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心理咨询师

时间：2024-09-20 15:29:21 心理咨询师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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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psychological consultant)：是运用心理学以及相关知识，遵循心理学原则，通过心理咨询的技术与方法，帮助求助者解除心理问题的专业人员。

孤独的心理咨询师

　　公布的3个求助电话，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提示是空号，剩下的一个终于接通了，得知是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做咨询。他暗示说这里还有其他专家，不过需要预约和收费。“要想免费的，只有我一个人。”他表示。

　　“咨询师必须要来，而且呆下去，才能知道这里的情况。”刘猛说。

　　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点，这里容纳了1600多户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当地居民。大半年来，刘猛一直跟随着这批人进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这片位于郊区的板房区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区没有什么区别。三个妇女坐在自家门口聊天，旁边是围着主人打转的博美犬。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在打篮球，时不时有小孩子穿着旱冰鞋滑过。

　　刘猛随便指着一个路过的女子问：“你看她的情况怎么样?”

　　“挺正常啊!”在记者眼中，这个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刘猛的出现还热情地打招呼：“刘老师回来啦!”

　　就在不久前，这个女人还呆在家里，不停地抚摸一张照片，嘴里嘟囔着。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黄色毛衣，面带微笑地侧对镜头。那是她年仅10岁的女儿，在地震中不幸丧生。

　　“别说刘老师了，亲戚朋友我也不说什么!”这位母亲说。最初的日子里，她几乎断绝了和亲朋的来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多。” 刘猛说，“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坚强的男人，也会在旁人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躲在家里泪流满面。还有的开摩托车跑到家人遇难的地方，也不说话，就是静静地看着。

　　根据刘猛访谈的数据，大约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户受地震影响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学家邓明昱统计的整个地震灾区的比例在3%～5%之间，人数在36万～60万左右。邓是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其数据是根据对灾区居民点访谈的资料以及在灾区精神卫生病房查房的资料得出的。

　　相较这一庞大人群，灾区的心理援助机构却屈指可数。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站”、“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点亮心灵的烛光，坚强我们心的长城——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

　　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3个网站，发现最近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8年9月。公布的3个求助电话，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提示是空号，剩下的一个终于接通了，得知是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做咨询。他暗示说这里还有其他专家，不过需要预约和收费。“要想免费的，只有我一个人。”他表示。

　　“我请你再呼吁一次：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咨询师。”坐在位于板房的办公室里，刘猛一脸严肃地说。据说，每逢有记者采访，他都会再三强调这句话。

　　就像大潮退去一般，这些人陆陆续续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在城北馨居管委会主任杨丽的记忆里，地震发生一个月时，她每天至少接待3拨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中有人只呆了一天，有人留下来一周，时间长的也就坚持了3个月。

　　一个多月前，刘猛就此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可惜通过CCTV出来的时候，只剩下感动”。为此，他又在博客上公布了被剪掉的对话，再次呼吁灾区的心理援助问题。

　　不过这些呼吁似乎没有太多效果。眼下，刘猛再次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

　　“现在还是你一个人吗?”记者以为经过舆论的轮番轰炸，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

　　“是啊，我这不正着急呢嘛：不过已经和香港大学开展合作了，他们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那么有名的大学，怎么不派个心理咨询师来?”

　　“那些大牌咨询师，哎呀，没法说!”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咨询师答应

　　刘猛的心理救助站显得十分寒酸。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红砖勉强搭成的，一旁的饮水机里装的其实是自来水。

　　在这位大学讲师看来，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该建立起来。他用“激情澎湃”形容当时大多数同行的表现。

　　2008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呆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道：“让我去吧，我能呆一年!”

　　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计，当时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以至于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这些人陆陆续续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在城北馨居管委会主任杨丽的记忆里，地震发生一个月时，她每天至少接待3拨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中有人只呆了一天，有人留下来一周，时间长的也就坚持了3个月。

　　2008年6月底，一个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个板房区调查，发现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刘猛组织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曾经有上百名专业咨询人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有参与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还有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的特约心理专家。

　　在刘猛原先的设想里，这个非官方组织将长期有效地运作下去。在来四川之前，他计划只做5个案例，然后和其他人轮岗工作。当时，因为患有癫痫，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带了两件T恤衫，根本没打算呆多久。”刘猛回忆说。如今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摆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凉鞋、皮鞋和棉靴。这是他先后3次回家带过来的。

　　旁边的4间板房里，一度住满了数十名咨询师和志愿者，如今也是空无一人。这些人离开的理由各式各样，诸如单位有事情、领导不同意、家里离不开之类，还有的更为现实——“没钱了”。

　　刘猛本人花去了十多万元。作为国内第一批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他日常的咨询费是每小时1000元。为了继续跟踪灾民的心理变化，他向所在学校请了长假，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接连喝了一个星期的绿豆汤。最后那个同伴无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挣钱去了”。

　　刘猛很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为他们感觉灾区已经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刘猛总结道。据他介绍，目前灾民的心理状况正处于两极分化，好转的人在持续好转，恶化的人在持续恶化，毕竟对灾难的心理反应强度、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尽管如此，这个33岁的男人一再否认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勇气。他常常用“心理咨询常识”来解释自己的举动：“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来;这里有我已经直接接触的创伤者，所以我不能离开。正如负责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结束后就应该离开一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开始了援助之后就应该留下来。”

　　最近的一个中午，他哈欠连天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点才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解释道，在凌晨前后的时间段，人们最为脆弱和孤独，求助电话相应也最多。

　　办公室对面的墙上，挂着“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 -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的宣传板。这是一种经历了灾难性事件后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症持续时间可以是事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对这种症状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这样周密的系统性工作，在刘猛看来未免遥远。由于缺乏调查和宣传，不少经历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才前来求助。

　　“哎哟，又该拿我当反面典型了!”听到这里，一旁的蒋玲咧嘴笑了。她留着整齐的披肩长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在城北馨居的图书室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旁，说话细声细气。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会高声打招呼，并跑上前亲两口。

　　“你看她正常吗?”刘猛问记者。

　　看记者迷惑地点头，刘猛继续说：“我刚见她的时候，脸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那种。随便说两句话，就像小狗一样嗷嗷叫。”

　　这个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个亲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儿子和正抱着外孙散步的她母亲。最初的日子里，她总觉得“妈妈和宝宝还在，他们不会离开我”，因为就在5月12日当天，她母亲还抱着她孩子说：“你妈真是个懒猪，现在都还不起床。”

　　“我一定要坚强，因为他们还活着。”23岁的蒋玲语气平静地回忆自己之前的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除了害怕还是害怕。”他说，“一个大男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一帮人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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