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的成长故事

时间：2020-10-23 15:31:00 名人故事我要投稿

中国名人的成长故事

　　那么名人在举得成功的时候，他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心酸历程呢?以下内容由应届毕业生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名人的成长故事，希望能帮助到您!

中国名人的成长故事

　　奥运冠军张怡宁的成长故事

　　张怡宁四五岁的时候，正赶上播放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爱上排球的她就在家里挂了个气球苦练“晴空霹雳”。妈妈见女儿如此好动，就让她参加了业余体校乒乓球班。

　　从此，张怡宁最盼望的就是下午四点钟放学的时候。一下课，她就飞奔到体校训练，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晃悠着回家，乐此不疲。

　　9岁时，张怡宁第一次代表北京市东城区出战。她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决赛，对手是交过几次手的一个小伙伴，张怡宁从来没输给过她。前两局两人各赢一局，第三局打成15∶13，对手领先。张怡宁一下子傻了，没想到知根知底的小伙伴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张怡宁从来没打得这么辛苦过!她越想越委屈，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哭得挺伤心。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继续挥拍打球。旁边的教练都乐了：“瞧，这小姑娘，是打算用眼泪把对手打败啊!”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那个小姑娘没见过她这阵势，分了神，没能绷住那根弦儿，比分一下子让张怡宁给扳了回来。张怡宁获得了第一个冠军，还出了名——“哭”赢的。

　　扮酷的丫头

　　像很多初出茅庐的选手一样，张怡宁的心气很高，又特爱表现，一心想打精彩的球。对手越强，她打得越起劲，而面对不知名的选手，她喜欢先让球，然后再慢慢扳回。她喜欢这种力挽狂澜、后来居上的感觉，多酷呀!

　　在2000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中，中国队先是以2∶0领先对手。张怡宁是第三个出场，她一心想打些漂亮的球，赢得更精彩，结果反而不断失利，一场本没有多大悬念的比赛，却被张怡宁给打砸了。接着是奥运会预选赛，她也打得不好，结果被取消了已经获得的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

　　一下子从世界亚军的位置上跌到谷底，张怡宁感觉天都变成阴沉沉的了。苦闷彷徨之后，张怡宁静下心来，认真回想自己打球走过的路：从小打球都很顺，只凭感觉和兴趣，过于注重形式，因此忽视了许多基本的东西。张怡宁下决心从头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新人，从正手、反手这样的基本动作开始练起。那年年底去欧洲比赛，张怡宁一改过去的作风，对每场球都准备得细致充分，哪怕对手只是一个欧洲青年赛的冠军，她也严阵以待，利用一切机会去了解对手的情况。于是张怡宁一路过关斩将，直到杀入决赛和欧洲强手鲍罗斯相遇。苦战五局，张怡宁赢得了最后的冠军。国外的媒体也用“cool”来评价这个面无表情的冠军。

　　酷，不是装出来的;酷，更需要的是实力。

　　张怡宁一直坚持写训练日记，从没间断过。至今为止，她一共写了多少本日记，张怡宁自己也不记得了。每一次比赛前，她都在日记中仔细分析对手的特点，设想在形势有利时该怎么打，情况不利的时候该怎么打，遇到突然的情况又该怎么打。对一切都了然于胸，准备充分后，赛场上的张怡宁当然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了。

　　犯傻的丫头

　　张怡宁打球很仔细，其他方面却有些马虎，因此她妈妈老叫她“傻丫头”。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张怡宁在女单决赛中以4∶0的比分干净利落地取胜。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突然问道：“张怡宁，你的金牌呢?”

　　“真的，金牌呢?”

　　记者的提问把张怡宁给搞懵了。她赶紧跑回赛场去找，可是没有找到。这下可出大事了，金牌丢了!再摸摸裤兜，硬梆梆的，不是在这里吗?虚惊一场，张怡宁理了一下衣领，认真地把金牌重新挂上，在场的人都笑了。

　　还有一次在国内比赛时，张怡宁将号码布塞在裤兜里，第二天比赛前换了裤子，结果临上场才发现没有号码布，她急得不得了，赶紧借来好友刘佳的号码布，用一个曲别针别上——只用一个曲别针，这样耷拉的一个角刚好遮挡住号码。这场比赛张怡宁打得魂不守舍，既担心被裁判识破，又担心她这边比赛没打完，那边就轮到刘佳上场了。真是万幸，那边刘佳上场时，她这边的“战斗”刚好结束，还赢了这场球。原来“傻丫头”还有点傻福呢!

　　张海迪的成长故事

　　1955年，张海迪出生在山东济南。在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地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还不到6岁，小玲玲突然得病了。妈妈抱着玲玲，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等待医生的检查。看完病后，玲玲感觉到妈妈的双腿在抖动，却不知是为什么。

　　玲玲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她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玲玲，现在只能整天卧在床上。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书包上学校，玲玲幼弱的心灵，简直要被痛苦压碎了。幸好，听说了玲玲的不幸后，过去的小伙伴们常常来看她，给她讲学校里的事。

　　玲玲家住的是一座红色的三层楼房，每当她坐在窗口，向外看着那些过往小孩的身影，心里是多么羡慕啊!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而玲玲只能呆在家里，她也想去学校读书啊!

　　玲玲听到窗外传来的“我怎么忘记带伞了?唉，我的书包怎么忘了呢!心里很难过，她很想亲身感受一下与他们一起去上学的欢乐，也想感觉一下在雨中奔跑的清爽。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梦，对于玲玲来说，只能是轮椅上的梦。一天，玲玲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就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

　　尽管玲玲非常有决心，但病情却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玲玲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她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

　　对玲玲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聪明、好学的玲玲学会了很多知识。在所有功课中，玲玲最喜欢学习语文，在10岁时候就能读长篇小说了，虽然读得很辛苦，但她不气馁。她很喜欢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除了语文，玲玲对别的功课也非常用心，一点儿也不肯浪费时间。在整个童年，她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始终用心对待每一个字，每一行句子，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实现了轮椅上的梦。用玲玲自己的话说，她没有愧对自己的童年，也没有愧对那些美好的光阴。

　　在那里，张海迪度过了15年的时光，爸爸妈妈的爱，小伙伴及朋友的爱，也使张海迪更有信心面对未来。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了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知识是一笔财富。忍着病痛，刻苦学习的张海迪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凭着这笔财富，她终于自学成才，取得了成功。

　　1981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3年2月，张海迪被山东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还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1983年起，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和《丽贝卡在新学校》等英文作品，创作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绝顶》等作品，其中，《轮椅上的梦》已在日本和韩国出版。

　　1993年4月，通过发愤苦学，张海迪获得了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97年，张海迪被日本NHK选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她的事迹，从此传向世界。

　　在这些荣誉面前，张海迪并没有停止追求。虽然在轮椅上生活了漫长的44年，但在这44年来，她从未被病痛所打倒，始终艰难地向上着，绝不放弃每一分钟的努力，也没有白白度过生命的每一程。

　　今天，当我们读着张海迪写出的那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时，就能看到一颗健康的灵魂，感受到深藏在其中的，长达44年的爱。与那些不珍惜生命的正常人相比，张海迪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更加顽强，更加勤奋。对张海迪来说，知识是一种财富，但自强却是更珍贵的财富，有了它，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把爱心洒遍人间。

　　一个在黑暗与孤寂中成长的女子像一朵美丽的奇葩，用她那独特的清香为光明世界的人们打开遮掩双目的屏障，让迷失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三毛的成长故事

　　三毛本名陈平，原籍浙江定海，1943 年生于四川重庆。

　　1948 年底，举家迁居台湾。童年的三毛并未立志当一名作家，却喜爱美术，她幻想将来成为一位画家的妻子。

　　三毛小时曾读过一本《三毛流浪记》，对她影响很大，从此便沉迷于书海之中了.疯狂地爱上了文学。长大后开始写作，她不署名陈平，而以“三毛”为笔名，作为纪念。读小学、中学时，三毛的文章写得不错。在小学时，她便开始给报刊投稿了，参加学校讲演的稿子都是她亲笔写的。在初中，她还学过写诗。

　　三毛早年的人生道路是崎岖坎坷的。就读于台北某女中时，三毛对数学不感兴趣，成绩很差，老师则以此嘲讽她，好强的三毛为不受歧视，发奋用功，终于获得了好成绩。但这位老师却误为“作弊”，竟在她脸上画圈，叫她绕跑道跑，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巨大的创伤。她忍无可忍，只好逃学。她父亲得知此事后，并未责怪她，而是让她休学。

　　从13岁到20岁整整7年的时间里，三毛都是在家自学的。她的父亲陈嗣庆是一位律师，母亲终进兰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都耐心教导她。回忆往事，三毛说：“不是妈妈的熏陶，我写不出来这许多文章。”在那段不短的岁月里，三毛用功读书，孜孜不倦。她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看《红楼梦》、《水浒》……，学绘画，弹钢琴，还学会了英、日、法、德文，尤为出色的是西班牙文学。

　　20岁那年，三毛的好友鼓励她进大学求知。在得到台湾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张其昀的允诺后，三毛进该校深造。最初她学的是哲学，两年后转入新闻系。在大学读书时，她的老师读了三毛写过的一篇3万多字的文章后感动得哭了，认为三毛是他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

　　三毛出版过10多本著作，大都是散文集，其中有《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送你一匹马》、《倾城》、《我的宝贝》等。三毛还译有《兰屿之歌》、《娃娃看天下》等书。后者是1000页的西班牙漫画书。为译此书，三毛与丈夫荷西曾历时8个月，每天晚上不看电视，将门锁上，工作到深夜。

　　三毛满怀激情地把漫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挥笔成篇。她写的多是真实的事情，自称其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她还说过，“我并不是作家，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她的作品自成风格，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有人评论她的作品风格是“朴实、自然、坦率、真情”。

　　70 年代中期，三毛的作品在台湾极为畅销，一度出现过“三毛热”。有人说，三毛在台湾文坛掀起了撒哈拉沙漠的风暴，让喜爱她的读者噙着泪水，带着微笑，注视着她的足迹，从沙漠到海岛??拨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1986年她还被评为“台湾最畅销书十作家之一”。

　　一位台湾作家指出，三毛的文笔清新通俗，具有强烈的个性，这可能是她的作品特别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一位台湾心理学教授分析说，三毛将南美洲描写得那么好，事实上那儿却是战火连天，充满人间的苦闷。现实生活既然有这么多的苦闷、束缚，尤其年轻人，面对着现有制度下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家多么希望在精神上暂时舒放自由一些，逃避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恨，到处充满爱的世界。这也许是三毛文章受欢迎的原因。

　　莫言的成长故事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村里有习俗，产妇分娩时，身子下面垫着一层浮土，婴儿呱呱坠地时，就落在那层浮土上，应和“万物土中生”的道理。

　　浮土是父亲从大街上扫回来的，它是莫父与这个世界交流的第一种物质，混同着浮土里牛羊粪便、野草种子等等味道，充满了养分，似乎这浮土也滋养了莫言的笔端，滋养了他文字的繁茂生长，让他这一作家当得挺靠谱!

　　一、儿时的莫言不遭人待见，在新书《聆听宇宙的歌唱》里，他对自己总结很不客气：丑、懒、馋，不遭一大家子人待见。儿时经历混在一场国家的运动中，让家中长辈行事说话都小心翼翼，对孩子说的最多的也是：别在外面给我惹麻烦。

　　十二岁那边，莫言因为拔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后被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打。至于么?有着些许世外仙人气质的爷爷也是这么说的：“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吗!还用得着这样打?”但终究，“中农”出生的家庭让每个人在这场运动中都得小心翼翼，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莫言的童年是压抑的，压抑的童年让人想逃离。所以在选了四年兵之后，莫言终于在1976年爬上了装运新兵的车，别家孩子都与亲人流泪告别，他则雀跃如同飞出牢笼的鸟，满脑子想的都是新疆西藏、天涯海角……只是车在开了三百华里之后，停了。从高密到黄县，一路上的欣喜瞬间变成失望。雪花覆盖，来路无影。

　　莫言记得当时新兵连设置在黄县县城西北角一座叫丁家大院的豪宅里，那座豪宅在胶东半岛都赫赫有名。进去时，首先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的影壁，上面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管谟业。”“到”。“跟着班长进去。”“是”。他随着一个老兵进到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里，把背包一放，好了，莫言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虽说未能实现“天涯海角”的愿望，可“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话还是在莫言身上有了些许的应验。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吃一种口感差到要命的杂交高粱，到了这里，托后方基地农场的福，他不仅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是那种用小麦磨成的精粉!

　　他觉得，当兵还是蛮靠谱的。

　　两年匆匆而过。

　　二、从第三年开始，莫言开始给战友们上课，学习内容是三角函数的基础知识。

　　这事儿看起来蛮不靠谱!莫言没有上过多长时间的学，因为历史原因，少年时期的他不仅没有圆了大学梦，就连初中都没上完。但他的学识是有的。莫言的父亲上过私塾，因此全家人对知识文化都很重视，莫言也继承了父亲极强的自学能力，他还“自动升级”成了现在的现学现卖!

　　因为授课认真，莫言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就是等待提干。可一位领导觉得莫言刚过来，直接提干不太合适，就说要考察一年，结果考察完一年，关于战士提干有的新要求“必须进过考学，或者……”失望是当然，莫言倒是没闹什么脾气，那个年代，包括童年的记忆让他成了内敛的人，也有压抑的成分。

　　两年后，郑州工程学院在莫言所在的部队开了一个学习点，问莫言能不能当老师给学员们授课。莫言也不客气，揽下活就开始研究教材，他从三角函数老师，自己给自己换科目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照样有领导来听课，一位颇为惜才的副主任在听完莫言的讲课后还提了要求如“不要背书，要口语化”等。当时莫言已经在《莲池》等杂志有发表作品。那位副主任拿着莫言的作品就到北京总部“推荐贤良”。莫言也因此得到了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机会。

　　“这段时间”的人物经历是混乱的，局促的，可以一带而过的，但关于莫言的写作，“这段时间”又是不可或缺，使莫言得到宝贵的关于自己的反面教材并最终确定写作方向，从此，中国文坛上竖起了一面新旗，号：高密东北乡。

　　当时，他提笔想写很多东西，因为固执的认为童年是酸涩到不堪的，他在文字有意“去高密”化。“我努力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对我的诱惑，去写海洋、山峦、军营，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他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他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等等等等，脱不了泥腿子的附庸风雅，满鼻子牛屎味儿的胡编乱造!

　　莫言的这些“评价”完全出自他的《聆》，他总是喜欢把他自己逼到绝境，退无可退之时，好好修理一把，用严重的自虐倾向得到最敲打人心的语句。只是“这段时间”他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直到《白狗秋千架》的诞生，“这段时间”才被终结。

　　有一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他本是讥讽莫言，但莫言把这话当成是对自己的最高嘉奖。他扛着“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自己的文字天地里当起了开天辟地的圣者，发号施令的皇帝，先前的那些钢琴、面包、原子弹、臭狗屎、摩登女郎、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统统被他塞到高粱地里去了。“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无疑等于拍了他一记响亮的马屁。”莫言对自己身上能绑上一条高密东北乡的“破麻袋”相当高兴，“在这条破麻袋里，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处几个短篇。”

　　这么一条“破麻袋”是莫言独此一家的Logo，让他的文字有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三、时间晃晃荡荡，走到1984年，莫言圆了他的大学梦。那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恢复招生。

　　莫言的大哥在60年代初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在那个闭塞的小地方，别说是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是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小时的莫言就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听见有人压低了嗓子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了一个大学生”、“这家是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他不管听了多刺耳的话，心里也是相当的受用，有一次趁着大哥睡着了，他还偷偷把大哥的校徽摘下来别在自己胸前，小伙伴讽刺说：“是你哥考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莫言因此按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最终，因为历史原因，他的大学梦被击碎了。

　　得到消息后，莫言很兴奋，没想到37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拿着几篇作品，他就跑到军艺，一打听，人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他的小说《民间音乐》让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到了，徐先生大赞：“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补了名字进考生表里，莫言一颗心放了下来，他这些年的老师不是白当的，文化考试里虽然有点点小插曲，但最终考得第二名，伙同作文最高分，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军艺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当时军艺正大修大建，四处都是泥浆黄土，相当的接地气。莫言接着地气，在学习期写出了诸多精品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其中之一。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莫言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梦，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太阳……从起床号响起，他就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上课时，他一边听课，一边把整个梦境用笔头“勾”出来，两周后，稿子出来。他拿不定主意，甚至连算不算小说都说不上来。他把稿子拿给系里一位干事看，干事看完后很兴奋：“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徐怀中看完后还拿给自己的夫人看，结果得到女性角度的评价：“小说里那个黑孩子让我很感动。”系里更是召集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

　　1985年3月，刚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了这篇小说和座谈纪要，主编冯牧先生在华侨大厦主持召开了小说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名家参加了会议……自此，《透明的红萝卜》成了莫言的“成名作”。

　　“前年，因为编文集，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莫言的话明显有惆怅，看来不管是名家还是俗者，谈及过去，都有惆怅味道。那时的自己，可能青涩单纯、可能幼稚可笑，但满满的，都是青春!

　　军艺毕业后，他被分到一个部队，直到1997年离开部队，这些日子，他生活围绕着笔尖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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