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做义工？
公司中越来越多地听到大家在讨论去过哪里的福利院，看过哪里的养老院，帮助了哪里的山区孩子……义工或者说志愿者正在从陌生变得熟悉，从遥远变得触手可及、亲身经历。在做这期选题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是世界心理健康日，而马上就要到来的11月16日是国际宽容日，紧接着就是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这些特殊日子的时间性并不重要，如果这些时间符号能引发我们对自我、对他人、对工作所需的宽容思考、健康行动，才是真正重要而且有意义的。正如安南在国际志愿者日曾经说过的那样，"每天，数百万志愿人员都在昭示世人：尽管存在各种问题——尽管存在贫穷和仇恨，尽管有人冷漠，尽管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似乎难以应对——但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同时，使自己更美好。
WHY：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义工？
WHAT：义工是份什么工？
WHEN：做义工该怎么选时机？
WHO：谁在做义工？
WHERE：去哪儿找义工机会？
WHY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义工？
周末，从义工开始
文/杨澍
"义工"成为精英意识逐步成长中最自然的需求，它也代表了一个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精英"不再只是对既定的社会地位、财富地位的追逐和描述，也不再只集中于个人从生活方式到享乐方式的变迁，"社会精英"越来越回归了其根源和本意，直指个人与社会所发生的真实联系。
10月12日，星期日，上午8点。时间有点晚了，阿岩打车匆匆来到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福寿老年公寓，今天是义工活动的日子。虽然活动8点半才开始，但是作为北京义工联朝阳片区的带队义工，阿岩要早到一点，见见新加入的义工。活动开始前，阿岩都有一个1小时左右的情况介绍，内容也包括义工服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帮助老人的技巧，这份工作阿岩已经坚持了两年。
阿岩在医药企业工作，跟所有人一样，周一到周五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不同的是每天晚上她都会在QQ群里和其他义工们讨论这个周末义工活动的组织准备情况，到义工联网站的论坛里发帖子，"我们的会长工作更忙，不过大家对义工的工作都特别认真，你上我们论坛就可以看到他昨晚上1点多发的帖子".接受采访的阿岩很"低调"，虽然作为义工联的骨干，肩负着不少的工作，她还是希望记者多和义工联会长聊聊，而自己只是在做一些普通的事情。
现在像阿岩这样的义工越来越多，他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参与到义工活动中，安安静静做平平凡凡的事，时间成本、辛苦、回报在这里都不重要，如果换成加班，情况可能截然不同。"也是偶然的机会让我参加到义工队伍里，开始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始终相信，做义工是一份行动先于理解的工作，只有你做了，你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发现自己的成长。其他至于宣传也好、号召也好，作用很有限。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成员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参与方式也是让大家先做做看，有心就'空降'一次，至于第二次，我想很多人不会拒绝，至少我是这样的。"北京义工联一直都保持着"线上联络"的传统，通过义工联的网站发布每次活动的通告，"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参加，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门户大开，欢迎所有的人。所以每次活动可能都有"空降"的新义工，每个周日我都带着期待来到这里。"阿岩说。和阿岩一样，现在参加义工或者志愿者活动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大学生，有着日常工作、甚至非常繁忙的负责管理工作的白领的比例正在逐渐增加。
在参加过一次活动之后，很多人就加入义工联的QQ群，10多个群分不同的片区、不同的岗位，有儿童组、老人组、文艺组，根据个人喜好、兴趣、特长自由选择，义工联里的义工们也都以各自的网名相称，海盗、向日葵、葵花籽，开会的时候响成一片，经常听到"原来谁谁谁就是你啊"的感叹。"QQ群是我们联络的重要工具，我们义工联的管理部门-协调组的每周例会也是通过它来完成，大家平时都很忙，这样做效率会高一点。"
从精英到精英义工
截止到2007年12月5日，按照《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注册的志愿者达到2511万名，而比起实际情况，这个统计还相当保守。"我们现在只有200名注册义工，实际参与人数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很多人不在册，但是一样在做。义工证多少代表一种荣誉，可以统计你的服务时间，根据时间确定义工的星级评定，不过各地区标准不一，到了另一个地方，服务时间的统计可能就接不上，所以也有人并不在乎这个，做了就好。"北京义工联会长朱为孺说。而如果按照中国志愿者协会的统计，中国2007年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至于2008年中国所经历的奥运会、残奥会和"5.12"大地震，更是将这个数字进行了双位数的增长。
当然，这些数字和发达国家的比例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在美国，这一比例为30％～40％。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志愿活动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占相当大比例，且志愿服务的科技含量高，许多志愿者终身从事志愿服务。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着信仰引导和宗教的作用，但是另一种现实是在美国的中小学中，志愿服务是必修课程，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习惯是从教育中养成，并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更多的美国人在成年以后，无论是著名教授还是富商、公务人员，业余时间几乎都在社区做志愿者，而且越是有学问、有金钱、有身份的人，志愿服务做得越大，既所谓的"精英义工".事实上，在近代西方的传统中，精英阶层一直也都被视作"领导者阶层"，正因为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多，才真正彰显其领导力和普遍的示范性作用。或者换句话说，西方社会中精英的起源就是从社会服务中来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仅2004到2005学年，全美就有330万16至24岁的大学生正在做义工，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有46%坚持做义工，而在同年龄层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中，则只有21%的人做义工，还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是否做义工"已然成为"是否接受过大学精英教育"的一项基本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职业精英正在作为新兴的精英阶层不断扩大，从最近的趋势可以看到，"义工"是他们在精英意识的逐步成长中最自然的需求，它也代表了一个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精英"不再只是对既定的社会地位、财富地位的追逐和描述，也不再只集中于个人从生活方式到享乐方式的变迁，"社会精英"越来越回归了其根源和本意，直指个人与社会所发生的真实联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个人是如何完成与其社会地位相应的责任担当。虽然形成一种良性的精英文化和精英价值理念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恰恰是从义工开始，精英群体将不断承担各类更广泛的社会职责、完成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的真实磨合，也最终促成自身的反思和全面进益。
在做这期选题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是世界心理健康日，而马上就要到来的11月16日是国际宽容日，紧随其后的是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其实这些特殊日子的时间性并不重要，唯有其特殊涵义如果能够引发我们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所需要的宽容思考、健康行动，才是真正重要而且有意义的。
WHAT 义工是份什么工？
无障碍信息传递
文/杨澍 摄影/江浩
在电影《天使爱美丽》里，艾米莉顺手搀住一位过马路的盲人走过街道，带着盲人在街道悠闲漫步，解说沿路的风景，在金黄色的光线中，两个人脸上洋溢着暖暖的笑容。我们带着感动，对举手之劳展开轻松惬意的想象，而对于大伟来说，给盲人讲电影不是谁都能干的松快活儿。"我们要做的是带给盲人无障碍的信息传递。什么是无障碍的信息传递？就是客观真实地描述画面的同时，传达电影包含的正确意义。"
大伟的"电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处四合院，与鼓楼那边的东大街相比，这里安静很多，和普通四合院相比，院子里铺着盲道。每个周末都会有盲人朋友走进大伟的电影院看电影。配合电影情节，大伟同步讲述电影画面，盲友们一边听着电影的对白、音效，一边听大伟的解说，一幅电影画卷就这样展开。那么多的声音，会不会太吵了？会混淆吗？"不会，盲友的听力十分敏锐，不会混乱。"大伟说。说是影院，场地实在有限，最多不过能容纳三四十人的房间，还摆放着视听设备、陈列着义工捐赠的影碟、为了辅助讲电影而准备的各种道具。每个周六的早晨，大伟就在这个有点局促的环境里，在盲友们的簇拥下，带着耳麦，开始他们的电影之旅。
"看"电影补充盲人的心灵
年过50的大伟搞过装潢设计、干过摄影美工、开过公司，后来又当上电视剧制片人，因为与妻子一起拍摄关于盲人的公益纪录片，让夫妇二人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为盲人讲电影的构思来自一次"意外".几年前，大伟夫妇和一位盲友在家里看电影《终结者》，"一时兴起，我一边念对白，一边解说电影画面，电影讲完我自己累够呛，朋友却激动地抱起我在地上转了两圈。"盲友的反应让大伟感到有些意外，一次无心插柳的尝试，"终结者"变成了大伟的"启示录".他开始搜集各种影片，对着画面、场景、情节进行研究，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视觉信息用最形象化的语言、盲友最需要的语言讲述出来。
盲人因为长期没有视觉，连带也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判断能力，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机会被大大缩小，久而久之，失去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在大伟看来，电影对于盲友们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我希望透过讲电影的方式，尽量弥补盲人因为视觉障碍带来的对于社会理解、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不足，提高他们的心灵质量和生活质量。电影涵盖的东西很多，浓缩的东西也很多，有高楼大厦、飞行、爆炸、动作等视觉现象，都是他们平时生活中不能用手来触摸的，通过讲述人的语言描述，他们就能对应实际生活，建立声音与视觉的关系，了解空间和景物的状态。这不仅欣赏了电影艺术，也对环境和生活有了深刻理解，这对他们参与社会生活都非常重要。"其实现在的情况已经比刚开始讲电影的时候好很多，长期听电影已经让盲友熟悉了很多电影中的概念，比如镜头的推、拉、摇、移是什么。大伟最初是找来一台真正的摄影机，让盲友用触摸的方式了解所谓"镜头感"的。"很多盲人对电影中可能出现的东西接触比较少，他们了解的仅限于自己身边触手可及、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电影的内容那么丰富，讲电影之前要找些模型，给他们摸一摸，了解之后才能开始讲。"通过"看"电影，盲人在完成一次知识普及，而讲述人则是他们的'老师。
大伟很重视每部电影讲完以后的结束语，像是一段感悟，也像一段总结。"有时候结束语想不好，我宁可放下来，过一会儿再听，接着想。每次我会尽量挖掘影片的深意。比如说：《东京审判》，我在最后就说：面对失败，日本战犯用死来维护自己的脸面，虽然做得很拙劣，但是它把一个尊严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不仅是一场审判，也是一场战争。战争磨灭了人的尊严，把人的尊严降到最低。我们要捍卫和平，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明眼人能在瞬间获取大量信息，从而调整和改变思想，甚至因此而获得新的灵感，而盲人常常是靠有限的信息进行主观的臆想来理解事物，"很多盲人对社会、对他人是带有偏见的。他们依赖社会，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帮助，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有时也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通过像《东京审判》这样的电影，把里面的深意挖掘出来，为他们补上心灵的一课是很重要的。"大伟把讲电影看做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对讲述人来说是对语言技巧、美学体验的训练，"讲电影作为视觉传递并不难，难在文化传递。一个作品的好与不好，重要的是它包含的文化意义，而压力就在于你是否能够传达正确的文化信息。跟做导演一样，你总想超越，总想讲得更深入一些，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讲"电影完善正常人的精神
2003年7月，大伟夫妇成立了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一个民间非营利性机构，专门为视障人提供媒体制作技能培训和提供无障碍信息传播服务。在红丹丹的名下有很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盲人集体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中国第一个为盲人讲述电影的《心目影院》以及盲人广播职业创新培训和残障人参与式公民意识培训等公益项目。拿《心目影院》来说，几年来播放电影200多场，观众人数达5000多人次。
为盲人讲电影的活动吸引了很多有志做义工的人。很多人与红丹丹联系，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电影讲述人。"从技术上说，给盲人讲电影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你有意愿，有挑战自己口才的决心，加上认真的态度，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但事实上能讲电影的义工很少。当选择好影片后，讲述人至少要把影片看上三遍，直到你熟悉影片的每一个情节和镜头的意义。很多人都由于时间的原因，不能够好好地准备一部电影，一有事情就耽搁下来了。我们有一位义工，尝试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能够讲完。"采访中碰巧遇到中央二套《交换空间》主持人徐涛来为盲友讲《云水谣》。徐涛谈到讲电影的体会时说："之前我看了一遍电影，想象自己是个盲人的话，我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自己琢磨了一下。我没有挑国外的大片是因为历史背景、人物线索、片名都不容易说清楚，画面会很复杂，所以我想找一个故事线索清晰的、能打动人的，画面还比较优美，节奏不能太快的片子。一开始我想讲一个伊朗片子《小鞋子》，影片很美，不过人物对白太少，就没讲。"为了体会盲人的感受，大伟曾经蒙上双眼，在夫人郑晓洁的搀扶下在地安门一带转悠了好几天。"如果你没有真正体会过黑暗，你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很多画面信息是被我们过滤掉的，对于正常人，很多画面可能只是一个镜头的跳转，但是对于盲人来说，这样一个无声画面的缺失可能就影响到他对电影、故事情节的理解。大伟说："我们要做的是带给盲人无障碍的信息传递。什么是无障碍的信息传递？就是在客观真实地描述画面的同时，传达电影包含的正确意义。"徐涛讲《云水谣》时就遇到这样的难题，情节很关键的时候，画面太快，还不能耽误后面的内容。影片本身场景转换比较多，大陆、美国、台湾，听的人很容易混淆，需要很多话来说明，为了不影响大家看电影，语言必须清晰概括。"所以我说为盲人讲电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不仅是要琢磨电影，还要琢磨盲人。什么是他们已经明白的概念，什么是你需要讲解的概念，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设计讲词。已经明白的可以直接说出来，不明白的你还得加快几步做个解释，整个讲述的节奏都是你在准备过程中需要设计的，这需要长时间坚持训练。"大伟说。
除了讲电影，大伟希望为义工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让他们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到服务中来。"我们正在建设语音阅读室，希望能让义工参与到制作语音读物的活动中，为盲友朗读文学作品。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紧接着12月5日就是国际志愿者日，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氛围都需要我们作为一个NPO组织让自己的服务能够有可持续性。对于红丹丹来说就是始终为盲友提供服务，为更多热心的义工提供服务的机会。"
你知道如何与盲人打交道吗？
在生活中，总会碰到需要我们帮助的盲人，但我们常常不知所措，甚至有点笨拙，这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他们，也缺乏一些技巧。如果你想与他们沟通，成为他的朋友，请参考以下的建议。
一、你知道怎样与盲人交流吗？
1.谈话时，请先向他打招呼或自我介绍，要是记不起他的名字，可轻碰他的手，让他知道您要跟他说话，除非有意外情况，应避免突然或用力的身体接触。
2.与他交谈，不需要经第三者传话，也无须特别提高音量，只要清楚地直接表达即可。完全靠动作来传达意图不可取，要尽量少用手势。
3.当遇到"看"或"瞧"等字眼时，不必因忌讳而回避，因为没有更贴切的字眼可用来替代。当然，最好尽量避免使用带"瞎"字的口头语。
4.指示方向时，应避免说"这边"、"那边"等含糊的方位词，更不要混淆左右方向，当您面对着他时，请以他的左右为方位。
5.当说话完毕，您应告诉他您要离去，要是他不知道您已离去而还继续说话，将会让他感到尴尬。
6.尽可能多向他解释您所看到的一切；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某件新鲜物品；不断告诉周围环境（人和物）发生的变化。
7.当您与他外出时，在途中向他介绍描述沿途环境，使他也可获得感受，并且认识路线和周围境况。
二、你知道怎样引领盲人走路吗？
1.引领行走时，应先轻碰他的手，让他知道您在他的哪一侧。让他握或挽着您的手臂，请他站后半步跟着您前行，千万不要抓着他的手臂、盲杖或衣服，硬拉着或推他行走。
2.上下楼梯时，应先让他与您平排站立。当您踏上或踏下一级时，他可通过您手臂感觉到上下的动作，知道是上还是下。他始终位于您的身后，您和他始终应相隔一级的距离。
3.过狭窄通路时，应把您的手臂弯曲放在身后（腰部），让他握住您的手腕，走在您身后，并同您形成一条线。当需要向回走时，先进行语言提示，然后向对方转身，盲人另一只手抓住您的另一侧胳膊肘后，向您的身后退半步。
4.通过一扇门时，应让他位于门合叶一侧，并且告诉他是向内推，还是向外拉。
5.引领坐下时，不要用力把他推到椅子上，应把他的手放在椅背上，他便可顺着椅背向下找到入座的位置。
6.当他乘坐升降电梯时，请您用3、4中的技巧。
三、请你多了解一些与盲人交往的注意事项
1.尽量多地告知对方关于您的信息，使他产生信任和安全感。做他的眼睛，不要做他的手。等待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有所倚靠。
2.来到或离开盲人身旁时，一定要有声音提示。有盲人的地方，应尽量保持安静，因盲人需要靠听觉来辨别和认识周围环境。
3.对于盲人正在做的事，要顾及他的感受，不要强行制止，应给予适当地帮助。如果他做一些古怪的动作，例如不停摇头、晃动身体，这是很正常的，千万不要议论或取笑。
4.用餐时，请用公筷夹菜到盲人盘中，报菜名，勿夹菜过多。若要指示食物的位置，除了用左右东南西北等方位词外，也可用时钟方位表示。敬酒碰杯时，应主动迎上去。倒饮料时，不要将杯子盛得太满，因为这样容易造成饮料倾酒。
以上内容由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提供
1992年10月14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12月3日为"国际残疾人日".联大的这一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通力合作，开展有关残疾人的活动，以改善残疾人的状况。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国际残疾人日致辞
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重点是残疾人获得体面工作的目标，残疾人日还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有机会在自由、公平、安全和有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生产性就业。
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残疾人都被剥夺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各种估计表明，发达国家所有残疾人中的至少一半、发展中国家残疾人中的绝大多数均无业。大多数其他残疾人未充分就业，或永远没有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这种情况令人遗憾。
残疾人有能力在劳动队伍中以雇员、企业家和雇主身份作出宝贵贡献。但是，他们面临着阻挠其实现潜力的众多障碍。在人生的早期阶段，他们遇到获得教育或掌握可就业技能方面的困难。长大后，由于对其能力的担心和偏见，他们被剥夺了其他人享有的工作机会。难以出入的工作场所、明确和暗含的歧视性立法和做法以及不利的工作条件形成了额外的障碍。然而，只要一有机会，残疾人就会证明他们作为具有生产力的劳动队伍成员的价值。越来越多的雇主逐渐认识到雇用残疾人是明智之举。工作场所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也给残疾人寻找体面工作带来了新的渠道。
值此国际日之际，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争取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我们发誓，将确保残疾人充分参与其社区生活。
2007年12月3日
中国义工组织：如何让第四个轮子转起来？
文/杨澍
面对义工的高流失率，义工组织应该提供更多的诱因留住义工。
与很多公益组织的活动与社会影响力相比，北京义工联"低调"很多。北京义工联成立于2006年5月，2007年9月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注册登记，是一个以向孤寡老人、临终患者、孤儿、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服务为主的民间纯公益团体。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作为一个民间义工组织，北京义工联婉拒了很多企业的赞助。北京义工联会长朱为孺说："最初创办义工联的时候，就是想创造一个纯粹做义工服务的集体。我们的网站也不愿意成为商家做软广告的平台，不会牺牲团队的公信力来换取经费。我们给社会的捐款都来自义工自己，也有组织希望把我们的组织拉过去，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朝阳区的福寿公寓、石景山养老院和河北廊坊的爱心学校。"对于未来的发展，朱为孺表示因为人员、经费和组织形式的限制，摊子不能铺得太大，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提高现在的义工服务质量。
北京义工联遇到的问题是义工的大量流失。"很多人来过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来了，每次活动参加人数差距也比较大，有时候三四十人，有时候一百多人，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不过对于义工的流失，朱为孺抱有平常心。"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愿意参与就是好事。其实参与过义工联活动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宣传的人，当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我们义工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可能就会为我们补充新的血液。我们的义工人数始终在增加，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义工服务的推展过程，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让曾经参与义工服务的人继续他的义工生涯。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台湾，只有六七成的民众持续、规律地参与义工服务，换句话说，每年义工服务人口以33％的高比例流失。面对这样的趋势，不仅国家应该制订更多鼓励性的义工参与政策，民间团体也应该提供更多的诱因留住义工，让义工可以发展持续性及长期的义工生涯规划。朱为孺在义工联提倡"快乐义工"的精神。"鼓励参与的义工自己组织联谊、聚餐的活动，这样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不仅仅是为社会服务的志愿，还有作为一个集体的感情。"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Executive Leadership Institute教授Marcus Ingle提出义工组织留住人的关键在于"人的关系"，更具体来说，组织如何经营与义工的关系，将是留住义工的重要关键。有效留住义工的策略必须涵盖6个向面：1.给予适时及中肯回馈：针对义工表现给予义工适时的回馈及肯定；2.创造快乐及有趣的工作环境：创造一个有趣好玩的工作环境，让义工在参与过程找到乐趣，快乐参与；3.持续不断的成长：为义工提供一个持续不断成长的环境，包含持续的教育训练、工作历练或发展领导统御等；4.与义工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义工不仅是工作好伙伴，也是生活上的好朋友；5.赋予明确工作事项：让义工明白工作内容，知道工作目标，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也较容易为义工创造工作成就；6.发展团队支持：志愿服务过程不应该是孤独的，所以必须透过团队工作的方式，让义工学习如何相互支持，一起发展义工生涯。
朱为孺表示，接受《职场》杂志的采访是他第一次正式接受媒体采访。"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把它做好就可以，不在乎别人能不能听见或者看见。但是随着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我们想要留住更多参与过义工服务的人，就要给他们带来组织的荣誉感，有了荣誉感，大家可以不计苦累，始终保持一种向心力。所以我现在鼓励大家多跟别人聊聊我们的队伍，是对组织的宣传，也可以发动更多的人参与。"
国外NGO：让个人价值更加量化透明
文/杨澍
"我们例行公事一般给我们的员工开薪水，哪怕是在他们休假、不工作的时候，而对于义工，我们只是计算他们服务的时间、换算服务的价值，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这次的特别策划采访中，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说："在工作中，我们绝不让员工付出志愿者的劳动却得不到报酬，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支持社会公益、志愿服务，但是工作上没有不给薪水的志愿者，一份劳动应该有一份收获。"初听有些懵，不过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美国的观点和方式也许能帮我们打开一扇窗。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货币衡量为主要手段的价值体系中。最近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计划"进行了一项市民对义务工作的意见研究，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曾参与有组织或非组织的义工服务，每人全年分别平均提供35小时及22小时服务，按当时香港的工资平均水平每小时港币50元计，市民提供义工工作的经济贡献高达31亿港元，足以购买约9亿包即食面或兴建半条青马大桥！2007年，美国6080万16岁以上义工在社区参与有组织的义工服务，总计工作时间约81亿小时，创造价值超过1580亿美元。
事实上，衡量义工活动的经济价值是为义工管理者提供一个评估义工服务价值的手段。这样的手段可以向义工组织的捐赠者、赞助者、公众以及义工本人说明义工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资金和义工服务的作用。同时也便于评估和管理义工服务项目，支出和换算成经济收益的成果可以作为义工组织、非营利组织计划义工项目的依据，可以把义工组织在义工招募、培训和支持上的投入与义工的贡献两相比较，作为管理方式的参考。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作为美国会计行业标准的制定机构，发布了若干涉及到NGO和NPO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求非营利组织报告收到的捐款，包括义工服务。这意味着NGO和NPO需要在对外的财务报表中明示义工服务的内容。
在计算义工服务价值时容易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混淆了义工所提供的服务与义工本人所从事的工作两者之间的价值。如果一个眼科医生免费为非营利组织做白内障检查，正确的计算方法是按照这名医生正常工作的时薪来计算。但是如果还是同一个眼科医生，而他从事的义工服务是为社区粉刷房子、陪养老院的老人下棋，这些服务的价值计算就与眼科医生工作无关，必须按照在有偿服务的情况下获得服务的相应价格来计算。
"事实上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义工岗位找到一个相应的付薪工作的转换，哪怕这名义工只是帮助大家出了个点子或者找了个人，而这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不再仅仅使用平均数来计算。"Susan J. Elis作为一个研究非营利组织义工项目的专家，在她的《成功义工项目执行者》一书说深入探讨了义工价值的计算。"我们例行公事一般给我们的员工开薪水，哪怕是在他们休假、不工作的时候，而对于义工，我们只是计算他们服务的时间、换算服务的价值，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显然是不合理的。"义工服务价值被量化之后，是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对非营利组织、义工团体行为的公开、透明也是一种帮助，但是，这种手段也带来了争议。且不说搜集有效数据和确定货币度量标准很困难，对于用货币衡量义工服务的价值这一行动本身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做义工本来就是发乎情的行为，用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显然让人很不舒服。作为加拿大义工组织的主席，Arden Brummell并不赞同这样的方式，"有些人认为把义工服务做一个货币价值的体现无伤大雅，这是错误的。它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义工服务的真正价值。就像'强制性义工服务'一样，扭曲了义工服务精神和意义。"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义工服务，有些人想积累经验，掌握新技能，结交新朋友，扩大人际网络以获得一份新工作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些人只想单纯地回报社会，帮助朋友或推广一个不错的活动。这是义工服务的内在价值，都不能用钱来衡量。我们可以把这些服务的时间累加起来，获得一个总的时间，但是，我们不会再做下一步的运算。把服务时间乘以平均工资水平，这就等于认同经济手段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同时它还忽视了义工服务是无偿的这一重要事实，这么做太过简单化，也给出了危险的暗示：义工工作可以代替有偿劳动；无偿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把义工的贡献降低到小时工作制的水平，无视义工为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义工的个人感情。
义工服务的价值是什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如果说要用钱来衡量，恐怕大多数人会说"不".义工服务的全部意义当然不能用钱来衡量。爱因斯坦说，不是每件可以计数的事都可以计算，不是每件可以计算的事都可以计数。正像这句话本身表现出的矛盾一样，在义工服务的价值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矛盾。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在经济体系内，义工服务创造了价值，在经济体系外，它同样创造了价值，而这两者都是缺一不可，不可忽视。
对于国外非营利组织已经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Arden Brummell也表示，"如果必须作出这样的量化，也不应该被数字所蒙蔽，毕竟，数字背后是义工服务更深刻、具体和重要的价值，这种人类价值在创造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社会，这是金钱所不能度量的。"Susan J. Elis也认为"对于义工组织来说，无论用什么方式来计算义工服务的经济价值，千万不能认为义工为你省了钱，准确的说，是因为义工的参与，让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或者说义工使你达成了现有预算所不能达成的目标。"
WHEN 企业HR
企业眼中的志愿者
文/刘龙静 石丹
"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社会都推崇志愿无偿效力。志愿无偿效力是社区力量、活力、团结和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可以通过推动建立多元、平等和人人参与的包容社会，促成积极的社会变革。"这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的国际志愿者日致辞所说。而随着中国正在逐渐增加的在职义工比例，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又是如何看待志愿者的举动呢？
企业代表：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摩托罗拉（中国）北京分公司传播与公共事务部总监陈雷、首钢日电电子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曹来京、TCL集团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招聘经理艾冰
Q1：如果求职者的简历上注明义工经历，你会优先给予面试机会吗？什么样的义工经历会让企业更看重？
曹来京：不一定，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自然的流露，我会感兴趣，如果是大张旗鼓地刻意宣传，我可能会认为别有用心。比如那种列满自己所有做过的义工工作，而又没有任何相关义工工作成果说明的简历，就会给人一种炫耀或者是追求某种功利的感觉，这样的简历或许不但不会得到优待，反而会让HR反感。
赵鹏：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如果一个曾经多年坚持并且成功有创造性地奉献某一公益事业，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我愿意多了解他。企业用人，我们有个选择人的基本主张，就是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也就是企业招人还要根据岗位的需求来选人。不同的岗位对背景、性格等各方面要求不一样，有一些岗位是跟这种经历有联系的。比如有这样一个志愿者，大学毕业就去了西部，被委任做某乡的代理副乡长，管森林防盗、计划生育等事情。经受一年的训练之后，他在综合协调、处理复杂事情、承受压力方面应该会比城里在电脑前坐了一年的人强。
陈雷：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时候，一要看成绩单——一定要好，二要看社会活动——志愿者或者社团经历，同等条件会优先考虑。因为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只有与别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件事情。志愿工作是要跟别人沟通的，这证明了你的沟通能力。他如果坚持用个人时间、不求回报地参加志愿者活动，也反映了他的价值观。
艾冰：如果所有的条件都符合要求，并且和其他应聘者条件相当，有义工经历的简历对我应该会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会详细询问他在义工工作中的具体细节，了解他的工作成效和感悟，如果面试者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只是浅尝辄止，只把义工经历作为面试的砝码，我想这不但不能给他加分，反而可能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机会。做什么方式的义工不重要，我重点考察的还是他在做义工过程中的收获，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得到完善，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是否挖掘出了更大的工作潜力。
Q2：做义工是否会大量占用员工时间，影响本职工作？
赵鹏：我们不赞成占用工作时间，但是我们绝不在业务上、工作上让员工做志愿者却得不到报酬，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支持社会和公益事务，但是工作上没有不给薪水的志愿者，一份劳动一份收获。
艾冰：比如我们的"飞鹰计划"助教活动，虽然有6名员工将要脱离原来工作岗位至少5个月，但是我们在选拔的过程中，就已经把他负责的工作在离开后如何分担考虑在内了。应该说他们不仅仅是6个人去支教，背后是一个部门，乃至整个集团的力量在共同支撑。一般情况下，我们鼓励员工利用自己的时间从事任何义工活动，甚至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占用少量工作时间，但是不能因此耽误了本职工作。
曹来京：掌握好"度"，不偏不倚、适可而止。我觉得还是孟子那句老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清醒地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这很重要。员工因做义工而影响工作，要受到批评，必要时应当受到处罚，否则，企业将乱了章法。
Q3：企业方出于哪种考虑会出面组织义工活动？
陈雷：我们是最早系统连续地捐助希望工程的外企，也希望把这种价值观贯彻到员工身上。公司出钱做志愿项目，更希望员工都加入到中间来。一个公司对志愿者的态度和制度，对公司在吸引新客户、员工甚至建设企业公民形象上都有帮助。我们鼓励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和自己所长——比如英语和计算机知识，到希望小学里去做义工，还鼓励利用年假参加类似活动，这些都能体现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
赵鹏：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价值观：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人力资源机构，如果要做一点公益事业的话，你的主要方向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一些有特殊贡献和特殊困难的人提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智联招聘网上查看候选人的简历是需要收费的，但是，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简历，企业可以免费查看。我们的人才库里有几万份西部志愿者简历。智联招聘在这个事情上让出这部分的利润，可以降低他们找工作的门槛，使他们更容易被企业发现。
艾冰：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和企业利润直接挂钩，我们组织"飞鹰计划"也好，为赈灾捐款捐物也好，都是企业尽自己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这些活动还能把我们的企业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让人能直接地看到我们员工的工作方式，对企业有更充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让员工更好地体会到TCL的企业文化，并融入其中。我想这些收获的价值，远远大于利润本身。
曹来京：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持续地为社会提供价值，这样才能健康地生存下去。企业跟人一样，需要正当地赚钱。所谓"正当"，就是遵纪守法、爱护环境、遵守公共道德、注重诚信。正当地赚钱和做义工，本质上是一回事。我们非常重视社会贡献，企业组织义工活动应该从社会角度去关注，最好做到一定规模。
Q4：总体来看，你认为义工经历会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有帮助吗？如果有，帮助有多大？
艾冰：我觉得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不会因为你的义举，直接为你的未来铺上一条金光大道。因此如果希望能在职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在做义工时，更多的是要激发自己的潜能，提升价值观，并把它们应用到工作当中，让自己的工作能力获得更大提高。从专业的人力资源角度来看，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在1973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素质冰山模型，将人员个体素质的不同表现表式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如果说做义工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本职工作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提升造成损失的话，它却能快速提升你"冰山"以下的个人潜能。如果你能充分挖掘并体会其中的价值，将会对你未来的职业道路带来不可估量的帮助。
陈雷：义工工作需要一个人做很多事情，有粗活也有细活，会把人锻炼得积极主动、善于协调，情商会得到提高。跟人的性格一样，志愿者的表现也是各色各样的，但我发现他们不分年龄，都更愿意奉献和分享，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跟同事、客户相处，他们都非常有优势，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心态，在各自的团队中属于比较优秀的群体。
曹来京：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思想上的，当一个人抛开杂念单纯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比较容易悟出事物的意义和本质，从而克服自己思维的局限性。
赵鹏：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一个人被人感谢，进而受人尊敬，这对你素养的提升、保持平衡状态、积极面对困难是有帮助的。如果你所在的团队100人中有80人曾经得到过一些朴实的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些人的成长会更健康。他们在精神上不容易得癌症，不容易活得很分裂，不容易"鄙视自己、装作很光鲜".有这样的东西做底子，我会觉得这个组织会更健康，他们在一起工作会更愉快。
WHO 谁在做义工
开辟第二职业空间
文/马新莉
金融危机真的来了。为了避免职业链条的断裂，哪怕是风和日丽的晴天，我们也应该把伞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初入职场的新丁们，如何累积社会经验与人脉？多参加高密度人际互动的义工活动，是一条颇有眼光的有效路径。
朱秀峰在北京蒸发了整整一年，朋友们都是后来才知道，她到古巴教汉语去了。不过对于经常做事出人意料的她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英文地道堪比老美的朱秀峰，其实是古代汉语专业毕业的硕士。离开学校以后，她压根没动过去端铁饭碗的念头，找了个韩国人开的中文学校就教起了对外汉语。
"我本来也不是体制内的教师，当初稍微考虑了几秒钟，古巴啊，多神奇的地方呀，大不了就是挣钱少了，离家远了，别的还真没什么不舍得放弃的，所以就去应聘了。"这是商务部的一个项目，由中国政府无偿派出教师去古巴支援中文教育。得知自己被外派项目录取之后，2007年1月，刚刚登记结婚一个月的她，简单收拾好东西就独自去了地球另一面。
"来之前知道条件会很差，来之后才发现原来竟然那么差！你能想象吗？有时候我一个月都买不到一个鸡蛋，为买一袋面粉要在外面跑上半天。上网极其不方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被空投在沙漠里，跟国内的家里人完全断了联系。"但是，达观的古巴人民，一方面对物质缺乏的忍耐力超高，一方面又对尽情欢乐的免疫力极低，感染着手足无措的朱秀峰，一起穷而快乐着。可就在这样的哈瓦那，却能见到世界上最具丰富性的人类族群。"很多我只在地理书上听到过名字的国家的人，真的就生活在你身边，那么多样的文化，看得你头晕目眩。"她的学生全是中文零基础的大一新生，因为人手不够，每周要上满五天课，还要做保姆一样的班主任。为了尽快摸索到教课技巧，她先找住处的小保安练手，每天用西班牙语给他讲一个小时课，根据他的接受反应来检验教学方式。学生们拿她当启蒙老师，感情相当好，每月要来她家开一次party，住得远的学生要跋山涉水两个多小时才能来一趟。很多学生家境贫寒，离学校又远，可是公共汽车不靠谱，一个小时都来不了一班，上课时间经常没保证。这让朱秀峰经常从他们的辛苦当中体会到一种"愧疚感".她形容这种感受："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在玩过家家时，会本能地抱起她的洋娃娃，扮演母亲的角色。真没想到自己还能做得不错，原来在公关和协调上自己竟然还蛮有天分的！"做志愿教师也好，出国见世面也好，她转了一圈又回来，继续以前的职业，应聘到另一家汉语学校继续教中文。不过去古巴的经历并没有在这次应聘中给她加分。因为现在去过越南、老挝、古巴支教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她的老板并不在意她的西班牙语是不是很流利，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是欧美人。
做义工只是朱秀峰生活里的一个片段，却让她看到了将来的另一种职业可能性，甚至生活的可能性。尤其在眼下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在职场留一个备手，更显得重要。不管是猎头的光顾，还是以前客户的联络，都会成为你危难时刻的那根"救命稻草".这时，义工经历给你的很可能就是个惊喜。
大师德鲁克永远都有先见之明，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特别关注了非营利组织和其中的工作人。现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寿命往往超过组织的存在时间，也就是说可能你工作的时间比你所在的企业存活的时间还要长。那你要怎么安排你45岁往后的生命呢？德鲁克主张发展第二兴趣点，而提到最多的"第二兴趣点"就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在我们的生活或工作里，我们期望遭遇不到重大挫折是不现实的。在这时，如果我们有第二个兴趣，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是最大的成功。"避免失败，在经济不景气、人人自危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艰难。朱秀峰对类似志愿旅行的活动仍然满怀兴趣："其实哪儿有那么多正好'对口'的义工工作啊，以后再有机会我还是会积极考虑的。出国之前我也是硬着头皮开始学当地语言，一年下来竟然多掌握了一门外语。说不定哪天教美国人学中文混不下去了，我还可以去教中国人学西班牙语呢。"
德鲁克五问
在发展第二兴趣和寻找义工方向的时候，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的这五个问题你得好好问问自己。
1.我的长处是什么？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正确答案。你应该向周围的人寻求反馈并加以分析，发现自己真正的长处，然后努力完善自己的长处。同时，找到那些妨碍了自己发挥长处的地方（比如轻视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某种重要技能，或者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应有的礼貌），把它们改掉。
2.我做事的方式是什么？
就像人的长处各有不同，做事方式也各有不同。你是擅长团队合作，还是习惯单打独斗？你是擅长做一把手，还是习惯做副手？你是当决策者还是军师？你是在高压之下越战越勇，还是在和平有序的环境下才能出色发挥？关键不在于回答这些问题，而在于回答问题后你做出选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3.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人和组织企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二者冲突，你就难以发挥绩效。也许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找一个跟自己合拍的组织，会带给你更多的成就感。
4.我该去哪里工作？
或者，你至少知道你不该去哪里工作，知道该对什么样的工作机会说不，知道自己将以怎样的方式做一项新工作，并要求相应的预期和配合。
5.我该贡献什么？
要考虑到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形势的要求，二是基于自己的长处、做事方式和价值观，怎样能做出最大贡献，三是什么样的结果影响深远。认识你自己之后，要付诸相应的行动，才能管理你自己，你跟组织才能达到双赢。
专业地做义工
文/马新莉 石丹
付工资的老板发觉，越来越多的员工加入了各种社会团体，他们自己出钱出力不说，下班做义工的热情甚至比上班还要高涨。他们所追求的，仿佛已经不是在财富后面加一个零而已。
王学军是一个游走在本职工作与义工活动之间的成功例子。在外企打拼了17个年头的他，现在是微软中国市场运营资深经理，从小就是个电影迷，留学几年回国后，终于有机会成立了一个"海客"电影俱乐部。有意思的是，在他平时的工作职责内，经常说"No"，但在做他的俱乐部和为别的组织做义工时，却在努力成全每一个"Yes".王学军喜欢看电影，还去红丹丹心目影院的盲人看电影活动讲过一次。不过他事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角色。"给盲人讲电影，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准备，我发现自己即使占用很多时间也讲不好，不擅长这个。我就想，那用自己的资源还能怎么帮他们呢？也许可以帮他们做推广。"通过海客，王学军帮红丹丹找片源、找导演，请他们到心目影院亲自给盲人讲电影，每年12月31日，还撮合心目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做特别节目。
募款，是他另外一个长项。今年微软公司3月份的新品发布会，王学军和项目小组共同策划了一个你点击我捐助"的活动，通过点击为红丹丹筹款。当时一共得到了27万个点击，一个点击1分钱，但是27000元还在太少了。"项目组的何玉女士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同事，依然决定拿出15万元支持红丹丹。这对于他们是救命钱，他们用这笔钱拍了世界上第一部盲人话剧，演员都是盲人。终于公演的那天，你站在台下，会感觉到你帮了很多人。"这成为王学军做义工那么多年来最快乐的一个时刻。
不过这也催生出让他气愤的一件事。一些人想利用他们朴素的善良做生意，这让王学军感到很受伤："他们的潜台词就是，你是不是从这15万里拿到好处了？对这样的交易我真是又无奈又愤怒。"其实微软要出15万也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能批复，这件事的风险还很大。当时老板问：为什么是红丹丹？他只好调侃说："我只认识他们，我们计划请红丹丹感恩合唱团来参加微软的2008技术大会。"只要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工作上能跟帮助盲人相联结的，王学军都会努力。像类似新品发布会这样的活动，请盲人朋友一起来参与，的确能够一举两得。王学军心里其实有杆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投入地去多促成几个"Yes"是没错的，但是如果可能会对责任造成影响或者伤害时，是要说"No"的。而当别人首先跟你说"No"，一腔热血空对冷面的时候，又要怎么办？
不管做市场工作还是做盲人义工，"人的特征"无时无处不显现出来，有时候真是一种考验。本来打算帮助一个盲人去卫生间，没成想他甩手就摔开了你。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工作里也会有类似的场景，你想帮助别人，但是别人读不懂你的帮助，人家会觉得你添乱了。动作和语言是跟人的内心相对应的，除了一时感到沮丧，其实背后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品味。这给王学军很大的启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多了几分平和，也多了几分灵活。
找一个正式工作要考虑职业规划、计算回报，选择义工工作却是可大可小，力所能及就可。人生的目的本来也不仅仅是存款多一个零，而在于使帮助的人数多一个零。投入地做，平和地看，适当灵活地拒绝，才能得到与理想差距最小的快乐。
以专业做义工
文/马新莉 王珊珊
胡邓现在的头衔很多：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和心理咨询中心博士，CCTV"心理访谈"栏目专家，国内著名心理公益热线"青春热线"理事会常任理事，等等。而在16年前大学刚毕业时，胡邓完全是一个心理学门外汉——他把一个本来毫不相关的兴趣和冲动，成功变成了蓬勃向前的终身职业。
胡邓的成长史本来依照父母的意愿按部就班，上大学学党史，毕业以后留校，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校园。1992年，《中国青年报》招聘"青春热线"志愿者，胡邓纯粹图个新鲜，热情高涨地报了名。没想到这个跟专业没半点关系的志愿工作，后来竟然让他的人生轨迹自此转上另外的道路。
3个月的集中培训很快过去，胡邓进步很大，掌握了不少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满怀信心地上岗开始做热线咨询。谁知第一天上岗就遇上个大难题。1993年的中国，人们还都没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胡邓接的第一个电话偏偏就是一个同性恋听众打来的，旁边还有三位督导老师在监听。"我的手一直在抖，接完这个电话我才发现衣服全被汗给湿透了。"要成长为一个专家真是不容易。胡邓经历了据说三个阶段，才慢慢修成正果。第一阶段，技巧上的困难。因为接电话，不是和对方面对面，所以很难捕捉到大量动作和表情的信息，就要学会通过声音来捕捉他们更多的心理反应。这种电话治疗的技巧要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
第二阶段，职业病的问题。培训老师说，要在挂上电话后3分钟，完全忘掉它。胡邓刚开始最痛苦的就是完全陷入别人的案例中，难以自拔。"1995年到1996年是中国人离婚的高潮期，离婚率达到30%.每天接到的电话不是男人抱怨女人见异思迁，就是女人埋怨男人喜新厌旧。当时我自己也是适婚年龄，每天被这种信息轰炸，突然觉得婚姻很可怕，很迷茫，接热线的志愿者们还要定期接受心理健康治疗。慢慢发现，原来还有70%的人没离婚，原来幸福的还是大多数，婚姻还是有可操作性的，这才走出来。"第三阶段，沾沾自喜的肤浅期。知识越学越多，总想没事就用一用，显摆一下。于是总在坐公车和上班路上主动找人搭讪，走到哪儿都想试着通过别人的言行和着装，猜测别人是什么职业、什么性格特征，结果经常被人骂神经病，现在想起来胡邓还觉得好笑。
在几分钟内，通过几个问题，迅速抓住关键，是胡邓一个咨询必杀技。很快捕捉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才能迅速找到症结所在。前一阵子有一个女士，打电话说失眠很严重，胡邓就问为什么失眠，她回答是背单词老记不住，那么为什么背单词？她说要考托福出国，他又问为什么出国？她说，她想离婚，可是在中国离婚不好意思面对亲戚朋友，就想通过出国跟丈夫分开。这才是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所在。本来上学时性格内向，做志愿者只不过希望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多学一些与人打交道的技巧，时间一长竟然越做越喜欢，离不开了。胡邓后来干脆把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都改向了心理学，彻底投入了这个圈子。青春热线一坚持就是16年，像长到了身体里，成了胡邓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年因为经费出了问题，热线面临停播，他和所有的志愿者坐成一圈悲伤地哭泣。"十几年都在一起工作的团队啊！彼此太熟悉了，我们都像亲兄热弟。"现在胡邓仍然每周要做3个小时的热线电话咨询，一般是3个案例，一小时完成一个。16年以来，胡邓接听了无数电话，劝说过无数人放下屠刀、放弃轻生，他很庆幸那个人生最大的挫折还没来到。如果放下电话后，就举起了刀或者扣响了扳机，那将会是一个咨询师心情最落寞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在我做的十几年里还没有发生过，希望永远也不会到来。"作为1988年就开始背包自助游的"老驴友"，胡邓是新浪旅游论坛的资深版主，他还在人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很有名的选修课——《自助旅行与心理健康》，每次开课场场爆满。他不断在用自己的经历示范给更年轻的后来者：思路一打开，没准你的人生就能豁然开朗。
利己不是坏东西
文/马新莉
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看《越狱》时对男主角Michael Scofield的文身和帅脸丝毫不感兴趣，唯独对Michael得的那种叫"Low Latent Inhibition"的心理疾病念念不忘。这个名词在心理学上确有其事，中文翻译叫"潜在抑郁症"，放在电视剧里，就表现为Michael强迫自己去帮助别人。于是这个女朋友恍然大悟，哇，原来她身边那些一到周末就热心于去养老院孤儿院做义工的人，都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哪！
后来请教过心理学专家，才明白实际上这根本是两码事。Michael这类病症非常罕见，天生对环境刺激特别敏感，能产生比普通人更广阔的思维，他们内心极度矛盾和脆弱，沉迷于自我世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常常会把很多责任往自己身上拉，想改变世界上的一切不公平和丑恶，也就是像Michael那样"强迫自己拯救别人".而普通的助人为乐，则属于常见的利他行为，并没有什么神秘。如果从利己动机出发，反而更容易解释和理解。
可是，利他和利己，不应该是对立的吗？这样解释做义工的动机，仿佛有庸俗化甚至污蔑化的嫌疑。其实，把义工行为请下神坛，反而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产生更多善举。北京义工联网站上有一个针对义工的调查，问题非常简单："你为什么来做义工？"参与的网友回贴超级热烈，回答大概有以下若干种——A 能付出别人需要的，因为我的存在别人活得更好一些B 不知道周末该干什么，一个人孤单无聊C 快乐并有成就感D 最心痛的时候是别人给了爱，想同样把快乐送给身边的人E 喜欢跟好人一起做事情F 身处外地，希望把思念亲人的心意放到义工活动里G 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社会上功利心太多，坚持做义工的人肯定有颗平常心H 让心情好一点，调节情绪I 好奇J 为了保持自己的善良不被残酷、险恶的现实所改变K 想学更多爱的方式，或者表达爱的方式L 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不再活在过去的日子里M 开始只是好奇，但是慢慢把它当成有趣的事情来做，觉得既开心又有意义N 内心善良、充满爱心是一种状态，能够表达出来是一种更好的状态你瞧，大家的理由都很顺理成章和平易近人，要去谴责"想学更多表达爱的方式"这种动机太过狭隘，实在有点太不近人情。虽然客观结果上是别人得到了帮助，却不能否认人们实际的行为出发点在广义上说都是利己的。但是这种高尚的利己动机，才是普通义工身上最闪亮的人性温暖。
当援助者的行为对受助者产生影响时，援助者内心深处能感到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增长。他们不求感恩图报，只希望得到正向的反馈，能够确认自己的努力与受助者生活的改善得到了结合。这跟博客点击率狂升、网络论坛里自己抛出的话题受到追捧，在精神鼓舞的效果上有相似的作用。每个人可以根据兴趣和特长去有的放矢，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扩大方式。如果单纯是为了克服孤独感，那么不必拒绝你身边熟悉的人和环境，而去专门从陌生人身上找温暖。做好手头现有的事情，其实比做义工还要来得重要一些。
做义工不是开发程序，你要面对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有趣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完全通用的做义工"十要十不要".大多数人刚开始参加义工活动一般遇到三种问题：兴奋；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我们编辑部去参加红丹丹盲人爬长城活动的同事，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类似活动。在经历过以上三种紧张情绪之后，很快就在尝试中摸索出了带盲人在长城上走路的窍门，慢慢地根据他们的敏感触觉，掌握了带路的节奏。陌生人之间通过指尖传递的信任、谨慎甚至警戒，能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表达热心和拿捏距离的相处技巧。
当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义工伦理值得额外注意：没人做的，做不过来的事情多做；涉及金钱交换的事情少做或者不做；也不要去伤害别人的经济利益，比如在社区里热情万丈地帮人免费修自行车，实际上却是在跟收入微薄的修车铺抢生意。这样的义工工作，当然就不是非做不可了。
WHERE 去哪儿找义工机会？
义工指南
也许你已经对做义工产生了很大兴趣，还是感到献爱心无门？我们提供了以下一部分组织的情况，试着Google或者百度一下，你只会发现更多。但是有个必要的忠告：义工招募信息一定要亲自验证，可通过官方公布的电话号码事先咨询，保持分辨能力，做出真正的贡献。
企业义工场
微软中国：带薪服务假
从2006年起，微软每年向所有正式员工提供3天的带薪"志愿者服务假"，以不同形式倡导鼓励员工投入到社区事务中，并且使员工的志愿公益活动在社区里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微软把企业公民理念融入公司的整个战略当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并和整个社会热点尤其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
拜耳：携手红丹丹
2006年，拜耳与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开始合作。除了支持红丹丹每周一期在北京广播电台为盲人以及其他残疾和正常人士播放的"心目影院"节目，每月的第二个周六，拜耳员工志愿者会来到红丹丹为盲人讲电影。他们还为推动四川灾区重建启动了"拜耳博爱计划"，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推出"员工志愿者计划"，旨在能够为此提供长期支援。
NEC：春天去种树
在北京延庆县建立了一个NEC林，由企业出钱，员工出时间，连续4年组织在京企业每年春天去植树，目前已经初具规模。
TCL：飞鹰助教团
从2008年开始实施青年志愿者义务助教活动"飞鹰计划"，已经首批选拔出6名员工赴希望小学任教。在员工支教期间，TCL会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同时专门为他们设计了相应的考评体系，保证工作的有效性。
智联招聘：志愿者平台
2006年起，开始组织物美、北京可口可乐、佳能中国等企业做西部志愿者后面的联盟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西部志愿者工作。于2006年末正式与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合作成立中国志愿者网，由智联招聘提供网络平台、技术和运营资金，为志愿者提供网络报名和交流，现在已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公益门户网站，峰值时在线超过10万人。
摩托罗拉：全球公益日
今年10月15日是第三届"摩托罗拉全球公益日"活动，世界各地的摩托罗拉员工将付出半天时间，投入300多个针对不同社区需要的教学、环境保护及社会公益活动。摩托罗拉基金会为每位参加公益日的员工植树；如果员工重穿过往活动的服装，摩托罗拉基金会将以员工的名义额外多植一颗树。摩托罗拉中国的3500员工在7个城市投身于30项环保和公益项目，比如在北京鼓励并组织员工骑车上班，在上海捡拾垃圾，在天津为病患儿童制作手套等。摩托罗拉连续3年赞助非营利组织JA（国际青年成就）给学生讲如何准备面试和开展职业生涯等知识，都是利用周末时间，已经有成熟的教程，非常实用。
高盛：服务青少年
每年4月至7月，高盛社区团队CTW（community team work）会利用每个周末，与相关NGO组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供自己的员工参加。你可以选择跟来京务工人员子弟去植树、开运动会、陪他们体检、参观天安门，也可以选择改建大象馆，带领患自闭症的儿童参观北京海洋馆，给参加职业见习日的高中生做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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