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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拿什么留住人才
这一年5月,最牛基金经理王亚伟走了,坚守公募基金行业超过10年的基金经理,只剩下华安基金副总经理尚志民和汇丰晋信基金副总经理林彤彤;同月,大佬范勇宏走了,老十家基金公司的创始总经理已经无一在位。
两位基金业标志人物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令人唏嘘的不仅如此,这背后是短短五个月百起基金经理变更的残酷现实。新人不堪用,老人不愿留。曾经一职难求的公募基金已然一将难求,公募基金到底怎么了?
前所未有的人才荒
无可用之才的现实让基金公司无奈给绩优基金经理身上加担子,很多基金经理不得不“一拖多”。
如果说王亚伟和范勇宏这样标杆式人物的离开是对公募基金行业形象上的打击,那么那些经验丰富、过往业绩优秀的基金业人才的陆续告别对行业就是实质性的打击。仅仅14年时间,与前一批核心人才接连谢幕同时进行的,是公募基金行业正从一个朝阳行业慢慢失去了活力。
晨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公募基金行业一年内共计发生基金经理变动200次,这一数字在去年同期为149次,而在2012年同期仅有94次。公募基金经理更换频率在不断加速。这其中就包括那些昔日明星基金经理们。
这些业绩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奔私”潮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包括博时明星基金经理肖华、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等在内的大佬级人物先后弃公募而去。从2006年第一只“公募派”背景的阳光私募信托产品成立,6年来,“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已有79位,共管理284只产品。
伴随着从业人员的频繁流动而来的,是从业者的越来越“年轻”。
数据显示,目前在职的727名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年限只有2.46年,截至2011年底,基金经理的人均任职年限仅为1.63年,人均管理过3只基金。另据统计,目前825只开放式基金中,有近200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做投资年限低于一年,占比近25%。
类似王亚伟这样能够坚守十几年、经验丰富的“明星经理”已然是凤毛麟角,而在发达国家,基金经理被认为是“白发行业”,基金经理从业年限普遍在10年以上,都是用时间“磨出来的”。缺乏时间磨砺和经验积累的基金经理们自然难以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取得骄人的业绩。
就在去年8月,华安基金的许之彦凭借“一拖六”问鼎最牛基金经理,而再到今年,“一拖六”、“一拖七”基金经理已不再是一个两个。同时管理多只基金,这些压力巨大、不堪重负的基金经理们根本难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分析判断市场形势,做出准确操作。
一将难求背后
人才不足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留不住人才又培养不出人才。在激励机制缺失、考核压力太大、多重束缚缠身的情况下,一旦行业低迷,人才紧缺这一矛盾就成倍地被放大。
人才储备不足与行业发展不匹配
“基金业在2006年、2012年开始爆发式增长,但前期人才建设储备不足,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来应对当前这个不断扩容的市场。”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指出。
2006年、2012年市场迎来牛市行情时,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爆发式增长,很多基金公司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没有提早做好准备,虽然不少公司通过大肆招聘名校高材生扩容,但投研人员的培养需要时间,不少公司虽然在数量上看似达到了目标,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毕竟人才需要历练和积淀。
“不能简单地说行业缺人,而应该说是缺已成型的人,老人走了,新人还接不上。”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基金业没有积累出相当数量的“老资历”人才;部分有一定经验的人才又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离开了公募行业,因而造成了目前“一将难求”的局面。
目前,伴随新基金产品多通道审批制度的实施,基金数量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11年共发行了212只新基金,而这一数字在三年前还不足百只。此外,新基金公司的迅速扩容也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基金业人才更加稀缺。
“归根到底,是基金行业的高质量人才建设没有与行业发展相匹配。”某基金研究机构总监坦言。
激励机制缺失外来诱惑难挡
“我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了很多企业的领导,他们对股权激励有强烈的诉求,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需要拿多少股权,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留住和吸引他们所青睐的优秀人才。”王亚伟离职时如是公开表示。
而范勇宏在2012年底曾经公开表示,从内部来看,基金发展遭遇到制度的瓶颈,目前仍无法实现持有人、基金经理利益一致性的问题。其结果是,基金公司管理层和基金经理等人才频繁跳槽,或者由公募转向私募等其他资产管理领域。多年来范勇宏一直以多种方式谋求建立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机制,分享经营成果,但遭到股东方中信证券的压制反对。矛盾由此而生。
事实上,在范勇宏之前离开的前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在任时,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到激励机制问题。在“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肖风指出,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设计,确实很难跟基金经理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而博时股权激励机制的“泡汤”显然也是让肖风做出离开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基金法》起草人之一的王连洲在卸任华夏基金独立董事之后,在微博上表示“亚伟离职可以理解;体制不改,留人也难”。
在激励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外来诱惑自然而生。
据相关数据,大型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年薪一般在300万元左右,中小型公司的普通基金经理年薪在100万元左右,而私募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此。信托、期货、实业等公司都非常喜欢有公募背景的人,据悉,2011年部分信托公司核心业务人员的收入过千万元,显然这对基金经理也极有诱惑。在不少已经跳槽的公募基金经理看来,去公募基金工作只是为了获得资源和人脉,以便未来去其他行业发展。
“去年以来离开公募基金行业的基金经理有一大部分转投其他资管行业。”江赛春认为,这是由于国内资产管理行业内部发展的不匹配。目前国内资管行业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一些资管正处于上升期,比如券商、信托等,而基金行业经过2012年的高点以后,整体的发展回归平稳,这也让一些基金行业人才更愿意选择别的资管行业去谋求更好的发展。
考核压力太大从业者自诩“拿命搞投资”
做基金经理尽管表面光鲜,实则有难言之苦。
在证监会要求下,每个基金经理工作时间的行为全部被监控。除了自己的账户,就连父母妻儿的账户都要逐一上报。此外,行业的排名压力让基金经理们不堪重负。业绩考核不达标可能随时被炒鱿鱼。更有甚者,公募基金还要承担违规风险,一招不慎就戴上了“操纵股价”的帽子,很可能终身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基金应该追求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一点谁又不懂呢,可是国内的投资者并没有成熟的投资理念,他们本身就看重短期收益,没有几个人是愿意等上一两年再来评价你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公司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一边是庞大的业务工作量,一边是各界过高的关注和期望,难以承受的身心压力让基金经理们,特别是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健康状况堪忧,此前就有某基金经理公开表示自己是在“拿命搞投资”。
近年来英年早逝的高级投研人员或管理人员已有多位,包括上投摩根前投资总监孙延群、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原固定收益总监文鸣、易方达原总经理助理缪建兴等。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夏基金原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董黎明愿辞去高职,与朋友投资成立山东康之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种蔬菜、种种大米。对于他而言,“务农”的生活似乎比在资管行业打拼幸福得多。
人才紧缺破解之道
体制不改,留人也难。除了简单的物质激励,企业文化对人才的集聚作用也不可忽视。而与留人同样重要的工作,还有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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