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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的奋斗：我只能靠自己
包括她自己曾供职的《华尔街日报》在内，媒体接连刊发的关于中国“血汗工厂”的报道，令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对那些打拼在产业链末端的人们产生了强烈好奇。“他们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寥寥。我怀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许情况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她说。
2004年，张彤禾来到了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城市东莞一探究竟。自那以后的三年，她频繁来到这座城市追寻那些打工女孩的足迹，与她们共同生活，建立友谊。这段经历让她对女孩们有了深切的理解，也让她相信自己发现了超越时间和地点的人的故事。
由东莞打工女孩的工作与生活延伸开去，张彤禾发现了广阔的世界：全球制造业的周期性变化、尴尬运作的婚姻俱乐部、号称改变命运的培训学校、各色人物汇聚的夜总会、未必可笑的励志宣讲会等。打工女孩们被这些她们曾经闻所未闻的新事物簇拥着、裹挟着一起奔向期许中更好的未来。“我只有靠自己”成为普遍的信仰，女孩们奋力向上攀爬，谎言成为行为规范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被普遍接受。
张彤禾笔下的这些打工女孩们的故事，很容易令身处其他阶层的年轻人产生共鸣，“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张彤禾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律师朋友说，“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和我们一样。”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于2007年在美国出版。她说：“当时，美国读者只是看到了为她们制作手袋和鞋的人的面目。”近日，《打工女孩》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群体的境遇关乎中国城市化的逻辑。
与著有《江城》、《寻路中国》等纪实类书籍的丈夫何伟一样，张彤禾也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转型期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她“只是对农民工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不是纠缠于那些更有话题性的有关中国的内容，也由此让打工女孩们从春运大军中面目模糊的一分子，以及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中并非主观选择的刻板存在中解脱，还原了她们平凡生活中蕴藏的充满变革力量与震撼效应的故事。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张彤禾说：“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我只是一个记者，只希望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用吸引人的方式。”在自己的书中，她避免作出学理层面的归纳，也与政策建议丝毫无涉。张彤禾对自己写作立场的阐明，很大程度上也回应了读者对她笔下个案代表性的质疑。
靠自己
《打工女孩》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是伍春明。“个性强，有上进心是春明的特点。”张彤禾说。正是凭借强烈的信念，春明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最初流水线上的女工、文员，成为公司的明星人物、小企业主。虽然几经波折，但在张彤禾看来，春明越发自信和沉着。在以奔驰汽车计算一切的城市里，她得以挣脱，“形成了她个人的道德标准”。这令张彤禾颇为惊讶。
1993年，18岁的伍春明来到东莞，不久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起初她记下激励自己的话语，后来变成了职业成功的规则。伍春明的日记让张彤禾看到了她人生轨迹与内心动力间的呼应。
“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对不是为了这两三百块钱一个月，这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我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
伍春明在日记里曾这样写。
“她上进心实在很强，最怕原地踏步。很多事情她都按照着日记中所规划的在实行。当然也有没有实现的，有些事对她来说太难了。比如，她要拿到大学毕业证的事。”
“我只能靠自己”，出现在伍春明日记里的这句话在书中反复出现。“数不清的打工者都对我说这句话，那么强烈。所以，我希望读者也能感受到。”张彤禾说，“这句话差不多是东莞的规则，在那里，每个人都只是他自己。”
“东莞的打工者中，有上进心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大环境如此。在打工者的世界，成功学的课程和书籍对他们的生活太重要了。”张彤禾告诉记者，她遇到很多打工者都在看励志书、在接受培训。打工者们的生活引领着张彤禾去寻找书籍和培训机构背后的意涵。成功学书籍里，培训机构的课程中，充斥着偏执却不无效用的言辞、激进而相互矛盾却颇有市场的理论。在那里，“成功”是一种信仰，金钱是它的度量，而道德则几乎不被提及。
“他们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剂。”张彤禾采访的一位“成功学作家”说。
流动
作为珠三角制造业之都，东莞有着“世界工厂”的名号，亦被贴上“血汗工厂”、“性都”的标签。2004年张彤禾到那里的时候，距珠三角大规模民工荒出现还有6年时间，全球金融危机也尚未来到。那时的东莞被打工者视为赚钱的乐土。
张彤禾笔下的东莞浮躁混乱，工人们家乡的规则与秩序在这里已不适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拿着低于当地最低标准的工资，工作时间却常常超过每周49个小时。对于那些怀着野心进城打工的姑娘们来说，“跳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作家写道。
“这个世界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书中，张彤禾有意识地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个具有东莞属性的现象。”她在上海如是说。张彤禾与不计其数的打工女孩交谈过，了解了很多故事。“但能够保持长时间联系的只有寥寥几人。” 《打工女孩》的主角吕清敏与伍春明是其中的两个。“敏是勇气和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张彤禾与吕清敏一起回过农村老家，目睹了吕清敏故乡和家庭的情况。“如果她在外面读书和打工，又回到老家，亲友大都会将此看成是一种失败。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让她们想要在城里做到最好，来证明自己。”谈及那段回乡经历，张彤禾说，“她们与家庭的关系依然很好，但不会答应家里的一切要求。”吕清敏在获得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后，凭借对家人的经济支持获得了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可以不容置疑地否定父亲的经商计划。
张彤禾说：“她们不会回到农村，有些非常能干的就在一线城市发展。不是那么能干的也许回到老家的城镇，反正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她认为，“这一代的打工者条件更好了，要求也更高了。”
吕清敏与伍春明背后，是如今已达2.5亿之巨的农民工群体。过去20多年，他们是国家变革的根基。张彤禾书中描绘的年轻女孩外出打工时年仅十几岁，心态也已与此前的农民工迥然不同。中国社会轰轰烈烈的“个体化”进程中，她们拥有更多的“自我”。
质疑
“春明的故事确有些类似于过去的美国梦。”张彤禾对记者说。她站在女孩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发现她们确实通过努力得到了很多，而并非如很多报道描述的那样境遇窘迫。
但张彤禾笔下的打工女孩们的故事也遭到一些读者的质疑，质疑大都集中于对这些女孩所获得的机会的描述是否太过于乐观? 这些人对于整个群体来说有多大代表性?张彤禾坦言，这个问题也被海外读者问到过，而在中国，则“关乎身边的群体，因而关注尤甚”。
在北京的一次对谈中，艺术策展人欧宁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受益者的观点与他的经验和观察并不一致。欧宁的妹妹上世纪80年代进城打工，他说：“最后她们这个群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但是你书里的春明可能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例子。”
张彤禾对此的回应，涉及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我觉得，打工者一代代很不一样。像第一代，你(欧宁)的妹妹，那时候出去的人真的是探险。”张彤禾认为，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80后、90后的打工者在生活节奏上和城市人趋同，“她的家人是农民，但她却没耕过田。”她们追求的东西更多。
写作《打工女孩》之前，张彤禾曾经阅读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对学者进行了采访。“这些报告让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很片面的、很边缘化的现象，而是比较主流的。我就接着做下去。”张彤禾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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