土。效玺：献出国君的印章，指取消独立的地位而做大国的臣子。

　　124、名卑句：名声低下，发布的命令就难以实行，所以政治就混乱了。

　　125、天下：指山东合纵的各诸侯国。

　　126、士：通“仕”。士官：做官。

　　128、矰（zēnɡ）：弋（yì）射的短箭。缴（zhuó）：系在箭上的生丝线。矰缴：带丝线的箭，射出后可以收回，即使射不到鸟，箭也不会丢失。这里用作比喻，指纵横家用来猎取功名富贵的虚言浮词，就像用来猎取鸟雀的矰缴一样，有得而无失。矰缴之说：指有得无失的言论。徼幸其后：希望在那以后获得意外的功名利禄。

　　129、责：求。

　　130、有：取。

　　131、事智：从事智力活动，指游说。

　　132、希：同“稀”，稀少。

　　133、燕（yān）：诸侯国名，在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南部。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但在七国中力量较弱。

　　134、周去秦为从：周，指战国时的小国西周，它是周考王（公元前440年—公元前426年在位）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西周桓公（考王弟，名揭），建都河南（王城位于今河南洛阳市西部）。公元前367年，又从中分裂出小国东周。公元前256年，西周君背离秦国，和其他诸侯国搞合纵攻秦，被秦击败，西周君（西周武公）奔秦，尽献其邑三十六。秦又将西周公（西周文公）迁往惮狐。公元前249年，秦灭东、西周。

　　135、期（jī）年：一周年。

　　136、卫：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魏：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北部和东部、山西省西南部和河北省部分地区。卫离魏为衡：卫是周初所封的诸侯国，公元前660年被翟击败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从此成为小国，后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一直依附于魏国。公元前253年，卫国背离魏国和秦国连横，为魏国所灭，成为魏国的附庸。后来秦国把它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秦的附庸。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

　　137、亡：韩非所说的“亡”，指君主无权。卫国成为附庸后，君主没有主权，所以说“亡”。

　　138、道：由，遵行。道必灭之事：做一定会灭亡的事情，指搞合纵连横。

　　140、政：通“正”，正常，通常。

　　141、就：靠近，指追求。如：而。辟：通“避”。

　　142、为：使，让。

　　143、汗马：使战马出汗，指艰苦的战斗。

　　144、完：修缮，使完好。解：通“廨”（xiè）。解舍：官府，官舍，官吏办事及居住的处所。

　　145、远战：远离战争，指逃避兵役。这是用走私门的办法来逃避兵役。

　　146、袭：因袭，追随，依附。涂：通“途”。

　　147、趣（qū）：趋向。本务：根本的事务，指农业。末作：不重要的劳作，指工商。

　　148、近习：亲近熟悉的人，指君主左右的亲信。

　　149、用：采用，指施行。

　　150、籍：通“藉”，凭借。

　　151、盛：整齐华美。盛容服：使仪表端庄、服饰华美。指儒生们讲究容貌穿着，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152、疑：通“拟”，匹敌，抗衡。

　　153、言古者：当作“言谈者”，指纵横家。

　　154、为：通“伪”，虚假。为设：虚构，即捏造事实，弄虚作假。诈称：谎说。

　　155、五官：指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种重要官职。国家的大权由他们分职执掌。

　　156、御：抵御，抵抗，指作战。患御者：担心去打仗的人，即上文提到的那些依附私门而逃避兵役的人。

　　157、苦（ɡǔ）：通“盬”，粗劣。窳（yǔ）：粗劣，不坚实。这句针对工匠而言。

　　158、弗：通“费”。这句针对商人而言。

　　159、侔：通“牟”，谋取。

　　鉴赏

　　“五蠹”，即五种危害社会的蛀虫。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把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手工业者)这五种人比喻为五种危害国家的蛀虫。

　　韩非子的理由是，那些学者称颂所谓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服饰仪表而注意言语修饰，以扰乱国家的法治和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纵横辩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宣扬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行贿请托，躲避战争的劳苦;那些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制造粗劣的器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韩非子认为，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类“蛀虫”，而供养那些光明正大的人，就会削弱朝廷，覆灭国家。

　　具体来说，例如那些学者，主要当时的儒家和墨家，他们每天都说尧舜是如何的仁爱，要君主也像尧舜那样爱民如子，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天下治理好。韩非子认为，听信儒墨学者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行仁义的先王，“在行刑官行刑时，因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判决时，因此而为之流泪”，这也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先王“停止奏乐”、“为之流泪”，最后还得要执行判决，怜悯和眼泪治不好国家;治理国家一要靠法治，二要靠权势。没有法治，盗贼遍地;实行法治，成千上万两的黄金，盗跖也不敢去取。没有权威，就算圣人孔子也只有七十个门徒愿为他效力，更不用说当时的君主——如孔子所在的鲁国的君主鲁哀公;而哀公却可以使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鲁国人俯首称臣。

　　又例如那些言谈者，即战国时期的纵横术士，他们一会儿主张合纵，联合众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一会儿又主张连横，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小国家。主张合纵的大臣们说:“不救援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而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主张连横的大臣们则说:“不侍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但韩非子认为，如果实行连横去侍奉强国，不管是否能得到实际好处，都必须先奉上本国的地图、盖上国家的印章，以便必要时强国来援助。这样却先出让了国家的土地，降低了君主的名声，搞乱了国内的政治。如果实行合纵去救助小国而攻打大国，在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之前就得罪了大国，一旦有疏失就会损兵失地，而主张合纵的人则会获得封地和厚禄。所以说，这些言谈之士就是国家的蛀虫。

　　也许你会说，韩非子把花言巧语的纵横家和无视国法的游侠之士斥之“蛀虫”，虽不免绝对，但可能还有些道理;但他把“学者”、“商工之民”也都比作“蛀虫”，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也许可以不要纵横家与带剑的侠客，但绝对少不了 “学者”与“商工之民”，你总不能连社会分工也取消掉吧?

　　韩非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也并未否认学者们的仁义学说、商工之民的生产和交易的存在的必要，他甚至还不否认言谈者言语的巧妙。他之所以要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斥之为“五蠹”，其理由概括起来实际只有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的变迁，二是现实的法治。

　　从历史的变迁来看，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当今”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力，当今争气力”。在“上古”时代讲仁义肯定合适，但在“当今”谈仁义则是“蛀虫”;在“中古”你巧言善辩，发明奇器或投机取巧、囤积居奇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当今”仍这样做则是“蛀虫”。

　　从现实的“法治”来看，“法治”讲的就是有功受赏，有过受罚，杀敌授爵，降敌严诛。这是毫不含糊的。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后期，兼并战争异常激烈，不是你吞并他人，就是被他人所吞并。韩非子那一切唯功利是图的观点，虽然每个人心中都不大喜欢，却也是那个时代无可奈何而又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当然，我们这里也无意于为韩非子开脱，韩非子在维护封建君主的利益、为了封建君主富国强兵太过卖力，儒、墨的仁义学说固然不合时用，但也没有必要骂他们为蛀虫;“商工之民”或许不如耕战之士那么为当时社会所急需，但没有他们，吃的用的谁制造和贩运?人总不能光着身子去茹毛饮血吧?早在韩非子之前孟子就曾批评过农家许行“种粟而后食”、“自织而后衣”主张的不可行，因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社会分工是必须的，不能抹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有劳力者，有劳心者。”韩非子在孟子之后，不能吸收孟子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而却还在一味地骂儒家的仁义学说为“蛀虫”，这不仅不能降低仁义学说的价值，反而更暴露了他自己的狭隘与偏激。

　　《韩非子·五蠹》简介

　　《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

　　作者简介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即韩非，为韩国国君之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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