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
经国家卫计委的多轮测算，“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在我国城乡一致放开后，累计将惠及1500万至2000万家庭，这些家庭主要分布在城镇。另外根据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来看，大约60%的这些单独已育一孩的夫妇会生育第二个孩子。所以，如果“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对妇女就业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在近期将主要影响大约1000万左右的城镇在业妇女，今后将影响所有可能生育二胎的我国女性的户外就业。
关于二孩生育对女性公平就业和职业发展影响的讨论，远早于对单独二孩政策是否出台和什么时候实施的关注，并随着单独二孩的正式放开，而趋于更加热烈。从查阅到的相关资料来看，大家所阐明的观点基本上一致，即“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使这些女性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如本来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的职场女性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而今因为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她们却陷入劣势，生育后重返劳动市场同样遭遇“性别歧视”。又如在业女性也受到“二孩”政策的牵连，她们的职场前途将被再次生育所中断，甚至一些用人单位在女职工怀孕、生产等时期，以各种借口对女职工给予调岗、降薪甚至辞退，侵犯“三期”女工的合法权利。而对女性就业形势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分析，也基本上集中在女性二次生育可能给用人单位带来实实在在的硬成本，即生育的风险成本。其实，可能二次生育的女性之所以会遭遇更大的就业障碍，主要归因于传统的性别文化与制度，以及落后的生育观念的共同影响。“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把女性固化在家庭私人领域，为劳动市场排挤女性提供文化上的支持，而生育的家庭化过程，也让用人单位忽略了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雇用男性所获得的女性多育产生的外溢效用，因为相对来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压力更大，这将直接转化为男性员工更大的工作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要消除“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要从性别和生育文化上的变革着手。
首先，要把功利取向的家庭生育转化为公共意义的社会生育。也就是站在被生育孩子的利益角度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考虑再生育问题。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即包括身心健全健康的生理需求、吃饱穿暖和有地方居住的`物质需求、接受正规教育的知识需求，以及拥有父爱母爱的情感需求。当我们现在或者更长时期还不能确保孩子都能够满足这些需要时，是否能够理智地推迟甚至放弃第二次生育呢?从现实来看，作为生育过程的直接承担主体女性，一般要比男性更会从孩子的利益需求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现状来考虑自己的生育计划。然而，在传统性别文化和制度约束下，母亲在生育过程所拥有的决策权力是有限的，甚至是被动的。所以，在新的生育政策环境下，要平衡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关系，首先要给女性赋予在生育决策上更多的性别主动权或者保护她们的生育自主权。另外，强调生育的社会性，让国家在出台生育新规的同时，也要通过相应的配套制度或政策，如对招用女工的用人单位给予奖励和政策优惠，又如提供更充裕的婴幼儿义务看护和教育服务，以承担起必要的二胎生育的社会责任，减轻用人单位因此而构成过大的劳动成本，化解保护女工“三期”权利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还能减少在每个家庭里发生的生育成本，因为这方面的成本也会转化为对女性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托儿所和幼儿园服务的公益化和社会化，都会减少孩子对母亲的性别负担，进而提高她们在业的劳动生产率。
其次，变革传统的生育习惯也是非常必要的。一孩政策改变了我国妇女多胎生育的传统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把她们过去一孩生育的历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更加精细化，把传统的生育习惯如保胎护胎、坐月子、婴儿喂养等都发挥得更加极致，不仅把孕育行为在时间上向前后大幅度延伸，而且把生育变成一个高于一切、愿意进行任何投入的性别任务，其结果既影响在孕育期间的户外就业，又加大这个过程过后回归职场的难度。当经历一孩生育过程获得经验以后，完全可以用更加平常的心态和科学方法对待二孩生养。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妇女的做法，她们在怀孕期间几乎都在正常工作，分娩后大约两周左右，如果母乳喂养的条件具备，她们就回到职场，生养孩子并没有给她们的工作效率和连续性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因为坚持工作和孕育两不误，通过胎教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也让自己的身体和心智得到更快更好的复原。
最后，要更好地平衡女性二孩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关系，需要居住社区、用人单位，特别是孩子的父亲一起给予女性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实际支持。社会对婴幼儿的集中看护和教育功能要健全起来，这不仅让孩子就近拥有一个安全的儿童乐园，而且还能降低这方面的运营成本，减轻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和远途接送孩子的压力。用人单位也要重新评估雇佣女性职工的劳动成本和她们的工作效率，实际上用人单位招用女工的生育成本已经被雇佣男性职工的生育红利所抵消了，加上生育二孩的压力减小和方式改变，女性职工的劳动生产率是不会明显下降的。另外互联网的技术进步还可以把工作领域延伸到家庭，让二孩生育的女职工在孩子最需要的那段时间能够做到工作和家庭双兼顾。孩子的父亲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参与到二孩生育的过程当中来。实际上，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工作亏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我国已婚男性在家庭领域的性别缺失，而且还给孩子的性格形成和父爱的分享带来明显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二孩父亲适度放生育假期也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并形成男女平等效益的制度安排，它对协调女性二孩生育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将具有多重的正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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