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名人读书故事
读书是一种乐趣，你看过哪些名人的读书故事呢?下面带来郭敬明的名人读书故事，欢迎品读!
那个“骚年”郭敬明
郭敬明的初中班主任黄国荣，至今记得他刚入学时的样子。
新生入学，第一件事是到操场拔草。拔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按个头大小分配劳动工具。正当黄国荣组织劳动时，一个小男生拎着一把小镰刀迎面走来。他走路唰唰的，很快，挺胸抬头，那股劲头儿让黄国荣记忆至今：“当时不兴喷发胶，可是他那个头发呀，一根一根。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那个头发!”
“这郭敬明咋变了?”
1996年，郭敬明考上自贡九中。自贡九中位于这座小城的一处高地上，周围大片平房，顺着气味可以找到每一个公共厕所，操场上杂草丛生。其教学质量并不太好，入学分数线也低。
郭敬明当年升初中考试，成绩不错，九中校长殷道谦说，考其他中学没问题，但要交一笔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而按照学区划分，郭家所在小区的孩子将全部升入自贡九中，享受义务教育。考虑到这笔借读费，成绩不错的郭敬明还是选择升入九中。
入学不久，所有老师都以各自的方式记住了郭敬明。
化学老师刘晓记得，郭敬明从来不穿羽绒服，冬天戴条白色长围巾，飘然垂在膝盖下面，人群中非常打眼，“简直是一道风景”。
那时郭敬明在班级当学习委员，发作业，收作业，走路笔直。虽然他在课上很少发言，但兼任生物老师的殷道谦很快注意到了他。殷道谦说，郭敬明的随和中含着一股子狠劲。一次殷在课上讲起进化论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郭敬明课后找殷道谦，说人类社会也该这样，用战争和瘟疫淘汰一批弱者。
他以一种奇特的自律，约束着自己的初中生活。黄国荣回忆，十来岁的郭敬明从来不吃零食，从不在外面玩儿，放学立即回家。一旦成绩下滑，母亲邹慧兰必定要来找班主任“交流”。
一次“交流”时，邹慧兰含糊地说，儿子不想当班里新派给的团支部书记，还想当原来的学习委员。黄国荣有点儿诧异，从“官职”上来说，团支部书记比学习委员大，两个职位不在一个等级。邹慧兰委婉地表示，儿子觉得团支部书记手下才三四个人，学习委员就不一样了，收作业，发作业，全班的事儿都管。当时入团的同学不多，团支部书记就是个闲职。那时黄国荣才知道，因为这个，郭敬明一度对他“有点儿意见”。
那时的郭敬明已经开始写文章，偶尔会把自己满意的文章给几个“认为能交流”、“互相懂得”的朋友看。能被郭敬明挑中的人有那么四五个，多是班上的小文青。
自贡九中的语文老师张政兵喜欢他，“郭敬明儿郭敬明儿”地叫，叫过来摸他的头。黄国荣回忆说，张政兵总是顺着发型摸，从不弄乱郭敬明的小偏分。初二时郭敬明写了篇描写小商小贩的散文，张政兵特地拿给班主任黄国荣看：“小商小贩都被他写活了!”
郭敬明成名后，黄国荣找来《幻城》看，看着看着皱起眉头：“这郭敬明咋变了?咋不如初二写得好?”
说起郭敬明最近的作品，黄国荣欲言又止：“他现在的文章呢，唉，我呀，还是欣赏他初二的文章，第一，文字优美;第二，人都写活了。我说呀，他要是真想获得诺贝尔奖，还得像他初二那么写文章。”
县城文青
郭敬明后来写的《1995～2005夏至未至》大热后，大批女孩从成都、重庆赶到富顺二中，“要看看郭老师的香樟树”。
富顺二中位于自贡市下属富顺县城，距离自贡市约60里。郭敬明从1999年开始在此读高中。该校校园里有太多香樟树，究竟哪棵是“郭老师的”，连校长卢健全也很迷惑。后经校方考证，认为就是教学楼左手边的那棵。此后，这棵树被叫作“郭老师的香樟树”，常有人拍照留念。
当时卢健全是富顺二中的教务主任，对郭敬明印象很深：“他不愿意读死书，不想一本正经走高考这条路。又想搞写作，又想考个大学上着，两面都想要，很矛盾噻!”
高一第一篇作文，所有同学都按要求写了800字，郭敬明写了2000字。语文老师陈明华拿到作文，认为他超长的'篇幅是强烈表现欲的体现：“考试你要注意字数!考试这样写，阅卷老师很反感!”郭敬明点头答应，下一回，陈明华又收到一篇2000字长文，A4纸单面打印，错别字非常多，行文多用长句，赞美母爱，抒发感情。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当着全班念的时候，郭敬明语调抑扬顿挫。
当时郭敬明开始混迹于文学原创网站“榕树下”，以“第四维”的名字发表文章，并小有名气。“我所看的书很是极端，要么就是如许佳、恩雅般的安静恬淡，要么就是如苏童、安妮宝贝般的冷艳张扬，或许我天生就是个极端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富顺二中资深语文老师陈泽林，在一场考试中不声不响站在郭敬明身后，眼看他40分钟不到写完作文，“好小子!不错呀!”“小郭”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之后两年里，陈泽林对郭敬明说，课外的作文，你只要肯写，我就给你改。在郭敬明的第一本书《爱与痛的边缘》里，《我上高二了》这篇散文陈泽林足足改了一周。那时，郭敬明最爱引用的诗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正是在高二那年，郭敬明开始研究“新概念作文”。
1998年，赵长天依托《萌芽》杂志，创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于1999年举办了第一届比赛。和郭敬明同时进入高中的韩寒，连续参加了两届，并分获一、二等奖。
郭敬明也决定参加。参赛前夕，他找到陈泽林：“我要去参赛，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
陈泽林带着郭敬明在二中的湖边上一圈一圈地走。“你在意识流上下下功夫，但还是要有一个线索，不能太散。你肯定获奖，但几等奖就看你造化了。”
郭敬明得了一等奖。那是2001年，他参加了“新概念”第三届的比赛，以《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一文获得第一名。跟参加了前两届的韩寒一样，他的人生也从此开始改变。
郭敬明返校
毕业后的郭敬明第一次回富顺二中是2005年。当时他已经名声大噪，学校动用保卫部，拉起警戒线。郭敬明在二中阶梯教室办了几场讲座，座席要预订，二十余家媒体来到现场，大批学生从成都、重庆赶来。
陈泽林没去，“他们前呼后拥的，我不爱去。”他寻思一会儿，又补充道：“而且我要上课，一百多学生等我上课。”
但陈泽林夹着书在校园里走时，一辆车对面驶来，停在他面前。郭敬明从车里走出，拉住他的手：“老师，我们中午单独吃个饭。”
陈泽林带着郭敬明高中时的三篇作文手稿——《生活之象》、《净·静·境》、《清水出芙蓉》——赶赴饭局。现场围了好多人，不断有学生冲破警戒线进来，要求签名。郭敬明一一签名，偶尔回头跟陈泽林说抱歉。陈泽林说：“没事，你很忙，我退休了，我不忙，没事。”
记者们开始采访陈泽林。陪他采访的校领导对记者说：“你呀，要写出来，母校哇，对郭敬明寄予厚望。你呀，要想一下怎么表达这种厚望。”
现在，偶尔会有学生认出陈泽林：“你是郭敬明的老师!”陈泽林说“我不是”，“我不爱拿这个出来炫耀。”
“郭敬明对我很好的。”陈泽林再次提及那个饭局，“那次回来，他单独跟我吃饭，单独呀!吃了有20分钟呢。”
此后八年，两人再无联系。他与自贡九中的关系，也逐渐断掉了。只是九中的学籍卡上，还保留着他的笔迹。18年前，稚气未脱的郭敬明工工整整写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贡井区东风路34栋6楼12号。但现在，他的父母早已经搬到自贡市第二豪华的小区里了。这个地方也与他再没关系。
18年后，当出租车司机狐疑地转了又转，终于在一条窄窄的巷子口停下后，记者看到了那栋曾见证这个少年成长起来的旧楼，掩映在一群墙皮剥蚀的灰色楼群里。大楼对外界，毫不设防，漆黑狭长的楼道里，堆满杂物。楼房外面，卷起背心、露出肚子的男人们在搓着麻将，不时地，一口痰脱口而出，吐到地上。
台湾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1978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戏剧艺术时，导师告诉他和其他同学，要做艺术，就应该讲创意。但“创意”是什么?赖声川始终没明白，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张行走的床。
那是赖声川刚到伯克利大学不久后的一天。那天早上，赖声川上完一节课后，走出教室准备去另一个教室上第二节课。走廊上的人很多，赖声川随意瞄了一眼，竟然看到一张床在走廊上缓缓移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奇的赖声川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那张床其实是一个没有四肢的残疾人的轮椅。轮椅上有几个开关，还有一个后视镜。此刻，那个残疾人正躺在轮椅上，一边观察后视镜，一边用嘴巴操控几个开关，让轮椅行走。他的身边没有助理，周围也没有一个同学帮他一把。
赖声川不禁感叹：一个没了四肢的人竟然也能在这里得到教育，伯克利大学真是一个富有爱心、伟大的学校!他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却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拦住了：“你要是去帮他，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赖声川大为不解。
同学问：“如果他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会怎么回答?”
赖声川说：“我当然会说‘因为你是残障人士’啊。”
“错!”同学否定道。之后，他向赖声川讲解了伯克利的一个特殊风情：“这个城市明文规定：1.每条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门的台阶旁必须修建斜坡，以方便残障人士的轮椅出入;2.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罚款。其实，政府做这些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残疾人缺失了什么，他们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好比刚才那位同学，他虽然没了四肢，但他照样是一个人，同样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赖声川这才意识到，自己从看到那张行走的床的第一眼开始，脑子始终只印着“残疾”两个字，而忽视了躺在床上的首先是一个人。他也终于明白，伯克利大学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给了所有人平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施舍机会给残疾人。同样，对于老师说的“创意”这个词，赖声川一直只知道在心里想着这个概念，没去挖掘它真正的含义。
认识到这些之后，赖声川更加珍惜在伯克利大学的学习机会。1983年，29岁的赖声川回到台湾。此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要教学生什么?莎士比亚吗?“不，我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我要开拓一条我完全不明白的路，那就是自己的戏剧创作。”赖声川这样对自己说。
于是，他和学生们开始做实验，打造出第一个作品——《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在这个作品里，赖声川让学生们自己演自己，讲解成长经历里一些关键性的经验。1984年1月10日，台北的一个礼堂里临时搭建剧场，上演了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小作品。但就是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作品，吸引来了杨德昌、侯孝贤等著名导演的观看。看到学生们表演得那么自然，导演们惊讶于赖声川平淡而又不俗的创意。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腕导演们纷纷向赖声川抛去了橄榄枝。
就这样，赖声川和大导演们开始了合作，而这些合作，让他的创意得以无限喷发。时至今日，赖声川仍说自己的成功得益于那张行走的床：“就是那张床，让我明白创意就是要去掉固有的概念。当初，我正是一面做好一切研究，一面又放掉所有的概念，才迎来了真正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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