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具有工匠精神的名人素材
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开封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
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编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
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
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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