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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勋打造张裕葡萄酒厂的故事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张振勋打造张裕葡萄酒厂的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手起家创业：看一万元如何变成100万元
1987年5月，深圳第一家股票发行公司—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在当时，对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股票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它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甚至抱着怀疑的态度彷徨观望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刚刚离休的老干部在老同志们的再三动员下，本着对党和国家的热忱，下决心用自己毕生积累的一万元钱买下股票，为国家再做一次贡献。
那位老干部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本钱的创业，两年后，他那一万元转眼变成了十万，而且，正在朝100万元逼进。老干部吃惊之余，羞愧难当。他急忙跑到党的纪检部门问这钱是不是非法所得，接待的同志笑着告诉他，这些钱不是非法所得，而是你投资股票的正当收入。
“皇天不负苦心人”。所谓“皇天”，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精神力量的化身。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所愿：风平浪静的时候，轻如一叶小舟;等到风涛怒作的时候，也会像凌空的天马。
张弼士，别名振勋，素有中国洛克菲勒的美名，广东潮州大浦人。17岁时家乡闹灾荒，他告别家人，孤身逃荒，来到了荷属的巴城(今印尼雅加达)。
毕业实习时，张弼士特别注重观察当地和外地的经济状况，研究什么样的买卖容易获利。从买酒和税收发家后，他又拓展到垦殖业、建筑、金融、交通、矿业、商业等各个行业。他人企业全盛时期，资金达白银七八千万两，故有“苏岛富翁”之称。在张弼士的一生中，最能说明他创业的艰辛和成就的应是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办和成功。
张弼士于1892年开始筹建酒厂，一开始，他就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着手抓好原料基地的建设。几经周折，公司耗费巨资，终于1906年建成了有124个品种，占地千余亩的葡萄园。我国当时生产葡萄酒系手工操作，设备落后，难以与欧美新的生产技术相抗衡。为提高竞争能力，他注重科学技术，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
他到处物色酒师，重金聘用。几经周折，公司终于掌握了全套设备和关键技术。产品出来后，对于如何开拓市场，张弼士曾煞费了苦心，首先，他注重提高产品的信誉，其次，注意研究消费者的心理，讲究广告宣传的艺术;再次，充分利用海外华侨思念祖国、眷恋故土之情和张氏在南洋华侨中的影响，开拓国外市场，特意精制张裕酒的宣传品向华侨广为赠送。没有本钱的创业，此外，广泛结交上层人士，取得各方的支持。最后，别具特色的张裕酒，终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注意。
康有为曾为张裕公司写下了“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的诗句。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公司亲笔题赠“品香醴泉”四个大字。特别是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商品比赛会上，张裕公司的白兰地、红葡萄酒、琼瑶液和益寿浆获金质奖章，“金质白兰地”从此闻名于世。
张振勋酿酒大王的名人故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可是他太爱读书了，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有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开发的前景一定会好，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他一贯重视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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