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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实题材如何拯救中国影视制作
整体而言，中国影视行业的编剧实力和故事创意灯依然仍处于较为缺乏的状态，成名的文学和游戏IP也多被瓜分，使得从业人员在故事源头方面要多向其他领域借力，其中包括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等。因此，越来越多的“故事制造者”试图把手里的所有转化成影视IP，也有此出现一种创业趋势——“真实故事计划”等收集好故事的平台陆续出现。
下面就由小编来谈谈现实题材如何拯救中国影视制作。
作者或编剧：如何生产一个好故事
“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应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
雷磊认为好的故事是可以通过任何一种媒介来打动人的。记者出身的他，在《南方周末》任职期间曾写过《在天亮之前》等优秀的特稿作品，后来还担任了优酷自制剧《侣行》的编导。
现在，他在北京创办“真实故事计划”，试图打造一个分享故事的平台，在分享不同故事的同时，从个人化的故事里寻找亮点和机会。“在优酷拍自制剧，我希望能够拍一个有真实故事的网剧，不仅是打色情擦边球，恐怖等类型片，就是生活里的小故事，我们生活中发生的。”
8月1日，就在优步中国正式宣布与滴滴合并的当天，《智族GQ》重发了一年前雷磊撰写的关于滴滴公司的特稿。雷磊坐在四环外青年路的办公室里，向《三声》(ID:Tosansheng)记者回想起那段时间，“我采访了50多个人，在滴滴趴了一个多月。”
正是在那个时候、通过那样的经历，雷磊发现了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很多事情，坐在家里是编不出来的。不去问问滴滴的前台，很难知道在最开始员工们在程维的碗里抢饭这样的细节。”
“真实故事计划”的公众号于2016年7月份上线，第一周就出现了一篇阅读量超过10万+的文章。这个围绕“小浣熊”水浒卡的故事，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和共鸣。实际上，讲好一个故事，要把生活本身创造性的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这需要搜寻出日常的内在特质，构建一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内容。
不过，一个好故事开始于真实的生活经验，但是要把故事升级为IP，又不能止于此。
从非虚构写作者角度来看，好的故事最重要的真实性和情节性。作为国内目前的特稿平台之一，《智族GQ》的定位是一篇稿件要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对一个故事的描写要透彻、全面，引人深思。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每篇1万字左右的文章往往要采访数十人，整理出几百个小时的录音，再通过作者严密的逻辑和扎实的文笔来表达出来。
在编剧眼中，讲好一个故事需要对情节和爆发点的把握。大给是云莱坞的签约编辑，已经有包括《坏事多磨》在内多部作品在平台上出售，他因此有机会成为热门网剧《心理罪》的编剧。在他看来，一个好故事中，情节必须有节奏感，像抖包袱一样不断爆发冲突，人物塑造要生动有特色。
某种程度上，讲好一个故事的原理或许是相通的。《智族GQ》总主笔何瑫在写特稿的过程中也会用到很多编剧的思维，在他看来，很多电影编剧技巧可以直接挪用在特稿写作中，中间甚至不需要翻译转化。“特稿故事的整体结构和写作手法，与电影是高度同构的。例如，我习惯在开头中详细描绘一个冲突性事件，这在好莱坞电影中非常常见，先用一场紧张激烈的冲突把观众的情绪带进来，再详细叙述故事。特稿中对概述和描写的运用，非常像电影中全景、特写镜头的调度切换。”
大给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去体验生活，或者采访一些相关人员，了解行业的特点。他最近创作了一个非虚构作品，主角是他邻居的女孩。在他看来，女孩的经历，是发生在湖南小镇上的西西里美丽说。在他看来，真实故事最大的魅力就是很多美妙的细节，“这些只有通过观察和体验得到的细节也会引起读者和关注的共鸣。”但是他会编剧的“救猫咪”节拍来梳理一个故事，补充真实故事里冲突和情节性不强的部分。
创作一个好故事的准入门槛也非常高。“很多个人的故事你会发现最后是高度同质化的，很难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它们往往是开始于自身又止于自身，没有更丰富的指向和意涵。但是读者和观众往往希望得到更多。”《智族GQ》总主笔何瑫说。李海鹏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主人公要主动地去改变社会，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这样的故事读起来才会有共鸣。”
鼠标垫到电脑：真实故事变现的门槛
在编剧和影评人张小北看来，不论是IP改编热还是非虚构作品受青睐，都代表着电影的创作环节终于开始步入正轨，“这都是偿还历史欠债。一个正常的市场是丰富多样化的，这只是开始。”
改编真实事件同时又要面临一种很大的挑战，对大众心理底线的挑战，和公共良知的挑战。真实故事走向IP再到影视行业，是一条非常长的产业链。
“写作是有门槛的，有水平的写作者可能发现不了好故事，而有故事的人又经常不会表达。”记者出身的雷磊认为是把一个故事完整的表达出来，就已经很有难度了，而“真实故事计划”的编辑正是试图从发现故事到创作出一个可以吸引读者的好故事。
但是，即使具备了成熟的作者和吸引人的故事，作品同影视平台对接又是一个难点。曾在《南方人物周刊》和《时尚先生》任职的林珊珊在数年间有多部作品吸引了影视行业的关注。她在实习时的《少年杀母事件》，到后来的《线人》，都有影视公司接洽，但是因为审查原因没有进行。
直到今年，她撰写的《黑帮教父》改编权才成功出售。“影视领域的关注一直不缺，但真正把特稿转化为商业收益更高的剧本和电影，并未达到理想的局面。”
这意味着，真实故事从生产出来到转换为内容IP，是需要更多力量的介入，特别是特稿本事的故事性距离成熟影视剧本仍然有着差距，需要专业的编剧和影视工作者进一步的改变。
云莱坞是非虚构作品《太平洋大逃杀》的出售平台，创始人吴又本人也非常愿意做故事的改编。2015年，吴又和前《智族GQ》报道总监蔡崇达共同创立了“全民故事计划”，在素人作者中寻找好故事。吴又说道，“一个好的故事，可以现在“全民故事计划”的平台上变成一篇成熟的特写文章，然后可以放在云莱坞上联合影视剧对接。”
同时，他也承认目前“全民故事计划”平台还是以实验和分享为主，短时间内很难走向影视行业。从云莱坞目前成交的作品中来看，几乎百分之百的作品依然源自成熟的编剧和作家，其中玄幻、犯罪类的小说是最主要的卖点。实际上，雷磊和吴又等针对故事的创业计划，都是想通过原始故事的大量积累，达到一个“批量生产”适合影视行业非虚构故事的模式。但是，现在看来，这条产业链并远未成熟，甚至只是刚刚形成。
朱博文是“如戏”的创始人，已经签约了几十位作家。如戏举办的「故事+」已完成了8期常规赛和一期年赛。比赛的目的在于遴选优秀的编剧与剧本。他认为从故事到成熟的剧本，“就是从鼠标垫到一台电脑的距离，需要的是积年累月的磨练和沉淀，有踏实的技术，这个技术能够把美好的想法去实现出来。现在很多年轻的编剧，光有想法是不行的。”如果没有成熟的改编体系，好故事只能停留在一个故事。
张小北认为据故事形成和改编的电影，最重要的门槛是版权保护，而对于公共事件所改编的影视剧本，版权的划分和保护更具难度。“中国目前的版权或专利方面的法律还有很多模糊甚至空白的地方。一个真实故事发展成的特稿或是其他作品，不像文学作品有明确的版权，在版权上的操作都非常复杂。”
目前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和尺度，极大局限了真实故事改编电影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特别是犯罪类题材，如何在黑暗的真实故事中体现公权的正义有效，本身就是艺术体现的难题。在太平洋逃杀案件中，极度的黑色和血腥也意味着“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很可能会被毙掉”，也使得这个故事在向院线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必将充满难度和妥协。
“故事”是影视行业的选择标准
从《三体》到《太平洋大逃杀》再到《北京折叠》，云莱坞向着全国最大的在线版权交易平台发展。根据十多年的出版经验，吴又坚信好故事的价值是相通的，“好故事可以成为影视行业选择标准。”
电影是高度商业化的文艺产品，融合了几乎所有主流娱乐产品的特质。这使得如何平衡如此多复杂的特质，成为真正考验电影行业的地方。“中国几百万写作者里，真正有商业价值的不到十分之一，一部分是写故事的，包括作家和非虚构作者，另一部分是编剧。但是，很多写作者都想写剧本，因为故事拍成电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朱博文认为在改编方面，最重要的借力就是故事和粉丝基础，能在这两点有高的完成度，就是影视剧成功的基础。“影视行业也逐渐向泛文化产业过度，过程中势必是各个细分领域互相借力成长的。找到了市场痛点，才能实现故事的变现。“
云莱坞的定位是“以互联网的方式，极大加快优质IP的影视转化速度”。于是，云莱坞设计了标准格式的故事卡：核心是一句话核心创意、人物小传和内容梗概。而次要的才是作品形式、试读字数、作品卖点等选项。一方面，最大限度突出故事的内容，让作者理清思路、制片人快速浏览;另一方面，简化整个阅读和挑选的流程。
简单来说，吴又的设计是用技术手段帮助制片人去发现好的故事，帮助编剧和版权商等通过线上交易以实现IP的转化。云莱坞目前整个交易量已经过亿，交易成功率维持在60%-70%。非专业出身的编剧大给，在4个月间依靠这个平台获得150万的收入。
李海鹏同样笃信故事的作用，而好的故事也需要专业的编剧和影视工作者，属于系统性工作。“一是必须找到高价值的故事线，放弃那些看上去很美其实不对的故事线，二是自己公司也有很好的编剧改编能力，一起发挥作用。”所以，他所负责的内容中心正在找寻“故事猎手”和能把故事放大的“魔法师”。
可以看到的是，真实故事改编成电影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在韩国电影行业，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取材真实事件，成为该国电影艺术的特色和优势。在每年新上映的韩国电影中，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素媛》改编自“赵斗淳事件”，《那家伙的声音》改编自“李亨浩绑架案” ，几乎每个重要案件都有对应的电影作品。不仅提高韩国电影的国际知名度，甚至促进法案的修改和国家的进步。
在美国好莱坞，真实故事改编更是占到了全部影片的10-30%的比重，不仅题材类别丰富，也是奥斯卡奖的争夺热门。仅在这两年，就有表现个人经历的《丹麦女孩》、《达拉斯卖家俱乐部》、《乔布斯传》，根据金融界故事改编的《大空头》和《华尔街之狼》，以及根据社会事件改编的《聚焦》、《间谍之桥》等。
在中国电影市场进入票房快增长的时候，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依然没有迎来春天。究其原因，或许可以参考张艺谋在2014年吴天明导演追悼会上的反思。“我们被票房绑架了，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心理在今天，跟第五代最初，第四代最初，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考量票房，尤其当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会盲目地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这对导演的影响很大。”
已经明确将进入“现实主义电影”领域的张洁，其信心和能力来自于在央视《新闻调查》中长期从事的调查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和研究过诸多社会现实类选题。“现在我们在做七个故事的梳理，另外还做电视剧的剧本，然后还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我们要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搭一座桥。它们的共同灵魂都是真实，反映现实，反映当下。”
幸运的是，在过去两年，带有现实主义风格和元素的电影有了新的市场可能性。《白日焰火》、《亲爱的》、《解救吾先生》、《烈日灼心》等电影有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虽然依然难以达到韩国或者好莱坞式的严肃程度和社会价值，但是商业天花板正在被抬高。
或许可以期盼的是，随着“故事制造者”的出现以及影视行业对于现实故事的重视，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缺乏的情况将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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