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须调整就业观 求职不只是薪酬问题
大学生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带来的风险在于，国家、个人的教育投资和企业的需求都不能满足。这对中国将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都阳为中国就业市场的奇怪现象所吸引。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鳞次栉比的民企承担着全球分工中的世界工厂角色，它们对劳动力需求强劲，吸纳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向工厂转移。至少在2003年之前，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仍在厂房外等待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看起来还是无限供给的局势。然而2003年之后，民营老板突然发现，厂房外面等待进入的身影消失了。2004年，2005年，2006年，有的老板拿到了更多的订单，却不敢上马新的生产线，因为招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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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从渐露苗头到“荒成一片”的三年，正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三年。浙江生产玩具的民企老板因为人手不够，面对欧美圣诞订单一筹莫展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正为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转战南北，他们散布在为找工作而租下的“十元房”内，同样一筹莫展。
两个就业市场的行情如此高度悖反，让人如同置身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
当都阳开始关注“民工荒”的时候，他在农村的调查发现，青壮年们并没有返乡，劳动力紧张似乎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需的拐点即将出现：“当中国新增人口下降，新增的GDP却保持增长时，新增劳动力会出现短缺。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说，2006年中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其后处于递减趋势，到“十一五”末期，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800万人。”都阳说，“整个‘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关系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以前的产业结构和就业弹性也会发生变化，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升的情况。”
对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都阳的发现是，“中国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高层次、正规的，另一个是次一级、非正规的。农民工大都进入后者，大学生则要求进入前者。‘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除了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不同，也反映出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分裂。”
习惯上，中国人将这两级劳动力市场区别称呼为：人才市场(正规、较高层次)和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次级)。根据调查，2006年大学生薪资期望值(月薪1000元)甚至低于农民工的期望值(月薪1100元)，但这并没有促使大学生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竞争职位。
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中国的分裂更为显眼：有行业、职业之间的分割，地域、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单位所有制之间的分割。经济学将分裂的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难解释为：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舆论似乎都倾向于说服“大众教育”时代的大学生们放下身段。倡言扩招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就说，大学生“就业难”，是继国企“阵痛”后，改革带给高等教育的“阵痛”。大学毕业生必须调整就业观和就业期望值，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
都阳也字斟句酌地表示了他对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保留态度：“劳动力短缺现象与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并存，让人不知道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到底能严重到什么程度。”
分裂的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现实的障碍，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东茅曾提出三种缓解问题的思路：按照工资竞争理论，降低毕业生工资水平促进就业；按照工作分层理论，促使毕业生接受较低层次就业市场提供的工作；根据工作竞争理论，降低毕业生对工作的期望值。但他承认，要打破两个劳动力市场间的间隔，尚属难事。
在中国，“第一次就业将影响一个人终身的职业发展轨迹。因此，高校毕业生对自己的初次就业非常谨慎，通常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就业，他们担心一旦在这些地方就业将很难再回到东中部和城市；他们也对集体、私营单位和个体单位多存戒心，因为这些单位不能像国有单位一样解决户口、干部身份、职称、保险等问题，一旦将来想离开这些单位到国有单位就业将有诸多困难。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毕业生的这些担心并非没有原因。因此，只有打破各种人为的制度造成的隔离，使毕业生就业之后仍然拥有择业的机会和自由，才会促使更多的毕业生敢于接受合同制的、临时性的工作，才会敢于到西部、农村及最需要人才的中小企业和民营单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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