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留学生爱国感情的生活基础
首先，里大作为官办留学机构，在校学生不仅享有食宿优惠、资助学费及发给回国旅费等等待遇，而且还有各种官费补贴名目，因而进入里大作一个校内生，是许多留学生所向往的。特别是那些遭遇经济困难的自费生，更将进入里大作为一条救助之路。在曾仲鸣和刘厚档案中，便可以看到许多校外留学生打听里大招生信息，以及请求进入里大的信件。
如一位1926年已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冶金专业学生，因学费困难，听说里大将要招考新生，便写信给刘厚自述其情况道:“弟于本年暑假，将巴黎工业专门学校……冶金工程师应习之各门功课完全毕业，计前后考得（证书）……总共十七张，再考一次可得冶金工程师，至于博士论文，可于明年结束。计算此一年生活费用，印论文及回国路费等等，预计需佛郎二万左右。若是巨款，弟个人能力实难担负。刻下借款上学，拮据情形不可言状。年来在法留学，备受辛苦”。他听说里大“遗出空额八名，于下月招补新生”，因而在信中向刘厚打听确实消息，并希望能够进入里大，以获得经济上的补助。[35]1933年，在国内已小有名气、时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兼翻译家戴望舒，在期间，因无处筹措经费，也曾向刘厚寻求帮助，希望或代请官费资助，或能够进入里大。他在写给刘厚的一封信中，述及自己为申请官费资助而请求刘厚代“为舒向中法友谊会关说”，申请资助的情况。[36]他还托一位与刘厚相熟的朋友，代其请求进入里大。这位朋友给刘厚的`信中说:“戴君窘涩日加，总以一方能成始得善后。盖戴君有欲归不得之苦。据戴君印象，似乎中法友谊会之费希望不大，是里昂方面为唯一之济舟。其情可悯，必大君子所乐施鼎力者。” [37]
但是，由于里大校内生名额有限，虽时而有学生毕业离校腾出空额，可以从校外招考补入，但需按严格的考选程序，经过中法校方管理人员会议讨论方能决定，且主要决定权在法方管理人员，所以这种补入的机会并不易得到。如里大校方在讨论戴望舒入校申请时，虽然戴氏已有译作三十余种，可谓成就优异，但法方秘书却以其中有不属其专业的作品为由而不予批准。戴望舒及其朋友对此均不服气，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为其辨解道:“以三十余种之译述，若少有几种不入系统之作，其情未不可谅，凡此皆书贾之请译者。戴君以现代南欧文学、法国近代文学为主，关于此二项者有三十之数，所余数册，虽少旁涉，皆弟[第]一流名作，国人所当知悉者。以戴君之年龄，有若许之着作，岂非一惊人之事乎？”他请求刘厚为之向法人相争，作最后的努力:“生悯其向学之诚，妄求先生为力，敢请下察微情，同俱此心，再施宠惠，为最后一步之努力。”[37]大概是由于刘厚等人的努力争取，戴望舒最终被收为里大校内生[25]。
由于里大由中法多方协同管理，故学生补入里大校额，不仅需经里大协会会议审查批准，有的还需其他有关方面的同意。如广东学额还需经广东政府方面批准。1923年因一位广东自费生申请补里大广东学额，曾仲鸣便以兼任的巴黎华法教育会名义，致函当时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内称:“兹据广东留法学生赵朴函述留学困难情形，并请转寄贵省长呈文一件。敝会查该生所叙一切确系实情，且该生并非不可造之材，只以厄于经济，无从深造。敢请贵省长本培育后进之心，准补该生为大学海外部正式学生，俾能完竟其学业，而将来得尽力于社会，不胜祷祝之至等由，并原呈一件函送到署。” 廖仲恺亲自签发公函回复，表示同意。内称:“查该生由民国十一年自费赴法勤工俭学，近因无工可作，有绝食废学之虞。据陈在法困难情形，深堪悯念。现请核补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官费生学额。既经华法教育会证明该生才堪深造，如有缺额，自可酌予补入，以宏造就。”[38] 补里大广东官费学额需经广东省长的亲自批复，足见其招选的慎重与得之不易。
但里大名额毕竟有限，除此之外，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专门针对学有所成的自费生给以官费补贴的计划，以示对本邑留学子弟的扶持。因而请里大代为申请国内官费，也成了自费生寻求官费补助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曾仲鸣档案中，便保存了不少学生或曾仲鸣起草的向国内地方政府求款函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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