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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8周年：灾害意识的提升是最大的纪念
2016年5月9日，我见到了唐都医院骨科杨彤涛副教授。杨教授曾于512地震后第一时间赶赴绵阳市北川县进行伤员救治工作。他表示：一晃八年过去了，如今在想想汶川地震对我们的影响，民众的灾害意识的提升，或许是对它最大的纪念。
为什么要再提汶川地震?
5月5日，我翻工作笔记的时候发现，7天后就是汶川地震8周年祭。凭着媒体从业者的直觉，我联系了唐都医院宣传科，以期望可以联系一位曾经去过灾区救治伤员的老师说些什么。至于到底要说些什么我并不清楚。
5月9日上午，唐都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给我了骨科杨彤涛副教授的电话号码，随后我进行联系，并表示：期望可以了解一些当时的故事和印象，同时还希望可以了解一些灾害发生时期人们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
5月10日下午，我在唐都医院见到杨彤涛副教授。杨教授表示：汶川地震是每个经历过2008年5月12日的人心中一道抹不去的坎，但却也正因为如此，每逢5月12日，我们都有理由再将其提一提，以铭记一些不能忘记的事情。其中，最值得铭记的是，经过汶川地震一役，公众提升了灾害意识、社会形成了透明救灾意识、医务工作者加深了分级救治意识。三种意识的提升是如今对汶川地震最大的纪念。
杨教授说：“三种意识的提升所显现出来的效果，在随后的玉树地震、云南地震等大地震中可见一斑。”
敬礼娃娃、芭蕾女孩、韩局长和楚师兄
杨教授随唐都医院救援队到了四川之后，被安排到了绵阳404医院。前后接诊了1000多位灾民，同时也进行了大小几百台的手术。其中，就有如今仍让人记忆犹新的“敬礼娃娃”郎征、“芭蕾女孩”李月、以及被温总理看望过的16岁的北川中学学生段志秀，都曾是杨教授的病人。
时过8年之后，再回想起当时救治的这些病人，杨彤涛副教授说：”当时跟患者们相处的很愉快，但每每回想起他们‘一分钟之前大家还愉快的在一起，一分钟之后这些人都相隔生死’的经历，都对我个人产生了很大的感触，并对我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教授讲到，在汶川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北川县的民政局局长，名字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似乎姓韩。韩局长当时是髌骨骨折，一家三口中自己受伤、女儿失联、夫人当天下午就在办公室中去世。2011年，在时隔三年之后，杨教授收到了韩局长的短信，信上说“杨大夫，祝你春节快乐，我的腿恢复的很好，现在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家庭重组了，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从这件事情上，杨教授觉得：“人生总是在继续，即使是碰到再大的事情，生活都在继续。所以，向前看，向未来看。”
同时，人生就那么匆匆几十年，总得干点什么，才能够对人生不留遗憾。杨教授说：“当时跟着一起去的还有我的一位师兄楚教授。在地震灾区的时候，我们经历了5月20日的一次六级余震，当时抢救组的几个组长都还在10楼，为照顾病人没有下来。余震后，迅速的将病人转移到楼下的抗灾帐篷里，当时我的这位楚师兄还在，但就在地震一年后，楚师兄因为肺癌去世，到现在也已经有5个年头了。所以，这些事情，我和很多人来说，都是要更加的珍惜生命，活在当下，善待自己。在做医生时更好的服务患者，是丈夫时疼爱妻子，是父亲时担起责任。”
躲避、逃生、自救是灾难来临时最应该做的
除了人生的感悟外，杨教授还认为：在灾难来临时，及时的躲避、及时的逃生、及时的自救以及互救是最应该做的。
杨教授讲到：“5月12日下午，我本来是要去参加一场教学评比，当时就拿着手机突然感觉到房子在晃动，当时我没有觉得那是马路上过车什么的，而是第一反应就是地震。第二反应就是抓起身边的衣服，穿上鞋子，躲进卫生间。在进入卫生间的刹那将方面打开，做了基本的逃生准备。在地震停止之后，拿起钥匙然后从容下楼。这是在灾难来临时，就需要做到的及时躲避。”
“同时，在四川看到灾民的时候，仍然能够看到防灾减灾的意识有无，会在短时间内对人造成的影响。譬如刚刚我提到的北川民政局韩局长，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出房门，等他跑到楼外后，楼就已经沉了下去。那栋楼包含他在内总共只活下来了3个人。同样的，在震区的山区内，有的人是到处乱跑，有的人则向空地和建筑物外转移。同时，还有一些人在受伤之后第一时间采取了比较恰当的自救方式，譬如包扎和固定，然后再向就近的医疗机构转移。同样的，我们还遇见了一些很惨的案例。当时有一个人受了开放式的伤，他也不知道冲洗包扎，而是朦朦胧胧的跟着大部队转移。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就感染的很厉害，最后只能做截肢。所以，作为普通人，在日常时就需要加强对火灾、水灾、地震、车祸等灾害的简单自救方法的学习。”
而对于医务工作者，杨教授认为：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医务工作者应该有分级治疗的意识。对于简单的病例，需要利用身边的物品进行及时的救治，为后续的治疗工作争取时间。如果碰到复杂的病例，就需要当机立断的进行处理。
当时，杨教授曾接诊到了曾在四川华西医院被温总理看望过的16岁的北川中学学生段志秀。杨教授说：“当时其实我们有条件给段志秀做灾区的清创截肢手术的，但当时我们出于手术安全、保留更多肢体功能的想法，以及当时她可以转移到华西医院去接受更好环境的治疗的原因，并没有按战伤为她进行医疗处理。结果等到了华西医院时，病情已经发展到了败血症的程度。这件事情就很教育我们，作为部队医院，面对大的灾害时，需要有战伤意识，并当机立断的进行处理。”
杨教授表示：医生的分级治疗意识、患者的灾害意识、社会的透明救灾意识，在汶川地震前未能得到明显的提升，但汶川地震后，这三种意识的提升对于我们随后的几次大的地震形成了有效帮助。为此，杨教授说：“在汶川大地震8周年祭的时候，我觉得灾害意识的提升是对它最大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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