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

时间：2022-12-15 10:40:11 蔼媚音乐培训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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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

　　民间音乐指由广大人民群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和音乐作品。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

　　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

　　民间音乐一般是指在民间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体裁，例如我国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和说唱音乐等。它与专业音乐的不同，主要在于创作方式，即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和专业音乐的笔头创作方式的不同，以及由于不同的创作方式而生发出的不同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特征等。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而专业音乐创作又起始甚晚(本世纪初期)，因此除了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外，我国音乐中还有一个“传统音乐”的概念。所谓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划为传统音乐的范畴。传统音乐中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也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具体到民间音乐来说，传统音乐中包括传统的民间音乐，但不包括新兴的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与非民间音乐的区分，要比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的区分复杂得多。首先，许多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亲源关系。它们或者发源、取材于民间音乐，在进入其他社会阶层后产生了音乐气质和风格上的种种变化;或者并未经过许多加工改造，显示出浓重的民间音乐的印记。其次，许多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方式，还保留着作为其源头的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的种种特征。例如在书面乐谱的基础上，保留着作较大即兴变化的余地，地域性流派的产生，以及一曲多用的创作方式，等等。

　　以古琴音乐为例。在我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古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孔子、司马相如、蔡邕、嵇康等，都以擅弹古琴著称。在长达3000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许多文人琴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创造了辉煌成就，形成了一系列从传谱、师承到演奏风格都各成体系的琴派，并有专用乐谱，这乐谱叫“减字谱”，唐代即已创立，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与古琴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技艺一同发展的，还有古琴音乐的理论。汉代蔡邕的《琴操》一书，是关于琴曲题解的著作。书中分类著录琴曲47首，记述其作者、命意、创作背景以及与作品有关的故事。宋代朱长文撰有《琴史》。全书6卷，为历代琴家的述评和专题评论。明代蒋克谦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编辑成《琴书大全》。全书22卷，前20卷为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后2卷收录琴曲62首……也就是说，发展至今的古琴音乐艺术，不仅有历代相传和累积的琴谱，有不同传承关系、不同演奏风格的流派，还有收集、总结并推动古琴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建树。这些都与民间音乐很不相同。

　　在很长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专用乐谱，更没有刊集曲谱的书籍。在由宫廷主持、文人编撰的音乐史籍文献中，民间音乐没有专门的地位，有关记载微乎其微，因此很难从古代文献中看清它的发展脉络;由于口传心授的流传方式，民间音乐不断产生新的创作，又不断随着历史的动乱而散失，缺乏像古琴音乐那样历代坚实的积累和推陈出新;由于民间音乐在宫廷和文人的心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理论研究，历代伟大的民间艺人对音乐艺术的创建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了。可以想见，历史上民间音乐因灾难或后继无人而形成断层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些情况，都与古琴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古琴音乐有传谱、有理论，演奏者主要是文人，但它又有演奏的即兴性和流派的乡土性等特点。比如古人所形容的：“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流奔雷，亦一时之俊快。”([宋]朱长文《琴史》载[唐]琴师赵耶利语)这些特点，与口传心授，并囿于某一地域范围发展之中的民间音乐有相似之处。

　　再比如昆曲。昆曲起源于我国南宋以来流传于南方各地的南戏的音乐——南曲，而南曲则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南曲是我国最早的戏民声腔之一。作为一种戏曲声腔，仅仅使用民歌小曲是不够的，因此南曲又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宋词和传统音乐。在宋词与传统音乐中，既包含文人音乐成份，又包含民间音乐的成份。南曲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每到一地，便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繁衍出多种戏曲声腔。例如号称“明代四大声腔”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均出于此。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东南部的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经当地音乐家的歌唱和推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后来又经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改革，并吸收其他地区音乐的长处，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形成了委婉细腻的昆腔歌唱体系。万历年间，昆腔由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并传入北京和湖南，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明末清初，昆腔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昆腔传入各地后，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化出众多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腔腔系。清代中叶以后，各地昆腔逐渐衰落，至今尚存者还有江南的南昆、北京的北昆、温州的永(嘉)昆和湖南的湘昆等。

　　昆腔在发展、兴盛阶段，从剧本的创作者到音乐的改进者，多为文人学士。例如对昆曲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魏良辅，以及创作《浣沙记》的梁辰鱼等一批剧作家，都是有才学而无功名的布衣之士。加上昆曲的唱词温文尔雅，有些甚至晦涩冷僻，昆曲的音乐低回婉转，细腻缠绵，严格地说，它应该算作文人的音乐。但是，从昆曲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与许多地区民间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发展至今的昆曲音乐也还有着一曲多用和地方性的特征。在某些远离大城市的区县，那里的昆腔戏曲呈着比较朴实的、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风貌。另外，与昆腔同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即发展至今的高腔，虽然产生和流传的年代同样久远，并且也采用昆曲等传奇剧本，但在音乐上则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传统。

　　除了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复杂关系外，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也与民间音乐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西周到唐代，朝廷官府搜集民间音乐的工作形成传统，并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被官府中的官员和艺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作为宫廷内外的仪礼音乐。南宋以后，宫廷撤消了专门搜集、整理、训练并表演音乐的机构，基本上采用招集民间艺人进宫表演的办法。宫廷使用民间音乐，一方面改变了民间音乐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府的力量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宗教音乐中也存在大量的民间音乐成份。例如北京佛教寺院的管乐和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的道教洞经音乐，其中就有明清的时调小曲、多种戏曲曲牌及民间流传的器乐曲牌。

　　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郑振铎先生说过：“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像五言诗，汉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当民间的歌声渐渐消歇了的时候，而这种民间的歌曲却成了文人学士们之所有了。”(《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月版)

　　另外，民间音乐本身也存在成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例如，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山歌和农村小调，其主要创作者和歌唱者基本上是农民。这些歌曲多作为歌唱者自娱的方式，曲调上加工较少，情感真挚而质朴。而同属于民歌范畴的城市小调，其演唱者常为职业艺人或务农、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半职业艺人。这些歌曲多用作街头巷尾、酒楼茶馆卖唱的内容，听众多为一般市民或有钱人。为了换取报酬，迎合听众的趣味，这些曲调被艺人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形式上艺术性较强，商业性也较强，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世俗化和复杂化：既有诚挚坦率，突破旧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又表现出小生产者的狭隘、软弱、消极甚至低级趣味。在戏曲和曲艺(说唱)中也有这种情况。据统计，我国近代曲艺曲种和戏曲剧种均各有300余种之多。在众多的曲种和剧种中，都有经常或主要在大城市演出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的品种，也有很少或基本上不在大城市上演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相对较低、较粗糙的品种。那些经常在大城市上演的品种，例如京剧、京韵大鼓等，在历史上都有文人参与创作和表演，并且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观摩和学习其他姊妹艺术，使之得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更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也较多地表现和传播了统治阶级、文人和市民的艺术情趣、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

　　在现代音乐生活的发展中，有更多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民间音乐品种的表演、改编和一定意义上的创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发展、兴盛的民间音乐、就更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了。但是，这种创造性劳动，并没有脱离开民间音乐的基础、性质和传统的积淀，没有背离我国民间音乐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点。因此，这种创造，与专业音乐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

　　音乐特点

　　民间音乐有系统之定义研究虽起自19世纪，但实际形成却可溯自远古，例如中国西元前之诗经歌曲或今仍盛行之中国民歌等，亦可视为民间音乐。而不论古今或地区，民间音乐乐型态之传统要素与特性有下列几项：

　　民间音乐具有把今天与过去连结之连续性个体与群体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创作，并有其一定差异性决定音乐形式或音乐存在，纯粹由社会力选择民间音乐包括“歌”与“曲”这样两个部分。“歌”是指有歌词的演唱，“曲”是指用乐器进行的演奏。至于舞蹈中的舞蹈音乐、戏曲中的戏曲音乐、曲艺中的曲艺音乐，均可放入舞蹈、戏曲及曲艺中，作为它们整体中的一部分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整理。

　　民间音乐常见的乐曲调门及表演形式有以下各类：

　　长安古乐

　　流行于西安城区及郊县乡问的长安古乐，是继承唐、宋音乐传统，并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元、明、清各代姊妹艺术，以及各地民问音乐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歌有舞的、大型古乐套曲。这套长安古乐曲目丰富，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曲式结构复杂庞大。记谱采用唐代《燕乐半字谱》、与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记谱基本相同，与《敦煌曲谱》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过去分布于西安城区及郊县的古乐社(即“古乐会”、“香会”、“水会”)有十八家之多，大部分在城里，如广仁寺，香半园、马神庙巷、西仓、城隍庙、迎祥观、佛教古乐社、显密寺、大吉昌、东仓、北池头等古乐社。在郊县乡间，有蓝田县的楸树庙，全家岭、田家村；长安县的何家营、皇甫村、白道峪；周至县的南集贤、东村、西村等古乐社。这些古乐社的演奏活动，以祈雨、斗乐、朝山进香为主，从不参与婚、丧、嫁、娶、庆祝寿诞活动，同民间一般“古乐社”完全不同。如今能进行演奏活动的有大吉昌、东仓、何家营、南集贤四家“古乐社”，也只能演几套。为了抢救这些频于失传的古乐乐种，西安音乐学院于1985年7月11日，成立了“长安古乐学社”。旨在学习、继承、研究、演唱这一传统曲谱。

　　上阳化鼓乐

　　“上阳化鼓乐”是流行于周至县上阳化村鼓乐的专称。据传：上阳化村的先祖，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耍社火时，为了渲染气氛，将附近各村鼓乐社的鼓点经过筛选，整理编排成“十段”，称为“十样景”，又名“风搅雪”，在社火队前作先导。光绪十六年(1890)，人们认为十段太长，鼓点也显得重复，后删去前五段，补充了后五段，加进了小乐器。上阳化鼓乐层次分明，鼓点刚柔兼备，有紧有慢，并有鼓点指挥，颇有情趣。

　　五圆鼓

　　五圆鼓，也称“打五圆”，民间传统打击乐。流行于陕西合阳、澄城县一带。因打鼓时用一面大鼓和四面小鼓，故称。有时用两面小鼓，也称“打三圆”。“打五圆”在做寿诞时敲打，被称为“五枝梅花”，娶亲时敲打，被称为“五子登科”。合阳县把“打五圆”当作办丧事、摆路祭的压轴戏。演奏“五圆鼓”还要配上大锣、铙钹、唢呐等乐器，一般为5—9人，建国后鼓面按键盘乐器定音，敲起来音调和谐中听。

　　八仙鼓、八仙板

　　八仙鼓(板)流传的地方较多，在西安附近的叫“杨贺锣鼓”，系民间打击乐；流行于西安市新筑镇杨贺村一带，由清代光绪时过庙会兴起至今。建国后已为群众普遍敲打，在多种乐器配合下，可演奏出“龙虎头”、“二龙戏珠”、“和尚撞钟”、“曲江流吟”等乐曲，其音色高亢激越，细腻、缠绵兼有，民间多有“仙乐仙鼓”之誉。流行于铜川一带的称“八仙板”、“八阵鼓”两种：

　　八仙板：初为八女表演，以后演变为四男四女表演。表演者身穿古装，八人分别代表神话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各人分别身系一件能代表身份的小物件，来代表某仙；道具为简板，每人手执一件，桑木做成，长尺五至尺六，四页为一副，两大两小，类似文乐上的“牙子”，舞时伴以铰、钗，边舞边击节拍。队形有“燕子队”、“单掏”、“摆五花”、“山连山”、“推磨子”、“垒罗汉”等，以“燕子队”和“单掏”下场。

　　八阵鼓：据铜川民问艺人称，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初演时单调，后经刘家堡前四辈民间艺人刘老汉(佚名)改进，在铜川独树一帜，压倒群芳，一直流传至今。今之“八阵鼓”，表演者十人(四女六男)，其中一男武将打扮，手执一根长七、八尺长，顶端带小旗的杆子，在场中间代表东吴大都督陆逊，起指挥作用；另一男老生打扮，身穿道袍，胸前挂一个“边(扁)鼓”，在表演者的外围，代表诸葛亮的岳父黄成炎，为被围在阵内的陆逊不断指点着走出阵图的方法。其余四男四女，武士打扮，身插背旗，胸前挂鼓，边演边敲。“八阵鼓”在过去表演时，八人分两路，陆逊在两路中间，可前后穿插；扮黄成炎者在两队外边，可在周围穿插，全部表演者以秧歌步子而贯穿始终。另有“摆四花”(分里外层)、“扭门卷”、“一窝蜂”(分面对面、背对背)等。“八阵鼓”敲打鼓乐谱点，不同于它地，有一套文武、粗细打法，其艺术音响之美，在铜川可称一绝。

　　南留锣鼓

　　“南留锣鼓”系民问鼓舞，流行于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韦林镇的南留村(后又传至大荔县的汉村乡)，故名。南留锣鼓的行进、定场表演，均为自由敲打。其鼓点有“热闹鼓”、“常庆鼓”、“竹马鼓”等。敲打演奏人数不限，可几人，也可数百人；一般乐队配有大鼓六面、社锣八面、社钗八副、马锣两面。行进时，前面三面鼓开道，后面三面鼓压阵，其他人分三路纵队行进；敲社钗的为上首，站队伍左边；敲社锣的为下首，站队伍右边；敲马锣的站队伍中间，共为一支锣鼓队。锣鼓队中，由一人手执绕杆(彩绸、彩纸糊成，约2米多长的竹竿)，不停地面向队伍左右上下绕动，指挥队伍表演。

　　华阴素鼓

　　素鼓，流行于陕西华阴市的东部地区双泉、马村一带，在节日和庙会表演，民间称其为“素鼓”。其内容：善于抒情、叙事，多表现古代军旅故事，如《敬德一条鞭》、《三战吕布》、《六出祁山》、《五龙二虎逼彦章》、《十里埋伏》等，表演者以手、眼、身、步示意传神，鼓姿灵活优美，步法轻快。因其中又有拳术招式和造型，故又称其为“拳鼓”。

　　陕北民歌

　　流行于陕北榆林、延安、神木等地的民间山歌、小调、对曲、信天游等曲目，统称“陕北民歌”，而其中“信天游”，则是陕北民歌中最富特色、流行最广的一种山歌形式，男女老少以及遍及城乡、各行业的群众，均可自编自唱。有名的歌曲《东方红》、《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刘志丹》、《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大厦平地起》等，都是从民歌基础上润色、创编的。陕北民歌在民间乐舞中，曲调、曲目不下千万种，其音调、音色奔放高亢，舒展明快，极为美妙。在乐舞演奏中，多以社火、秧歌形式出现。陕北民歌是独具民族、民间文化特点并在国内外享名的民歌流派之一。

　　榆林小曲

　　“榆林小曲”已往为坐唱曲目，由明、清时外来官员在阵守边陲时带来的南方歌曲为基础，和当地民歌融合而成的特有的乐曲。一般一人独唱，有时也男女对唱或多人轮唱。1982年，榆林小曲作为地方民歌，随榆林歌舞团进省上北京演出，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高度评价。九、常家唢呐

　　流行于陕北志丹县常家村的唢呐，清代初年已封为“官吹”，其音调高亢激昂，不同凡响，其调目约二百三十多首，在国内独树一帜。1955年3月，唢呐手常文清曾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观摩演出，被评为第一名，常文清、常文明、常兴民灌制的唢呐录音，已传至澳大利亚，深受国际友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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