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编辑力量的严重退化

当代学术编辑力量的严重退化

　　当今的学术编辑与过去的学术编辑相比，无论在学术水平上，还是在编辑水平上，都似难相提并论。当今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比过去不知多多少，但是优秀的编辑家却不知少多少。

　　过去，不少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既是优秀的编辑家也是出色的学问家。但是，近些年来，这种优秀的编辑人才越来越匮乏。很多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已很难与学者专家沟通和对话，难以把握当代学术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策划和组织重大选题。学术期刊和出版社是学术产品发表和出版的重要关口，而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则能够防止不合格的学术产品流入社会，能够将学术产品的简单错误扼杀在摇篮，甚至还能纠正一些学术错误。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能力低下和不负责任将极大地影响学术产品的学术质量。但是，中国当代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力量却严重退化，影响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健康发展和学术质量的提高。

　　2015年6月，我收到文艺理论家孙绍振赠送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学文本解读学》后，只翻看了前几章，就发现有些校对错得简直离谱。首先，《文学文本解读学》提到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时，标上的都是美国国籍。无论是正文注释，还是参考文献，都将特里·伊格尔顿的国籍标为美国。《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新中译本于200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至2013年已印刷6次，标注都是英国国籍。其次，《文学文本解读学》在参考文献中列上了《文学原理引论》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两个中译本，却没有标明这是同一本文学理论专著的不同中译本。再次，《文学文本解读学》提到特里·伊格尔顿的这本文学理论专著，用了不下三个名称。在孙绍振的自序中，用的是《二十世纪文学》;在第一章第54页中，用的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第三章第97页中，用的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尤为可笑的是，在第三章第97页，正文和注释居然用了《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样两个不同名称。

　　《文学原理引论》有两个中译本，一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译名为《文学原理引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报道》编辑部组织翻译;二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最新译本，译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由伍晓明译。伍晓明承认，《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应直译为《文学理论导论》。(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2007年出版，第2页。)可见，《文学原理引论》这个中译名应更为准确。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个译名却更能迎合中国当代学人迫切了解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心理，因而较有市场，颇为流行。

　　简单地比较这两个出版时间相差20年的中译本，不难发现后一个译本在有些方面不如前一个译本。特里·伊格尔顿的自序有一段话，《文学原理引论》中译本译为“经济学家J·M·凯恩斯曾经这样说过，那些厌恶理论的经济学家，或宣称没有理论可以过得更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受一种较为陈旧的理论支配罢了。这对于研究文学的人和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页。)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译本则译为“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nes)曾经说过，那些厌恶理论或声称没有理论更好的经济学家们只不过是在为更古老的理论所控制而已。对于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来说，情况是同样的。”(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2007年出版，第5页。)《文学原理引论》这个中译本用“较为陈旧的理论”含有贬意，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个中译本用“更古老的理论”则无褒贬之意。特里·伊格尔顿深刻地批判了反对理论的倾向，认为“倘没有某种理论，且不说这种理论是何等抽象和含蓄，我们首先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或者我们如何去阅读它。对理论持敌视的态度，常常意味着只反对他人的理论而忽略自己的理论。”(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页。)这种对反对理论的倾向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从特里·伊格尔顿对敌视理论的倾向的深刻批判中可以看出，特里·伊格尔顿不会用褒贬不明的“更古老的理论”，而会选择褒贬鲜明的“较为陈旧的理论”。

　　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专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孙绍振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学文本解读学》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学术编辑无论是在学术水平上，还是在责任心上，都严重退化。

　　中国当代学术编辑力量的严重退化无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学术编辑的自身原因。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虽然不一定要成为自成体系的学者专家，但至少应成为有眼光的学术批评家。有抱负的学术编辑会积极发现和培养人才队伍，积极组织和策划选题并找到合适的学者专家完成，从而推动学术的有序发展。有抱负的学术编辑还会尊重有才华的学者专家，团结有思想的学者专家，而不是将这些学者专家视为挣钱的工具或者谋取各种狭隘利益的中介;二是社会原因。很少学术期刊和出版社重视学术编辑的学术水平的修炼和提高。这当然不是说近些年来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完全没有出现学术成就颇高的编辑，而是有些学术成就颇高的编辑很难在学术期刊和出版社里有所作为，离开了学术期刊和出版社。人才流失造成了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学术水平的急剧下降。久而久之，社会学术资源越来越聚集在那些社会身份社会地位较高的学者专家身上，而那些有才华有思想的基层学者专家很难有出头之日。尤为严重的是，那些有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学者专家不得不承担格外的重任，只好在抢滩占位后组织其他学者专家集体攻关。这是极容易衍生学术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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