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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爱国故事（通用10篇）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已经发生事。或者想象故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闻一多的爱国故事，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1
闻一多，汉族，原名亦多，族名家骅，字友三。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斗士。早年以《红烛》、《死水》两部诗集着名于世;中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绩卓着，享誉海内外;后期对KMT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朽强烈不满，拍案而起，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时即进入私塾学习，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闻一多十三岁时，便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是美丽的，但恰恰是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庚子赔款办的。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似乎已注定了他要承受这种煎熬。
在这样的煎熬里，闻一多将自己沉浸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在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呼应和慰藉。他在读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种下了关心百姓疾苦的思想种子;他在品味屈原的冤郁绝望中，感受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责任和豪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远离城中心的清华园还处于平静之中。但是这个平静第二天就被打破了。5月5日清晨，悬挂在食堂门口墙上的一幅手书的岳飞的《满江红》，吸引了清华师生的眼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手抄这首诗激励清华师生的正是闻一多。
数日后，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那年5月1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朽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最后一次的讲演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一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其人生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后期，KMT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因这个特殊位置，却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KMT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施放枪炮，威胁群众，激起广大师生的无比愤慨。次日，KMT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昆明市3万学生当天举行总停止导航卡，抗议KMT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12月1日，KMT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至极，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当时的中共南方局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当日，3万人参加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路祭不断。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在安葬仪式上悲愤地指出：“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1946年6月，蒋某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KMT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当时的KMT政府加强了对国统区的统治，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昆明这座光荣绚丽的城市，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之中。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KMT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这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KMT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KMT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KMT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2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
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
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3
被称为“热情如火”的诗人闻一多，不但写了许多激昂的爱国诗，也写过不少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例如在原名《爱的风波》后改名《风波》一诗中，诗人描写 “烧的这样狂”的爱情使人惊喜，又因怕把她失去而“放声大哭”;又如，在《幻中的邂逅》一诗中，把爱情描写成为“仿佛一簇白云，濛濛漠漠，拥`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在月光里浸着”的“娉婷的模样”，把诗人扰得“辗转空床，通夜无睡”。在《贡臣》一诗中，诗人把爱情比喻为“我的王”，甘愿作她的“贡臣”，为她贡献一切。诗人“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但是，“老等，等不到你的潮头!”
在散文中，闻一多对女性、对爱情的歌颂就更加直率和坦露。1921年5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写道：“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他还说：“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这些都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
但是，现实生活却强迫闻一多接受父母之命，和一个没有“恋爱的情感”的女子结婚!
1921年底，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
原来，将近十年以前，即1912年，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名高孝贞，她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闻一多考取清华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是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便订下了娃娃亲。
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现在快毕业了，问题来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贸学美国五年!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即便回来了，也是二十七八岁了，太大了，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闻一多据理力争，无济于事，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
他在题为《十一年一月二日作》的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痛苦的心情：“……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人们讲，/本是为了滋养那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诗人甚至想到了死：“那也对啊!——死!你要来就快来，/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十一年”指的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这年1月2日，可能是他被迫回家结婚的日子。他以这一天为题写诗，大概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痛苦的一天吧!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蜜月期间，他对新娘了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结婚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应该指出，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讲话很注意分寸、礼节，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尖锐，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4
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时，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
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
说到这里，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
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闻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丰富的想象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活跃和丰富起来。一切美好的创作和创造发明都离不开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使我们的思维获得了新生。
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联觉现象”，这一现象指明了一种感觉的输入（如听音乐）会引发另一种感觉（如看到颜色）。
比如，戴维·霍克尼用彩色绘画来重现他在听音乐时所看到的颜色：拉威尔的《淋浴夜色花园》在他画中表现为黑色和粉红色的精灵、绿色的`草地、深红色的树干和深蓝色的枝叶。
还是布鲁诺说得好：“聪明睿智的特点就在于，只需看到和听到一点，就能长久地考虑和更多地理解。”让我们从“2＋5＝10000”中很好地体会这一充满哲理的名言吧！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5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了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三百五十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八元多。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儿，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6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闻一多的后辈们都清白做人，朴实做事，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研究员。无论身在何方，身处哪个岗位，他们都不忘祖辈的教导，家风、家训的传承已深入骨髓。有一次，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和夫人，回浠水参加闻一多纪念活动，夫人误将宾馆房间与自己所带茶盒一样的小盒带回了北京，发现后，闻立雕专程去邮局将茶盒寄回了宾馆，并附言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一次，一名学者前来拜访他，不小心将一把雨伞忘放在他的办公室，时隔数月，闻黎明先生辗转多次，托人将小雨伞送还那位学者手中。
正如闻一多的三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所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他用他自己的言行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7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长于诗词曲赋。闻氏家族几代同堂，家里办有私塾，家中子弟除学习《三字金》》《四书》等传统教材外，还学习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家家训要求闻家子弟清白做人，朴实做事，心地善良，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闻一多从读私塾起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一捧起书本就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他热爱祖国文化，尤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在新婚蜜月中，他也整天不出门，不是看书就是读诗、研究诗。
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闻一多每到暑假回家，他都把侄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背诗作诗。谁作得好，还给谁发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物件。
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
据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闻一多提倡“诗化吾家庭也”，只要有时间，就教妻子和孩子们学诗，用诗歌感染和熏陶家庭成员。闻一多讲诗歌出神入化，生动传情，不仅把自身融化到诗情诗景中，“而且把孩子们和夫人，有时甚至连做饭的赵妈，都吸引进去了。”至今一提起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闻一多的子女们就会倍感温馨，沉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之中。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8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味道，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正因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但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理解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正因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齐。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能够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好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9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雕刻印章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有一段时间，家里饭桌上只有一锅豆渣炖白菜，偶尔吃到一点豆腐，大家就都兴高采烈地称它做“白肉”。在昆明的那些年，闻一多先生一家不仅吃得苦，住得也很差。有一段时间，一家八口挤在普通农舍的楼上。晚上，小孩们打地铺，白天卷起铺盖，腾出地方吃饭和读书写字。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望闻一多，看到他们家的居住条件这样艰苦，不禁为之动情。闻一多却念起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冗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一多感慨地说：“教了好多年的`杜甫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境和胸怀。”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10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
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务必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那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必须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但是，在陶渊明时代，那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这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人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导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
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样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齐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这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就应重新认识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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