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名人故事

宋朝的名人故事

　　宋朝大将狄青打仗的故事

　　元昊称帝反宋以后，宋仁宗抽调一批禁军到陕西去帮助防守。在这批禁军中，出现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他就是北宋名将狄青。

　　狄青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本领高强，擅长骑马射箭。他刚到陕西，还是一个低级军官。当时，将士大多胆小怕死，只有狄青艺高胆大，因此经常担任先锋。

　　狄青打仗的时候，有个特点。他每次上阵，都披头散发，脸上罩着一个铜面具。他在敌阵中往来冲杀，勇猛异常，西夏军没有一个抵挡得住，以为是天神天将下凡，因此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称他“狄天使”。

　　狄青打仗，也很有智谋。有一次，狄青率领少量军队，在泾原和西夏军作战。西夏军人数很多，狄青想，敌众我寡，如不采用奇计，无法取胜。于是，他下令军中，出战时不用弓箭，都拿刀枪，以钲(古代军队中所用的打击乐器，用铜制成)声作为号气，第一次敲钲，全军停止不动;第二次敲钲，全军退却，但仍排好阵势;钲声一停，全军转身向前，大喊大叫，向敌军冲杀过去。宋军士兵还都按照这一办法，作了演习。

　　第二天，宋军出战。他们还没有跟西夏军接战，军中第一次钲声就响了，宋军士兵全部停下来不动。第一次钲声刚过，第二次钲声又响了，宋军士兵又突然退却了。西夏士兵一向惧怕狄青，这次看了宋军的出战情况，不觉大笑说：“哪有这样的打法，谁说狄天使勇猛善战!”

　　就在这时候，宋军的钲声突然停止了，宋军将士顿时转过身来，大声喊杀，冲入西夏军阵中。敌人措手不及，乱成一团，吓得四散逃奔，很多人都自相践踏而死。这一仗，狄青以奇计制敌，取得了大胜。

　　陕西有个官员，和狄青谈论军事，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韩琦和范仲淹。

　　韩琦和范仲淹召见狄青，向他问了一些问题，觉得他确是一个人才，只是读书不多，缺少见识。

　　于是，范仲淹就劝告他说：“你如今当了将官，要多读点书才行。做将官的，不知古今，不懂兵法，只是个人之勇，怎么能为国家建立更大的功业呢?”

　　狄青听了，连连点头，便请范仲淹指点。范仲淹就拿出一部《左氏春秋》，送给狄青，要他先好好了解古代的一些战争历史。

　　狄青非常感激地接受了这部书。打这以后，他刻苦学习，读完了这部《左氏春秋》，又读完了秦、汉以来的很多兵法著作。他的军事学识更丰富了，名声也更大了。

　　他在西北的四年当中，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二十五次，身上受了八次箭伤，也为宋朝立了不少功劳。

　　宋仁宗对狄青很看重，除了提升他以外，还很想召见他。恰巧西夏军又侵犯渭州，狄青要去抗敌，不能去京城。宋仁宗只好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送到朝廷。

　　后来，北宋和西夏订立了和议，宋仁宗才把他调回京城，让他担任了马军副都指挥使。

　　狄青出身士兵。宋代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在他们脸上刺上字，再涂上墨做记号，皮肤上留下青黑色的字迹，称做面涅。狄青当过小兵，脸上也留有面涅。

　　宋仁宗召见狄青，看到他脸上的面涅，觉得跟他如今的身份很不相称，便命他敷上药，把脸上的字迹除掉。

　　狄青不同意这样做。他回答说：“陛下不问我的出身低微，按照功劳提拔我，我才有今天这样的地位。这些字迹，我愿意留着，让士兵们看了，知道应该发奋向上。”

　　宋仁宗听了，非常赞赏，对他也更加看重了。

　　西夏战事平息后不多几年，南方又出现了一个割据政权。广源州酋长侬智高起兵反宋，他攻占邕(yōng)州(今广西南宁)，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随后又一连攻下了九个州，还进犯广州。宋朝的许多守城官吏，吓得丢掉城池逃跑了。有些地方的百姓逃到山谷中避难，侬智高追到山谷中，放一把火，把避难者一齐烧死。

　　宋仁宗非常忧虑。狄青就上书朝廷，请求前去作战。第二天，狄青上朝，对宋仁宗说：“臣出身行伍，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国家。我只要带领一支精锐骑兵，再调拨一些禁军，就可以平定侬智高。”

　　宋仁宗马上任命狄青为宣抚使，率领三万人马前去。第二年，狄青攻破了邕州。侬智高逃到大理，被杀死了。

　　狄青平定侬智高割据政权，又立了大功。宋仁宗拜他为枢密使，让他掌管军权，还赏赐他一所住宅。

　　宋朝苏轼的故事

　　苏轼是个悲剧人物。他重气节、有志向。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21岁那年中进士，没想到刚刚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浪潮之中。

　　苏轼做主簿、签判一类地方官的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苏轼反对“新法”。他写了几篇文章如《商鞅论》、《拟进士廷试策》，或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或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而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则是公开的全面攻击了。

　　王安石是敬重苏轼的，认为苏轼“乃当今奇才”。虽然，苏轼和他政见不同，但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他和苏轼的交情依旧。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新王安石的人不停地在打苏轼的小报告，在王安石的耳边添油加醋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三人成虎”，王安石便也有些相信了。待皇上问“可用苏轼时”，王安石说：“如果要推行新法，就不能重用苏轼”。苏轼呢，也感到京城难呆，便再三请求外调。之后几年，他做过通判杭州、密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待王安石罢相，追求高官厚禄的投机者越来越多地混入变法派。严肃的政治斗争部分地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报复。苏轼成了其中的不幸者。谏官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弹劾，他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过了七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虽未能完全消除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但又不满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旧党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于是又请外调。到宋哲宗执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难过，一贬再贬，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海南岛，后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

　　苏轼的过错：一是在于他敢讲真话，他自称“言必中当世之过”，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苏轼才华过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他对王安石有意见，对司马光有看法，那些伺空献媚取悦，以谋荣升的小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时机已到，或说苏轼非议新法、讥蔑王安石，或说苏轼不满旧党，痛骂司马光等等。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反映道：“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皇上将信将疑，命人查办，均无所得时，轰动一时的“苏案”才算了结。可惜，苏轼无辜蒙冤，闭门待罪，心有怨气而无可奈何。

　　苏轼才高德重，却不善走“钢丝”，那样为求活而求活，对他来说很难活着，就算勉强活着，也会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值得。

　　生命，有相同的开端和相同的归宿，不尽相同的是生命的过程。这其中，有崇高、有伟大、有卑劣、有渺少……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私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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