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中秋习俗之祭月拜月自制月饼介绍

时间：2022-06-16 18:40:21 中秋节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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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中秋习俗之祭月拜月自制月饼介绍

　　老北京中秋习俗：祭月拜月自制月饼

老北京中秋习俗之祭月拜月自制月饼介绍

　　“八月十五中秋节，水果月饼摆满碟。”这句名谚道出了老北京隆重、喜庆的过节情景。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把月圆视为团圆的象征，所以又称“团圆节”。每年“七月十五”刚过，来自京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水果开始陆续上市，市肆的果摊栉比摆设，铺在水果下的青蒿和上面的鲜果散发出阵阵清香。八月初一，油盐店的菜床子上添卖丰硕鲜艳的鸡冠子花和缀满豆荚的毛豆枝子。干货店里，增添了价钱不菲的早花西瓜。兔儿爷摊琳琅满目，糕点铺的月饼开始出炉。整个京城一派节日景象。

　　中秋节与月息息相关，人们对月的崇拜由来已久。秋分祭月始于周代，中秋赏月始于魏晋盛于唐，宋代正式把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北宋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成为千古绝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家喻户晓。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老北京还有祭月、拜月的习俗。另外，自古以来就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传统，在南京还把中秋节称为“女儿节”。少女拜月，还有另一层含义，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每逢中秋节的黄昏，一轮明月升起之时，每家每户的女眷会在庭院的东南设一香案，供上“月光马儿”，案上至少有三盘月饼、三盘水果，案前放上毛豆枝子、鸡冠子花、切成莲花瓣形的莲瓣西瓜和九节藕。女人一一向月而拜。祭毕，一家人围桌而坐，饮团圆酒，分吃团圆月饼，其乐融融。这就是祭月的古俗。

　　月光马儿（又称月亮马儿）是月神的神像，在长者七八尺或短者二三尺的纸屏上，用金碧辉煌的藻彩画出菩萨般的太阴星君，下面还有月宫桂树和捣药的长耳定光仙——玉兔，玉兔的形象是人立执杵。这是由明清以前道教色彩为主的嫦娥和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存的世俗形象。

　　兔儿爷起源于明末，起始是仿照“月光马儿”上玉兔的形象。到了清代，祭月并不一定放兔儿爷，以至后来成为一种玩具。于是兔儿爷任由民间艺术家的想象，发展为戏剧化、风俗化、人物化的艺术品。兔儿爷大的三尺，小的三四寸，一般戏装，其坐骑花样繁多，或狮或虎，或象或鹿，或凤或鹤，或牛或马，或孔雀或麒麟等。过去的兔儿爷是一年一弃，所以有句歇后语：“隔年的兔儿爷——老陈人儿。”

　　中秋节吃月饼由来已久，据说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北宋苏东坡有诗为证：“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过去老北京吃的月饼主要有三种：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即团圆饼），后来才有“翻毛”、“癞皮”和广东月饼。过节时，老北京还喜欢自制月饼。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述了明代北京中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很可惜，这种习俗已不复存在。老北京的月饼以前门外“致美斋”所制为第一，尤其是它还现做现卖热月饼。

　　中秋佳节，家家户户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不也是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一种标志吗。

　　道教之源武当山

　　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武当山位于湖北西北部十堰市丹江口市境内，隶属于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汉江南岸，西北——东南走向，长260余公里，为大巴山脉东段分支，起自湖北、陕西两省边界，止于襄阳市南，隔汉江和大洪山遥对。武当山景区总面积312平方公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单位。

　　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春秋至汉末，武当山已经是宗教活动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修仙学道之士荟萃此山，得到发展。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敕建五龙祠。到唐末，武当山被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代，道经尊此山为真武修炼之地，武当山道教正式形成。元代，武当山宫观教团日益发展。到明代，武当山被封为“太岳”、“治世玄岳”，被尊为“皇室家庙”，成为道教第一名山，明皇室长期奉行扶植武当山道教的政策，使其呈现出200余年的鼎盛局面。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武当山道教创造、包融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至今仍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武当山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一处道场。

　　真武道场 武当福地

　　真武，古称玄武，民间俗称真武大帝。玄武本是中国古代宗教中的北方之神，其形象为龟蛇。道教兴起后，玄武被纳入道教神系，并与北极大帝信仰相结合，逐渐演变为道教大神。唐代宫廷中已供奉玄武神像，北宋真宗时因避圣祖赵玄朗名讳，乃改称玄武为真武。宋初已经在民间流行的道经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等，称真武是净乐国太子，在黄帝时入武当山修道，历时42年，功成飞升。南宋流行的道经《玄帝实录》等，称真武因降魔有功，被玉帝封为“玉虚师相、玄天上帝”。由于宋朝北方边境一直遭受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为了乞助于道教神灵以解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安定民心，宋朝君臣对道教皆相当崇拜，对真武神顶礼膜拜。宋真宗、仁宗、徽宗、钦宗、孝宗、宁宗、理宗诸帝虔祀真武，屡封尊号。上行下效，民间早有的真武崇拜也日益炽盛。元代武当山道士编刊了《武当福地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经书，使真武神在武当山修仙得道的故事更丰满完善，进而使武当山成了世人崇奉的真武道场。

　　六朝时，武当山便被《荆州图记》称为“嵩高之参佐，五岳之流辈”。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编写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武当山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加封真武神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的圣旨云：“武当福地，久属职方．．．．．．”武当山被列为洞天福地并为宋元最高统治者所尊祟，表明它在道教名山中具有显著的地位。

　　高道辈出 诸派交融

　　武当山历代皆有隐居学道之士，宋代以后著名者尤多。元代道经中就有“三十六岩多隐士”、“不知多少神仙侣，为爱名山去复还”等诗句。据古代地方志和有关道经统计，自先秦到清末，在武当山隐居修炼的著名道士多达100余人。南宋有房长须、田蓑衣、谢天地等，元代有汪真常、鲁洞云、张守清等，明代有张三丰、邓青阳、丘玄清、孙碧云、任自垣等，清代有白玄福、杨常炫、陈清觉、张清夜等。这些高道奇人，或隐居炼丹、追求希夷，或博学多识、清静不仕，或行医采药、济世度人，或潜心著述、阐幽发微，多以遗世独行知名于世。

　　武当山道教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传入或产生过许多道派。六朝时在武当山活动的高道多属上清派。到宋代，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玄天上帝、重视内丹修炼、擅长符箓斋醮等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正式形成。元末明初，张三丰到武当山择地修炼，收授弟子，传三丰派，后分衍为十余个支派。明中叶后，武当道又分衍出许多宗派。清代以来，全真龙门派在武当山占主导地位，同时并存的有正一派、清微派、华山派、静一派、玄武派、茅山派等。千百年来，各派道士在武当山结友修炼，互相尊重，交参影响，武当山遂成为各道派交流融合的中心。

　　宫观宏伟 古建瑰宝

　　武当山道教建筑始建于何时，已无法确考。据史料载，秦汉时期隐居武当山修道者多栖息于石室岩洞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始有庵庙建筑。唐太宗贞观年间敕建五龙祠。宋朝皇帝崇奉道教真武神，武当山道士积极兴建宫观，先后建成五龙灵应观、紫霄宫、佑圣观、王母宫、云霞观等。元代武当山道教的发展，使宫观建筑规模日益扩大。元代碑文称“山列九宫八观，而五龙居先”。这些宫观“规模宏丽，古昔未有”，“殿宇巍峨，仪象森列”。武当山道士为创修宫观，不仅四处募集资金，且亲自参加设计施工，如武当山元代的古铜殿，就是道士米道兴、王道一在湖广、江浙一带募资，于武昌梅亭山设计铸造的。殿呈正方形，结构朴实合理，可拆可装，便于运输，是一座设计水平很高的铜铸建筑物。

　　明代是武当山道教的鼎盛时期，明永乐帝为报答“君权神授”之恩，遣亲信贵戚率军民夫匠30余万，营建武当山宫观庵庙，历时14年，费银亿万，并命长年维修。明嘉靖时又重修各宫观，使武当山道场在明代200余年中“常年完美”，始终如新。

　　1962年以来，武当山金殿、紫霄宫、玄岳门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即有武当山，其文件称武当山古建筑群“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代建筑成就的展览”。

　　武当功夫 中华名宗

　　武当武术，又称“内家功夫”，是武当山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文献记载，元明之际，武当山道士张三丰是武当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由于他及徒弟的创新和传授，内家功夫逐渐传入民间，繁衍出多种拳种和门派，遂成为中华武术一大名宗。明清以来，武术界素有“北宗少林，南尊武当”之称。

　　元末明初，张三丰入武当山修炼20余年，集武当武术之大成，遂成为一代道功武技俱臻化境之宗师。张三丰在武当山授徒多人，较著名的有丘玄清、孙碧云、卢秋云等。明永乐年间钦选的各地道士皆以张三丰为祖师，故其丹法拳技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武当拳功理论深受道教影响，其基本观点与道教的“道法自然”、“不敢为天下先”、 “柔弱胜刚强”等原理有密切联系。自1982年武当拳法研究会成立以来，已先后挖掘形意、八卦、太极、清虚、丹派、纯阳、乾坤等30多门武当内家拳种功法，其影响直至海外。

　　泰山与齐鲁文化的象征

　　泰山，有“天下第一名山”之称。几千年来，泰山以它固有的雄伟壮丽和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地位成为齐鲁文化的中心、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齐鲁文化以儒学深沉的内涵和雄大的气象，具有先进文化的地位。儒学由齐鲁西渐，在各地普及，后来又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论语·八佾》中可以看到孔子有关泰山（太山）的感叹，体现出这座东方名山在儒学思想领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泰山，又被看作圣人之学宏大高远的象征。孟子又有“太山之高，参天入云”的说法，可以看作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的一种解说。《韩诗外传》卷三写道：“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也说泰山伟大崇高。在齐鲁地区，人们又习惯用泰山来比类文化行为和精神境界的高尚。比如子贡和有若讨论孔子的文化地位，说“圣人之于民”类同于“太山之于丘垤”，“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在齐鲁文化深厚的基底上，泰山正是这样象征着圣德大智，同时也具有了神性。

　　回顾历史，在秦汉时期这一文化高地上，儒学曾经是顶峰。汉武帝和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使得儒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泰山自上古传说时代即作为正统政治权力之符号的地位，也因为儒学的传布而扩展了影响。

　　古人说，“岱为山宗”，泰山“为五岳之长”。泰山在五岳中领导地位的形成，也是与齐鲁文化的先进性有关的。

　　《史记·货殖列传》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泰山于是兼有齐、鲁不同风格的文化优势。然而,泰山在秦汉时期具有神秘主义特色的信仰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又使得其文化影响远远超过了齐鲁地域，而成为华夏文化共同体公认的尊崇对象。

　　泰山道教

　　明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朝廷对宗教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洪武十五年（1382），在京师设道录司，隶属于礼部，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行政机关；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握府、州、县的道教事务，均归道录司统辖，俱选精通经典、道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司署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加强对道士女冠的检呸，明清两代泰安岱庙住持一直由朝廷直接任免。道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过去在政治上的一点相对独立性。洪武三年（1370）随着封禅制的嬗变，还取消了“天齐大生仁圣帝”的封号，改称“东岳泰山之神”，恢复了山神的本来面貌。洪武十年、十一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又先后派遣道士吴永舆、乐本然、朱锋如等改祭东岳泰山神。

　　明成祖以后，不少帝王都和道士中的术士往来，特别是世宗和神宗，他们喜爱各种方术，相信符箓和斋醮。明代对道书的整理也十分重视，道藏刻印完成，颁布全国名山宫观，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差太监李升斋到泰安，并向岱庙颁发《道藏》一部。敕谕住持和道徒，“朝夕礼诵”，以祚“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求得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就是神宗弘扬道教的用意，也是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的目的。

　　世宗、神宗推崇道教，但神灵并没有保佑泰安神州。据有关泰安地方史志记载：世宗嘉靖八年（1529），泰安蝗、九年又蝗，十六年泰安大水、三十泰安水，“溺死者众”，三十一年，“泰山大饥饿，饿莩枕籍，民多取其肉食之。”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泰山碧霞宫四方来祷焚者互相践踏，死六十一人（查志隆《岱史》卷），“死者惟咎于事神不恪，及积过所到而已。”（《岱史》卷）。信仰者满怀宗教热情，在茫茫迷雾中寻求希望，但最后得到的只是希望变成泡影，受害的正是那些虔诚于泰山神祇的人民。

　　封建统治者不仅通过泰山神衹是麻醉人民，还借此对香客进行经济剥削。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朝廷用镇守太监黎鉴的建议，征泰山香税。从遥参亭经红门到岱顶设分理官6员，总巡官1员，规定本省香客每人5分4厘，外省9分4厘。因外省香客报名，一律改为税银8分。清初增加到1钱4分。据明张岱在《岱志》中记载：“合计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满二万。”“岁入二崐三十万两”。至于香客施舍的珠宝、玉石、首饰、金银娃娃、铜钱藩盖袍服、纱罗缎布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钱财“充国税若干，充齐鲁间藩禄官廪军储公府之费若干，……取给殚尽。”（《岱史》卷18）“山东合省官，自巡抚以至州目，皆分及之。”群众奉献给泰山神祇的钱财却进入了官吏的私囊。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才诏令废除香税。

　　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西方文化开始传入并发生影响。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利用传统的封建神学这个工具，清康熙帝就曾说过：“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正统的道教逐渐衰落，但是由于道教与民间宗教有传统的渊源关系，道教依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泰山道教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祭泰山神的活动，由帝王将相逐渐普及于民间；二是东岳大帝逐渐被碧霞元君取而代之。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重修岱庙碑记》中概述了这种演变：“盖由柴望一变为封禅，由封禅再变为神仙”。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神仙道教，在泰山得到空前的发展。

　　早在宋真宗封泰山时，在岱顶玉女池得一石像，赐名“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专建“昭真祠”以祭祀，道教常常因人因事因物而设神，于是对此又加以附会。并撰著了经文，如《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中就声称：“泰山岱岳，奠靖坤元，中有元君，号曰天仙”，“受命玉帝，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为了将碧霞元君纳入道教神祇的行列，还编造神话传说，这就是《历代神仙通鉴》中所说的，大茅君泰山获偶，“八月月盈之夕至泰山完婚”，大茅君是道教茅山宗的始祖，元君是他的夫人，当然也是道教中的神，清康熙间还在岱庙东御座增建了“三茅殿”。这样，一人传其虚，万人传其实。碧霞元君的身价也愈来愈高，最初是东岳大帝的侍女，后来成为东岳大帝的女儿，最后则成了受玉帝任命的天仙，人称泰山老奶奶，其地位当然超过东岳大帝了。清人记载：“礼岱者皆祷於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于岳神久矣。”以至到本世纪初，泰安百姓“终日仰对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

　　信徒认为泰山奶奶是泰山的神，只要“积德行善，心地真诚，跟她求啥，她都会答应。”崇奉碧霞元君的活动，大多只是求神保佑赐福，而且主要是当前的切身利益，信徒所要求的一般是“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求子者愿嗣。”（《泰山东岳庙碑》）至于六道轮回、天道承负，还不是急迫考虑的事情，白日飞升、长生不死也无比奢望。但这种宗教活动符合民间信仰及鬼神崇拜心理，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宗教向世俗方向变化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神仙道教也如同日薄西山，但还占据了民间信仰的一些地盘，民间祈祷斋醮之事仍照常流行。1922—1923年，泰山道士梁鸿峻募化重修元始天尊庙，和自无极庙至扇子崖之间的盘道，但总的说来，泰山和全国一样，道教日趋衰微。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下令将岱庙辟为中山市场和中山公园，撤毁神像，砸毁古代石碑，岱庙“处处残垣废墟，破败不堪”。1930年，神州泰安又成为“中原大战”的战场，“满山修筑战沟，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连岱庙天贶殿壁画，也被“炮毁数处”。1931年，马洪逵又在蒿里山修建烈士祠，拆毁蒿里山神庙。1936年，泰安成立道教协会，管理和保护庙宇。1938年泰安沦陷，泰山附近农村及徂徕山一带的道观，多为日军所毁。1949年前，泰安境内除火居道士散在农村外，出家道人45名，在泰山上下十几处庙宇活动。岱顶共有20名道士，分别住坐碧霞祠、玉皇庙、东岳庙、青帝宫、南天门5座宫观内。因碧霞祠香火多、庙事忙，除本祠的4名道士外，其它4座庙宇的16名道士都要轮流到碧霞祠值班。逢元君、玉皇等神仙的节日，住持道士还邀山下各庙的道士到岱顶协助。1948年泰安解放，泰山教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社会入宫观出家当道士的人大多因家庭贫困，自幼送入宫观，1948年后，有些不耐枯座经堂，脱下道袍，成家立业，道士人数减少到12人，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仍然留在宫观中，大多数是虔诚的信仰者，经过土改分得土地，有的从事农业，当时尚士廉响应政府号召，带领弟子在岱庙后院（今东西花园）开荒种地；有的因地制宜，改为接待旅游者的服务行业。道教既主张出世，又注重入世，在追求解脱的同时，又不放弃现实的生活。泰山宫观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生产劳动的集体组织，清修与劳作并重，废除封建规制，事务民主管理，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宗教上划清正常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崐动的界限。“文革”期间，泰山道教又遭受一次浩劫。道人被驱赶，道观被关闭，一些珍贵文物被毁掉，宗教活动完全停止。1978年以后，逐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道士女冠陆续回到宫观。1980年，王母池道士孙至福被接回原庙。1981年，一些宫观对外开放，属文物部门管理。1983年，国务院（1983）60号文件确定碧霞祠为全国重点道观之一，要求在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下，由道教组织管理使用。1985年，道人正式接收了碧霞祠，开展了宗教活动，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道教协会筹委会主任张常明主任住持，当时碧霞祠有道人8名，1988年增加到30余名。

　　自古以来，泰山就是道教兴盛之地，道教在泰山历代不息、庙宇遍布，至今保留完好的宫观尚有20多处，其中有属于龙门华山派的岱庙，属于龙门派的王母池、碧霞祠、玉皇阁、玉皇庙，属于铁拐祖师云虚派的三阳观、关帝庙，由于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法律保障，环境也得到了维护，宗教文物得到了保管，宫观得到了修葺，留下了琳琅满目的名胜古迹，与泰山自然美景相映成辉，吸引着更多的游人到泰山旅游。

　　泰山崇拜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而以泰山为中心，大汶口先民最早把泰山奉为神山、圣山。在大汶口文化系统中，泰山以南的大多数墓地，墓向大体朝东，历数百年仍大体一致，显然是受某种原始信仰的支配，反映的或为本氏族来源之处，或为死后灵魂所归之地，都同日出东方日落西山的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太阳崇拜的萌芽。在一系列泰山神祇身上，也若明若暗地含有崇拜太阳的含义，如泰山地区属“少昊之墟”，少昊之“昊”，从日从天。值得一提的是：大汶口先民对太阳和泰山的崇拜,不是孤立单体崇拜,而是一种复合崇拜。陵阳河遗址发现的由“日”、“火”、“山”组成的陶文符号，整个图形文字反映的正是史前先民在大山之上，祭日以祭天的生动形象。东汉末年，东阿程昱，“少时常梦上泰山，两手捧日”。（《三国志·魏书》卷14引）一直到今天，人们仍有到泰山顶观日出的习俗，当成人生一大快事。先民们对高接云天的泰山原始崇拜，也正是中华大地在上古时代广为流传的日神崇拜的缩影。

　　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在古代盛极一时，对大山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对山岳的崇拜，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山海经·五藏山经》将我国大山划为5方21个山区，并分别记载了关于这些山区 521座山的神灵和祭祀。泰山信仰的形式和发展，尽管较为复杂，但信仰首先源于人们对大山的崇拜。泰山的本来意义就是大山。高山是庞然大物，而且与天地相交接，“盖名山大川,两者物形之最巨者，巨则气之所钟也巨，而神必依之。”（《明孝宗御制重修东岳庙碑记》）对山的崇拜，也就是对天地之间大物的崇拜。史前时代先民对泰山的崇拜，很难留下当时的实物供我们考察，考古资料寥若晨星，但是今天还能在文献记载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据《尚书》、《礼记》和《周礼》等书看，三代及以前一段时期，虽然已脱离了最原始的崇拜，但遗存的自然崇拜之风依然盛行。正如《礼记·祭法》所生动概括的那样：“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而泰山处于古代东夷文化中心地带,南麓有大汶口文化，北麓有龙山文化，自然形象雄伟,有拔地通天之势，被认为“触石而出，寸肤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春秋公羊传》）云雾缭绕，滋润着大地万物，更罩上一层神秘色彩，“齐地八神”之二的地主就是泰山，先民们把泰山奉为神灵加以祭祀。

　　道教名山西岳华山

　　华山，为我国著名的五岳之西岳，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南，广十里，属秦岭东段。《水经注》谓：“远而望之若花状”，“西方为华山，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故名“华山”。又因其西有少华山，亦称太华山。

　　华山主要有南峰(落雁)、东峰(朝阳)、西峰(莲花)、中峰(玉女)、北峰(云台)五峰组成，其中主峰落雁、朝阳、莲花三峰峥嵘耸峙，鬼斧神工，有壁立千仞之势。南峰不仅为华山群峰中最高峰，也是五岳中最高的山峰，千山环之，若羽林执戟，登临绝顶俯瞰群山，层峦叠嶂，气势磅礴，宋寇准赞曰：“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峰顶有池水一泓，名曰仰天池，常年清澈不涸。玉女、云台二峰，高虽不及东、西、南三峰，却也各具资色。

　　风景秀丽的华山，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道教有名的“洞天福地”。华山怪石林立，岩洞遍布，据《云笈七签·洞天福地记》云，华山西玄洞，又名三元极真洞天，为十大洞天中之第四洞天。《华岳志》称它”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风云草木与外无异，官阙楼台尽是七宝所成，旁生紫林芳花，五髓金精，乃洞天之境。”华山洞，又名太极总仙洞天，为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四洞天。另外还有莲花洞、玉皇洞、太上洞、贺老洞、迎阳洞，希夷洞等等。

　　华山作为人们崇敬和谒拜神祗的场所由来已久，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据《华山经》云：华山“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盘古死，委厥足巨灵掌以通河曲。轩辕氏莅止，乃会神祗。”相传尧、舜及周武王都曾巡狩华山，《庄子·天地篇》中“华封三祝”就是讲尧巡狩华山，华封人祝其寿、富、多男子的故事。《尚书》中则有舜巡狩西岳华山的记载。华山历来也是道教徒向往的修炼之地，历代著名的道士、隐士修真养性的遗址和文物遍布山中，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这些人的许多神奇的传说和故事。早在道教形成以前，它的前身“方仙道”、“黄老道”时期，就有很多著名的神仙家们在华山隐居修道。如古代神仙冯夷、青鸟公、毛女、赤斧、古丈夫、萧史，弄玉、三茅真人等等，都是在华山成仙得道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有茅山道祖师茅盈的曾祖茅潆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在华山白日升天的故事。

　　汉魏六朝以后，天师道兴起，来华山隐居修炼的道士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有北魏世祖时的道士，新天师道的创始人寇谦之。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字辅真，上谷昌平人，早年好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

　　北周武帝时，有道士焦道广，据记载：曾独居华山云台峰，避粒餐霞。

　　唐代道教最为兴盛，唐高祖、唐太宗等曾亲临华山拜岳。唐睿宗的女儿金仙公主曾在华山修道，唐玄宗为她在山脚下和大上方修了仙姑观、白云宫。玄宗封华山为“金天王”，并敕建了高五丈、宽丈余的华山石碑。唐、五代时的著名道士钟离权、吕岩、刘操也都游历过华山，或在华山隐居修道。

　　至宋，由于陈抟与华山的关系，使华山在道教史上的地位更加突出。陈抟是道教的学者，又是道教的祖师，他的思想对后来的道教都有很大影响，他在道教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陈抟居华山先后约四十余年，他的主要著作《指玄篇》、《钓潭集》、《无极图》、《先天图》等均在华山写成。华山还留传他与宋太祖赵匡胤下棋，赵匡胤将华山输给了他的故事。至今华山仍留不少和他有关的遗迹，如玉泉院、希夷洞、云台观、希夷峡、下棋亭等等。他的弟子贾得升、张无梦及再传弟子陈景元都是宋代有名的道士。陈抟还被奉为道教“老华山派”的祖师，被称为陈抟老祖。

　　金元时，王重阳创建全真道派。自全真派兴起时起，华山即是全真道场。王重阳的弟子王处一、谭处端、郝大通都在华山长期居住过。王处一，号玉阳，自号莲峰逸士，居华山修道，并撰《华山志》一卷，开创全真嵛山派。郝大通，号广宁子，开创全真华山派，华山如今也还保留不少有关他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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