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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外企的跳槽一族
我到北京第一天就与欧阳平（化名）取得了联系，但到了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才见到他。
欧阳平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我与他约了多次，但每次都在预定见面时间的前半个小时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咱们改天吧。”
我改变策略，放弃上午、下午的工作时间，改在午饭期间、晚饭期间、甚至晚上九点以后。
“对不起，今天午饭恐怕我得跟客户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对不起，活没干完，我晚饭就在公司里凑合着吃了。”“对不起，今晚看来我要加班到午夜以后了。”……
当我们终于在西单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见上面时，他最初同意我披露他的真实身份，但采访结束后，他又变卦了：“文章发表时，就不要用我的真名，也不要提我公司的名称吧。”
其实，欧阳平工作的那家外企，谈不上是“血汗工厂”，也不属于制造业，而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他也不是初入行的“资浅”职员，而是一个部门的经理，薪水也不低，平均年薪超过30万元人民币，但他就是忙，忙得没有“家庭”（他已婚，且有一子，但孩子基本交给父母，妻子基本交给同业竞争对手：他太太在另外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忙得没有“业余”（法定节假日时，他的公司偶尔也会组织什么黄山游、漓江游，但他宁愿选择在家睡觉，确切地说，是在家补觉）、忙得没有“自我”（他觉得，他似乎把自己的时间、空间、肉体、精神一揽子卖给公司了）……
欧阳平最大的烦恼是“有钱没时间花”。他特别羡慕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为他的正常工作日程是“朝九晚十二”，如果遇上为客户IPO做审计工作，他常常凌晨二、三点才能赶回家。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就像‘围城’，圈外的人很羡慕我们，认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名气大，拿钱又高，但圈内的人都知道，这一行太忙，太辛苦，地位也不高，例如，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会计师地位最低，拿钱也最低，收入高的是律师、投行。我们所许多人都想先苦几年，挣些钱，然后跳槽或改行。”他的口吻和言辞苦涩涩的，就像他点的那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
“你的职业是典型的白领，你不到30岁，收入却超过30万，而且在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混到了部门经理这一级，跨入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行列……”我试图安慰他。
“什么是中产阶级？”他打断了我，“如果从量化角度讲，我应该属于中产阶级，但我理解的中产阶级，是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阶层，如果你赚了很多钱，但什么生活都没有，我觉得那不算中产阶级。”
压力越大，跳槽越频？
程越（对不起，又是一个化名）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他的理由是，他的收入够不上中产阶级量化的财富标准：“我算不上中产，我的老板才算。”
他的雇主是美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
我把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产”收入标准告诉了他。“那我的收入确实超过了这一标准的下限。”他心不在焉地说。
程越今年28岁，在这家美国公司做质量顾问。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只能在午饭期间与我见面。我们在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的一个食肆中约见，边吃边聊。
“外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员工的归属感比较弱。”程越说话音量不高，我得尽量凑近他，才能在食客纷杂的交谈声和杯盏声中分辨出他的声音：“我的工作压力很大。IT业不养老，我们公司的同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岁数。我们都是合同制，两年一续。我倒不太担心被炒鱿鱼，因为我工作很卖力，老板一般也不会这么做。炒鱿鱼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可以拿一笔钱，然后换家公司继续做。但对老板来说，更糟的是员工跳槽。”
程越大学毕业后刚刚工作了五年，就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你这么年轻，跳槽就这么频繁！”我惊讶地说。
“我这不算频繁，还有比我更频繁的呢！在外企的圈子里，据我所知，有人一年一跳，还有的人干了几个月就换公司了。跳槽的原因很多，有人是为了更高的薪酬，有人是为了更好的职业晋升前景。”程越淡然地说。
国际猎头公司的调查结果，似乎证实了程越的话。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Mercer HumanResourceConsulting）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自去年以来，中国54%的企业（多为跨国公司）表示专业员工的离职率有所上升，而42%的企业表示支持部门人员的离职率上升了；25至35岁员工的平均任职期，已从2004年的平均3至5年，降至2005年的仅1至2年，而这个年龄段的员工是跨国公司的主要争夺对象；结果，更替员工的平均成本达到了员工年薪的25%至50%，而考虑到招聘机构费用、面试时间以及职位空缺期间减少的销售额，雇主面临的成本可能超过资深员工年薪的两倍。
秦信阳（化名）也换了三份工作，一份国企，两份外企，不同的是，他在如今效劳的这家德国公司重庆分公司干了六年，而且目前没有再跳槽的打算，原因大概是：他早已过了跨国公司争夺的热门人才的年龄上限──35岁。
对不起，我不得不再次使用化名。这次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竟然主要来自理应比较自由、宽松的西方在华企业。原因何在，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想透。
我采访秦信阳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六，他在家休息，但他的神态和口气，仍然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我工作压力大，不是一般的大，非常大。”
不过，秦信阳感受到的压力，并不像欧阳平那样来自超时工作，而是来自中国国内同业对手的竞争。“我负责公司在中国西南、华中地区的产品销售，但现在生意很难做，中国国内企业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低的价格，与我们抢生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老板的感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但他把压力又转嫁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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