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制造“就业率”的多重悖论
6月25日《新安晚报》消息：安徽少数高校提高就业率，扣发未就业学生毕业证。高校毕业班学生即将毕业离校，但少数高校为了提高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要求毕业生必须提供就业协议书和就业接收函，否则不发放毕业证书，少数毕业生就因此而拿不到毕业证书，个别甚至找到学校附近的小店随意“签约”。一边是大学生缺乏“就业力”下“毕业即失业”的求职艰辛，一边是一串串“高校制造”牌“就业率”的喜人情景，高校就业率的数字游戏成了“圈里人皆知”的皇帝的新衣，但可怕的是，就业率乱象下的疯狂版本决不止于“与学校小店签约”、“与倒闭了N年的企业签约”般荒唐滑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同理，从历史经验看，一个领域的国家公立机构大规模地玩数字游戏，往往是行政压力的产物：高校给就业率注水的动机往往不外乎“就业率和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等等的暧昧纠结”。
一是高校科学发展和就业率崇拜的悖论。“就业率”只是一个相当功利的现实主义指标，如果将就业率与招生、考评、拨款联姻起来，无疑就为就业率注水埋下了伏笔；而一旦“就业率崇拜”成风，结果就与地方政府“GDP崇拜”走上了同一条路：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令人忧虑的是，在教育产业化和管理行政化并行的现状下，“就业率崇拜”已经具备了自我加速的空间。部分高校早就“以就业率为中心”，大学教育的学术性、开放性、使命感等理念已经被唯就业率论引发的“重术轻道”思潮无情浸染，使得大学的科学发展日益倾向于口号意义和墙面色彩。
二是“就业率”本身蓄着计划的小辫子跳着市场艳舞的悖论。统计就业率的时间是以计划经济年代为标准，6月30日是计划年代离开即意味着分配到工作的日子；统计依据还是以派遣证（后来到就业合同）为法宝；在整个的就业流程中，大学一直取代了调控主体的政府反而成了最忙碌的婆婆……问题是：市场经济下的就业是“期货”而不可能都是“现货交易”；就业本身是政府调控制下的市场行为，高校的过度热心也是错位；就指标本身而言，现行的统计数据无法衡量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因此就业率就变成了没有“内涵”的就业率。目前就业率的计算公式也是比较搞笑的，就业率(%)＝(毕业生总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待就业”是什么概念？按规定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有就业愿望，但毕业时尚未落实具体工作的毕业生，另一种是指暂时无就业愿望、拟升学、身体健康原因及其他原因暂不就业的毕业生——换句话说，只要能证明你没闲者，就算就业了。
统计就业率的初衷是让政府调整政策，让民众调整预期。当就业率的虚高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却无人捅破这层窗户纸，是该到了让“高制造校”牌就业率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吧，我们呼唤独立机构的更科学更理性的就业率统计体系来结束眼下的就业率迷局，不然，一边自己作弊注水就业率一边让学生诚信就业，这出戏对国家就业政策宏观调控的反向张力、对公众知情权的肆意践踏、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事实颠覆……每一条都比“注水肉”危害惨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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