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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就业歧视缺乏法律定义
就业性别歧视
缺乏法律定义
据记者了解，目前就业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仍旧更多地集中在女性身上。女性的生理特点，因婚姻和孕育而产生的抚育幼儿、照顾家庭等问题，是用人单位怕要女性的主要理由。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负责人表示，企业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理念上的“道德关怀”。
对于就业性别歧视，许多女性求职者表现出矛盾心理。一方面，她们认为企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青睐于招募男性有一定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很不公平。西北大学的白同学说，女性承担了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职责，是对全社会的贡献，应当在女性就业中给予政策倾斜。除了一些需要强体力劳动的岗位之外，大部分工作男女的差别并不大，女性一样可以胜任很多工作，甚至要优于男性。不应当从起点处就设置障碍，让女性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西北工业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研究中心主任郭慧敏教授表示，改革开放后，国有、集体企业将原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剥离，作为女性就业保障的单位幼儿入托等福利均已市场化，从而将女性所承担的生育和家庭照料的责任成本完全转嫁给企业，加大了女性的就业成本。
当前，我国虽然在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中明确了男女平等就业原则，但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法律并没有对就业歧视作出界定，对举证责任的负担和歧视实施者的责任形式等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无法实现对劳动者的保护。
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监察范围
郭慧敏建议，通过定义性别歧视尤其是就业性别歧视，逐步消除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法律概念需要明确化，具体化，才具有操作性。如英国将性别歧视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等多个层次，并对之加以明确界定。只有详细规定了歧视的构成要件，才能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要梳理其他法律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之间的关系，制定就业促进法的实施细则，使就业性别歧视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
郭慧敏表示，在市场本身无法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必要时应当给予企业和女性一定补偿。郭慧敏说，北欧一些国家采用的是中性性别政策，如男人也要休产假，承担起育儿的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男女之间的差异，降低了女性的求职成本。
陕西省妇联在政协陕西省十届四次会议上提交的一份提案上建议，劳动行政部门应拓展延伸职能，将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纳入监督和管理范围，有效监管就业市场，及时纠正和查处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和违法行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李亚娟表示，当前，招聘广告中的性别歧视存在普遍，但是由工商部门主导的广告审查往往只是审查其真实性和合法性，违反就业促进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内容并没有被纳入审查范围。政府应发布文件，将之纳入审查范围，杜绝这种公开歧视。应当以能力来决定岗位，而非用性别加以区分。
郭慧敏表示，《就业促进法》第62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为劳动者遭遇歧视时可以进行司法救济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起完全因就业性别歧视而引发的案件。应当将法定的权利变成女性社会生活中的权利，设计诉讼或仲裁程序，提高性别歧视案件的司法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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